《符号里的中国》 裴鹏程解读
《符号里的中国》| 裴鹏程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赵运涛。作者就“中国符号”这个课题搜集查证了大量资料,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华文化中的一百多种符号, 并配了300多张彩图。
关于本书
本书提到,演化是符号的重要特征,符号的演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错讹”,人们有意无意地造成一些错误;一种是“错位”,一些符号在神圣化、世俗化、本土化过程中发生的演化。符号的使用场景主要有四类:纳福求吉、辟邪禳灾、彰显地位与权力,以及生存与繁衍。
核心内容
第一、第二部分,分别解释“错讹”和“错位”在符号生成、演化中怎么发挥作用。第三部分,看符号使用的四大场景,不同场景反映了符号的什么特点。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一本《符号里的中国》。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事实上,人类的文化就是由各种符号组成的复杂系统。有的符号是可见的,比如文字,人类通过文字记录思想;比如旗帜,人们围绕国旗结成共同体。有的符号是不可见的,比如节日,附着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比如传说中神灵,凝结了人们对某种规则的想象。一个符号的生成发展,背后必然有强大复杂的文化做支撑。只有读懂了符号,我们才能理解符号所承载的文化,以及脚下这片土地。
今天这本《符号里的中国》将带我们从符号入手解码中华文化。本书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赵运涛。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华文化中的一百多种符号,比如龙、凤、蝙蝠、松、竹、梅这样的祥瑞;土地公、灶王爷、四大天王、十殿阎罗这些民间信仰;以及春节、端午节、中元节、重阳节各大传统节日。另外,这本书配了300多张彩图,每一张图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不过,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丰富的故事和精美的插图,而是作者在介绍这些符号时,对符号形成过程、实际功用的分析。其实,理解符号并不是要记住符号背后的故事,而是要把握符号形成、发展和应用的原理。
作者提到,符号最大的特征是不断演化,符号的演变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错讹”,一种是“错位”。“错讹”是指人们有意无意地造成一些错误,比如八仙中的“汉钟离”这个名字,是后人读史书断句断错形成的。“错位”是一种高级的“错讹”,指一些符号在神圣化、世俗化、本土化过程中发生的演化。比如,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原本是不同神话体系里的人物,后来被生生“撮合”成一对儿。 而关于符号的使用场景,作者认为主要有四类,分别是纳福求吉、辟邪禳灾、彰显地位与权力,以及生存与繁衍。
下面,我们分三部分介绍本书最出彩的几项内容。第一、第二部分,分别解释“错讹”和“错位”在符号生成、演化中怎么发挥作用。第三部分,我们看符号使用的四大场景,不同场景反映了符号的什么特点?
我们先看,“错讹”怎么影响符号的生成和发展。
“错讹”,顾名思义就是符号在形成过程出现了错误,背离了原来的情况。
有的“错讹”是积非成是,也就是说,最初人们不知道出错了,结果文化符号以错误形态延续下去。
比如,我们熟悉的“八仙”,在民间传说中,“八仙”济贫救弱、不畏权势,深受民众喜欢。但作者在书中提到,“八仙”中至少有两位的名字存在错讹。一位是梳着双丫髻、挺着大肚子、手摇芭蕉扇的汉钟离。汉钟离人物原型是唐代或五代时期的钟离权。《宣和年谱》记载“天下都散汉钟离权”,意思是“我钟离权乃是天下最大闲散之人”,由于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人们断句断错了,把“汉”和后面的“钟离”连起来,结果把人家的名字误读为汉钟离。之后,人们就这个错误的名字继续找补,说汉钟离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大将军,因兵败而躲入终南山,被铁拐李点化后成仙。
“八仙”中还有一位是倒骑毛驴的“张果老”,他的名字也有错讹。所谓的“张果老”本名张果。他是史书记载的真实历史人物,生活在唐朝。由于张果年纪很大,人们就在他的名字后加了一个“老”字,用来表示尊敬,结果有人误以为“张果老”就是他的本名。
你想,连人名这种最基础的信息都有错讹,更别说与人物有关的故事了。我们都熟悉一句俗语:“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本书作者经考证得出,这也是讹传。“狗咬吕洞宾”,并不是真有一只狗去咬吕洞宾,“苟杳”是个人名,“苟”是姓,“苟且”的“苟”;“杳”是名,“杳无音信”的“杳”。相传,苟杳和吕洞宾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都为对方做了一件好事,但没有声张,结果互相误解,以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后来真相大白,双方重归于好。本来是一场美好的误会,结果以讹传讹,变成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像这样不经意搞错,然后将错就错的案例有很多,不过,大多数符号在形成演化时出现的“错讹”,其实是人们有意为之的。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动植物被当作吉祥符号,这些符号的吉祥寓意,大多是依靠联想思维而故意形成的“错讹”效果。比如蝙蝠,在西方文化中,蝙蝠与黑暗、神秘、恐怖有关。而在中国古代,由于蝙蝠的“蝠”与“福”同音,所以“蝙蝠”成为一种吉祥符号。蝙蝠常和其它符号搭配,组合出更丰富的寓意,比如五只蝙蝠中间捧一个“寿”字,就是“五福捧寿”;把多只蝙蝠和寿桃放在一起,称为“多福多寿”;把蝙蝠、梅花鹿、寿桃、喜鹊组合在一起,就是“福禄寿喜”;把蝙蝠、寿桃和象征多子的石榴、莲子组合起来,这是“福寿三多”。
作者提到,古人除了通过谐音来创造吉祥符号,也会根据某些事物的特质来塑造精神偶像。例如,松、竹、梅被中国人看作“岁寒三友”,是高尚气节的象征。其实,最初人们称赞的只有松和竹,梅花非但不在列,甚至被看作松竹的对立面。因为,古人觉得梅花只是“一时之艳”,开一段时间就谢了,哪比得了寒冬中松竹的持久苍翠。直到唐宋时期,人们才逐渐肯定梅花,看到它的优点。与其他花朵相比,梅花不仅耐寒,而且在白雪映衬下显得十分高洁。“岁寒三友”这个文化符号,便是在宋代形成的。
在符号的形成演化中,“错讹”的使用,不仅是为了图个吉利,或寻找精神偶像,有的时候也是为了规避麻烦。作者举了“观音菩萨”的例子,“观音菩萨”最初的名称是“观世音菩萨”,但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便有了“观音菩萨”的叫法。
通过“错讹”的方法规避麻烦,不只体现在人物名称上,也体现在民间的风俗中。就拿清明节来说,今天清明节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扫墓祭祖。但最初,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只跟农业生产有关。清明跟扫墓联系起来,是古人妥协的结果。
先秦时期,扫墓祭祖的时间是每年农历三月三。到晋朝,寒食节变得非常流行。我们知道,寒食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介子推。后来,晋朝的统治者觉得晋朝和春秋的晋国存在精神渊源,于是极力抬高寒食节的地位。又因为晋朝号称以孝治天下,恰好寒食节纪念的介子推不仅是忠臣,还是孝子,所以,晋朝统治者逐渐引导人们把扫墓祭祖、怀念先人的习俗从三月三转移到寒食节。这个改动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麻烦。因为,寒食节要禁火,但唐宋时期的祭祀要烧纸钱。于是,人们做了妥协,把祭祖活动又后移到时间紧随寒食节的清明。明代以后,扫墓祭祖正式成为清明节的习俗。
说完“错讹”,我们再看符号生成演化的第二种方式“错位”。作者认为,“错位”可以看作是一种高级的“错讹”。
但仔细比对,“错位”跟“错讹”有很大不同。“错位”其实是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尺度中讲的。符号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历史的推进,地域的扩展,符号原本的含义会无法满足当下需要,这时,符号就要因时而变、入乡随俗。这便是符号“错位”出现的背景。
归纳一下书中内容,“错位”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自下而上的“神圣化”,第二条是自上而下的“世俗化”,第三条是由外向内的“本土化”。
说到符号的“神圣化”,有个很经典的例子,这就是孔子的神化史。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但在中国文化中,孔子的地位可不是教育家、思想家这两个词能概括的。孔子能获得那么高的地位,既有弟子们极力神化的功劳,也是帝王为稳固统治而不断推崇的结果。具体原因这里不讨论,我们重点看孔子神圣化的过程,试着从孔子的案例中,总结出一些古人神化某个人物的惯用套路。
孔子一路封神最直观的体现,是他的头衔。作者提到,孔子在汉代被追称为“褒成宣尼公”,孔子享有贵族的最高爵号“公”。宋代,孔子被尊称为“玄圣文宣王”,孔子竟然获得“王”的尊号。明代统治者继续拔高孔子,手段是给孔子的封号加最高级限定词,比如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统治者给孔子加了更多的修饰,孔子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除了加头衔,神化孔子的另一大手段是给他编故事,比如汉代的人们认为,孔子五百年前已经把治理国家的奥秘全部藏在《春秋》和《孝经》里了。东汉时期,有学者直接提出,孔子可以预测未来。到后来,预测未来这项能力显得太单薄了,于是人们给他编造了很多怪力乱神的故事,比如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提到,孔子具有识破妖怪伪装的能力。元明时期的连环画《圣迹图》说孔子是水精之子,你看,最后孔子他老人家竟然成妖怪了。
只是编故事,还不够带劲,古代圣贤或神灵要接受祭拜,所以,人们又从孔子的相貌上做文章。今天的人,喜欢把自己最美的样貌展现出来,古人的路数很特别,喜欢走个性风,越独特说明他越了不起。最初,人们只是把道教、佛教的一些元素加在孔子身上,比如很多孔子像,孔子的姿势是盘坐的,有时会摆出拈花的手势。到宋代,民间有了孔子“七陋”的说法,人们认为孔子的相貌有七种丑陋,比如鼻孔朝天,两颗大龅牙什么的。到明代,“七陋”以外又加了“四十九表”,把怪异的样貌细节化,来体现孔子超凡脱俗的“圣人异相”。
把圣人的相貌绘制出来或雕塑出来,是要用来供奉、祭拜的。孔子成为中国古人全民崇拜的对象,还有一个体现,就是孔子的多重身份,皇家的大成殿有如同帝王的孔子像,学者心目中有如同夫子的孔子像,民间有儒释道合流如同神仙的孔子像。总之,生活在古代,总有一款孔子适合你。
除了像孔子这样自下而上的造神以外,符号的“错位”还有自上而下的世俗化路径。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例子: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绯闻。
仔细看“王母娘娘”这个名称,你可能会觉得不太对劲,她不像玉帝的配偶,更像玉帝的母亲。作者解释,玉帝和王母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玉帝跟道教有关,而王母出自上古神话,两人本没关系,那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我们中国古人很可爱,喜欢成双成对,普通老百姓心中的天界,也是以自己的生活为蓝本想象的。玉帝虽然是三界主宰,也应该有老婆,就像人间皇帝一样,得有个主理后宫的皇后。于是,人们查阅各处传说,选来选去,西王母好像是最出色的女神仙。宋元以后,话本小说流行,神仙故事是重要题材。因此,玉帝和王母硬生生被拉在一起,变成了两口子。
你有没有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号世俗化方向的错位,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不管这个符号最初是来自复杂的哲学,还是古老的典籍,都需要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想象,而且,这个想象的逻辑得简单易懂。
我们再简单聊一位神,这位神在中国民间人气极高,他就是“土地神”,男性老者形象,慈眉善目,平易近人。不过,按照中国哲学中的阴阳理论,天为阳,地为阴,天公对地母,为什么土地神是男性呢?
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受到人世间乡绅文化的影响,一方土地往往由有威望的男性长者负责主持公道,于是土地神就变成老者的样子。不过,土地神一个人多孤单啊,所以老百姓张罗着给土地爷配了一位土地奶奶。
说完符号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我们再看“从外向内”的演化,也就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如何本土化?
我们拿“龙王”的例子来说。“龙王”这个名称听起来,好像是“龙中之王”的意思,尤其是受《西游记》的影响,四海龙王好像是龙族的四大家长。其实“龙王”跟我们想象中腾云驾雾的“龙”不是一回事。龙是中国本土的,而龙王来自印度。
先说龙。龙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祥瑞之一。考古发现,上古时期,北到辽宁阜新,南到江浙地区,中国多地都出现有关龙的崇拜。关于“龙”是怎么起源的,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龙这种符号是不同部族图腾融合的结果。
而“龙王”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带来的形象,在印度它叫那伽(Naga),是一种人首蛇身的精怪,中文翻译为龙或龙王。在佛经中,龙王常常妨碍佛祖、佛教徒传播佛法,这时,佛教徒要么赶走龙王,要么把它们收服为护法。护法共有八部众,第一是天,第二是龙王,这八部众便统称为“天龙八部”。你看,佛教中的“龙王”,无论是外形特征,善恶形象,社会地位跟中国本土的“龙”差别非常大。
不过,“龙王”这个符号传入中国后,就入乡随俗了。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我们从中挑选三个。这三个例子都出自明代小说《西游记》。
第一个例子是悟空寻宝。孙悟空学得一身武艺后前往东海龙宫讨要兵器。龙宫多宝这个概念就来自印度,在印度神话里,龙王那伽有宫殿,守护着众多财宝。 不过,龙住在水里,这是中国的观念。
再看第二个例子,悟空大战金翅大鹏。西行路上众多妖怪中,战斗力最高的当属金翅大鹏怪。而金翅大鹏的原型是佛教“天龙八部众”中的第六部众,名为迦楼罗,也称作伽偻达。它是一种大鸟,以龙王为食,是龙王的克星。 因为汉语词汇中没有可以意译的词,于是把它称作金翅大鹏。在中国文化中,鸟和龙原本是非常和谐的,但龙王和迦楼罗这组符号传入后,大鹏和龙之间形成对立关系。
最后再看一个孙悟空大战红孩儿的例子。红孩儿善吐三昧真火,孙悟空便求龙王降雨助阵。中国文化中,龙住在水里,但龙有降雨的本领,这是佛教的说法。另外,你是否记得,《西游记》里龙王最终拒绝了孙悟空的请求。因为龙王虽然能降雨,但需要获得上级指示后才敢办事,而且得叫来雷公、电母、风伯、云童组团干活。这也是龙王本土化的结果。农业在传统中国社会极端重要,对于农民,雨下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所以,中国人对龙王的权限进行了规范,龙王有降雨的能力,却没有下雨的决定权。
符号本土化的案例,作者还列举了很多,比如“狮子”错位为“石狮子”也是一个代表。你有没有发现,古代建筑门口的石狮子,跟我们在动物园见到的狮子是不一样的。石狮子的造型有几处显而易见的失真,首先是嘴非常大,其次鼻子很夸张,同时尾巴很短。这是因为,狮子不是中国本土的动物,史书记载,东汉时期,西域国家开始向中国进贡狮子。狮子进入中国后,逐渐融入中国文化,进入神兽行列,内涵变化的同时,形象也相应错位。中国工匠在雕刻石狮子的时候,会特意融入龙、虎、麒麟、饕餮等瑞兽的特征,这才有了石狮子现在的形象。
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了符号生成演化过程中的两大方式“错讹”和“错位”。回过头来想一个问题,符号到底有什么具体用处,人们愿意持续推动它演化呢?
作者提到,在中国文化中,符号主要有四大应用场景:纳福求吉、辟邪禳灾、彰显地位与权力,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存与繁衍。
符号最常见的应用场景是纳福求吉。
例子非常多,我们从书中挑选一个比较特别的。“福禄寿”三星高照图是过年时常见的年画,“福”指有福气,事事顺心;“禄”指俸禄,官运亨通;“寿”指寿命,活得够长。但仔细想,“福”其实包含“禄”与“寿”,为什么不用“福”指代所有好事,或者只提“禄”“寿”呢?
书中提到多个解释,比如福星、禄星、寿星起源不同,中国人很注重“三”这个数字。但有个解释很有意思,古人在“有福气”的众多内涵中,可能格外重视升官发财以及健康长寿,所以特意把禄和寿单拎出来。 你看,中国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凸出要点和细节,或许比分类得当、逻辑顺滑更重要。
有纳福,就有消灾。我们再看,符号纳福求吉这个功能的对应面,辟邪禳灾。
以前,人们出门做事前有个习惯,要翻黄历。作者提到,“黄历”的“黄”,严格来说,不应该写作黄色的“黄”,而应该是皇帝的“皇”。在古代,历法是统治秩序的象征,研究天文历法的权力是被垄断的。官方会根据历法排列年、月、节气,制作成书供百姓查阅,这就是历书。前一年年底,朝廷会选定日期,颁布下一年的历书。比如,清代在每年十月初一颁布下一年的历书。显然,原本的皇历是指导农业生产的,跟选日子没关系。
在古代,择日有专门的书,比如有专门讲祭祀吉凶的《祭历》,讲丧葬吉凶的《葬历》,甚至洗澡前都要翻翻《沐书》。随着皇历越来越流行,人们才逐渐把选日子的文字内容附进去,这才有了后来的黄历,也就从皇帝的皇,变成了黄色的黄。
黄历依据什么判断吉凶呢?作者提到多种方法。比如天干地支计算法,通过把五行和天干地支排列组合,得出一套相生相克的信息来判断吉凶。再比如依据星宿来判断吉凶,古人认为,天上二十八宿中一半是吉星,一半是凶星,如果遇上吉星高照,那今天必然大吉大利。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里,宝玉挨了贾政的打,贾母是这样解释的:“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你看,古人会把各种事情归因于星宿。
其实,我们可以做个猜测,古人讲吉凶,或许是要提醒人们三思而后行,避免冲动行事。当然,也有可能是由于以前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所以,古人希望从吉凶理论中获得确定性和安顿感。吉凶理论算得上是古代文化的糟粕,作者给了个说法,由于老百姓养成了出门看日子的习惯,许多商贩便看准时机推波助澜,说自己有某仙人、某大师秘传,通过这种方式挖掘潜在利益,加剧了吉凶理论的糟粕化。
说完纳福和消灾,我们一起看符号的第三大应用场景,彰显地位与权力。
除了社会功能,符号还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解释中国龙这个符号的重要性。由于龙是人为合成的符号,集合万物的精华,所以统治者会把龙与王权绑定。早在商周时期,贵族服饰就已经有龙纹装饰。汉朝以后,绣有龙纹的朝服更是成为皇帝专享。
作者提到,不只是服饰上专享龙纹,很多统治者还会以龙来神化自己的出身。刘邦是第一位高调宣称自己是龙的私生子的帝王,也就是说,他算得上第一位“真龙天子”。他的做法被后来很多人仿照,传说齐高帝萧道成出生的时候,西方出现了黑龙;唐太宗李世民出生的时候,出现两条金龙;宋英宗赵曙出生的时候,出现了黄龙。
龙这种符号,不只在现实政治中被反复使用,小说家也喜欢用这个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三国演义》中很多处提到龙。有的地方用得比较浅,比如写董卓要当皇帝了,说他梦见龙。有的地方藏得比较深,比如刘备得了荆州后,小说作者借曹操之口说:“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你看,刘备从“困龙”到“飞龙”,小说作者隐晦地表达了对刘备的支持,而在后文中,曹魏逐渐被司马氏控制,这是“飞龙”到“困龙”,也是在对比呈现同样的价值观。
符号还有第四大应用场景,生存与繁衍。
中国人喜欢石榴、莲子,崇拜生殖能力强的金蟾、玉兔正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不重复举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的,很多符号往往承担多重功能。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石狮子”这个符号。作者对它进行了详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石狮子几乎涵盖了所有功能。首先,它是镇宅护院的神兽,能辟邪;其次,石狮子还能预测吉凶,古人认为,洪水、地震发生前,石狮子的眼睛会发红。另外,石狮子跟古人生存与繁衍这个主题密切相关,它会出现在中药店柜台上,人们认为石狮子通药性;它会出现在店铺门口,人们认为石狮子能招财进宝。最后,石狮子一直都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宫殿、王府、衙门、富商的门口可以摆放石狮子。摆放什么规格的石狮子也是有讲究的,故宫里的石狮子头上有四十五个卷毛疙瘩,象征九五之尊。据说一品王公大臣府邸门口的石狮子是十三个卷毛疙瘩,这样的石狮子又被称为“十三太保”,品级每低一级,就少一个卷。
到这里,本书精华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符号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沉淀,凝聚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诸多符号。了解了这些符号,也就了解了古人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以及传统文化对今日之影响。
演化是符号的一大特征,或是“错讹”,或是“错位”,符号从产生开始便在不断演化。但这种所谓的“不断演变”,并不是说一刻不停,符号会根据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它调整到合适的状态,就会体现出长期性和稳定性。也正因为这样,不同符号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有的符号快速出现,快速消失,比如许多网络用语;有的符号尽管是上千年前形成的,但至今依然被我们认同。这些被我们认同的符号,会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我们把它叫作“文化”。
本书作者赵运涛的博士指导老师李山教授提到,中华民族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只要你接受了中华文化,就融入了中华民族。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感召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一直没有断绝。无论谁来了,都会为其折服,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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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符号最大的特征是不断演化,符号的演变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错讹”,一种是“错位”。
2.“错位”主要有三条路径:自下而上的“神圣化”、自上而下的“世俗化”、由外向内的“本土化”。
3.符号的使用场景主要有四类:纳福求吉、辟邪禳灾、彰显地位与权力,以及生存与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