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 裴鹏程解读
《秦制两千年》|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是《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从秦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开始，到1912年清朝灭亡，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共出现了几十个王朝，几百位皇帝。史书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了多到数不清的历史事件。
与此同时，我们还听过一句话“百代都行秦政法”，意思是，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古代一直都实行秦代的政治制度。这样看起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又是清晰的、贯通的。
很奇怪，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为什么能诞生一套延续两千年的制度呢？况且，历史不断演进，一时产生的制度如何应对未来那么多问题？还有，既然秦制那么好用，为什么中国古代又时常出现王朝更替呢？
关于这些问题，学界有很多研究。比如史学家严耕望认为，秦制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是因为之后的汉代用四百年的时间承袭并完善了秦朝制度，为后来中国古代的历史定下了基调。
今天这本《秦制两千年》，作者是著名历史作者谌旭彬，他将“秦制”放到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审视历代王朝兴衰的逻辑。作者认为，“秦制”的理论模型是由商鞅奠基，再由韩非完善的。“商鞅之道”的原则是“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简单说，商鞅认为，民众贫穷愚笨，有助于国家治理。而韩非是将商鞅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使它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有了“商鞅之道”和“韩非之术”，秦朝便可以实现两个目标：第一，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掌控，抑制官僚队伍或世家大族的势力；第二，强化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避免地方形成自主活力。“商鞅之道”和“韩非之术”不仅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两千多年里的历朝历代，都是沿着“秦制”路径前进的。虽然有花样百出的改革调整，但本质上都是在想新的办法，达到那两个目标。
读完这本《秦制两千年》，我们不仅能掌握一套理解中国古代两千年帝制的简洁逻辑，对于一些早已熟悉的历史现象，我们也将获得新的观察角度。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介绍本书主要内容。第一部分围绕“秦制”讲，“秦制”的理论模型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第二部分围绕“两千年”讲，“秦制”为什么能绵延两千年，不同的王朝如何完善这套理论？
首先看“秦制”是如何形成的。
本书作者认为，“秦制”的形成，商鞅和韩非功不可没。商鞅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主要活动于秦孝公时期，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成为强国。韩非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主要活动于秦王嬴政时期，韩非过世十几年后，秦国统一六国。一个政权的强盛有很多原因，并不是两位政治家就能决定的，但商鞅和韩非显然在秦国走向强盛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看看，商鞅和韩非为秦国带来了什么。
先看商鞅。他是卫国人，“卫生”的“卫”。卫国大致范围在今天河南河北交界一带，后来商鞅前往秦国为秦孝公效力。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商鞅归入法家，其实，商鞅是一个所学庞杂，并无固定思想体系的人。最初，商鞅提出给秦孝公“帝王之道”，这是儒家的理论模式，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达成，秦孝公不接受。商鞅又提出“强国之术”，十几年、几十年就能见成效，秦孝公接受了，于是有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你看，商鞅的学说并不像孔子、荀子、孟子的理论，首先是学术理论其次才是治国之道。商鞅学说有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直接服务统治者，帮助他们迅速强化权力。
顺着这一点，我们简要看一下商鞅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军功爵制”：包括宗室贵族在内，所有人按军功的大小授爵。也就是说，富贵和社会地位都是靠军功获得的，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也无法提高政治身份。
有说法认为，这项措施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军功爵制”或许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但这并不是商鞅的本意。
公元前4世纪，列国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魏国有李悝变法，韩国有申不害，齐国有邹忌。如何检验变法的效果好不好呢？这就得在战场上见分晓。而要想打胜仗，统治者就必须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因此，商鞅变法的指向非常明确，说白了就是一条：想尽一切办法强化统治者的权力，让统治者能直接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
“军功爵制”就是服务这个目标的。以前，秦国延续的是周代的分封制，很多大贵族直接控制着封地内的人力和物力。商鞅推出“军功爵制”，把作战和社会地位直接挂钩，一方面给所有底层人开放了上升机会，让能打仗的人主动涌现出来，为国家储备作战力量；另一方面限制旧贵族的影响力，避免贵族与皇帝争抢资源。为了分化有势力的大家族，变法还规定，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
商鞅变法中还有一项“什伍连坐制度”，国家把基层民众编成小组，五户人家为一伍，十家为什，彼此互相监督，告密有赏，如果有罪则一同受罚。很明显，目的也是为了有效控制社会基层的人力资源。
作战需要人力，还需要经费，变法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鼓励民众生产。变法规定，努力耕种、纺织的人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如果因为懒惰而变得贫困，就会被罚为奴隶。
只是鼓励军功和生产还不够，商鞅提出，要打击一切阻碍统治者强化权力的要素，这就是“六虱”，会吸血的小虫子虱子的“虱”。“六虱”也就是商鞅认为的危害国家的六种东西，分别是：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以及非兵羞战，也就是爱好和平的理念。
你一定发现了，所谓“六虱”，都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商鞅认为，让民众接触文化的后果太可怕了，人们一旦追求诗书礼乐、讲究孝悌诚信，就会反对战争。民众都不打仗，国家就会衰弱。
如何避免国家出现“六虱”呢？商鞅的答案是：“国贫而务战”。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就会拼命打仗，或卖力种田。从统治者角度看，这有助于国家扩张。相反，民众一旦富有，就会放纵、贪图安逸，有了闲情逸致，就会谈文化、讲仁义，国家就不再强盛了。
为了保证“国贫而务战”，商鞅竟然想到一个很损的办法，看民众稍稍有点钱，就让他们拿出粮食来顶替外出服役。这样，刚刚富起来的民众就会重新陷入贫穷，又得好好种地、打仗。这样，“六虱”就不会产生了。
你看，商鞅变法其实是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
经历了商鞅变法，秦国国力显著增强，但我们都能感受到，这套方案过于赤裸、过于粗暴，万一秦国民众受不了了，难免揭竿而起。
所以，要想让商鞅方案具体落地，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这就要说到一百年后的韩非。
韩非认为只是简单地鼓励和惩罚还不够，以前的人们或许好糊弄，随便鼓动几句就愿意流汗、流血。但时代在发展，秦国民众会变得聪明起来，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愿听从君主的命令。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韩非的方案是，对不同民众进行深层次的改造。他将民众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需要得到奖赏、表彰，要树为模范的人。包括只知道为官府卖命的人、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人、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的人、没有智慧逆来顺受的人、不敢反抗只懂尊上的人、给官府充当耳目的人。这六种人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被压榨疼了也不会叫唤，是韩非心目中最理想的国民。
第二类是需要重点教育改造的人。包括珍惜自己性命的人、追求学问的人、愿意在外谋生的人、能靠头脑与口才吃饭的人、能提剑杀人的人、敢违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的人。这些人跟第一类人有点相似，但他们有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利于统治者最大限度汲取人力、物力，因此需要好好改造。
最后是第三类人，需要坚决清除，包括战国末期的儒家、口齿伶俐的纵横家、四处游走的游侠、充当贵族门客的人、不种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四方，他们有知识、有资源，懂得社会体制的运作规则，对统治者是有害的，而改造他们的成本又很高，所以要尽快除掉。
你看，韩非对百姓的筛选与改造的逻辑，与商鞅的理念高度吻合。但有个问题，百姓毕竟不是工蚁。正常智力的民众不会没日没夜地种地打仗。统治者该怎么办呢？
韩非想到的办法是：禁其心、禁其言、禁其事。禁事、禁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是什么呢？韩非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具体说来就是一手控制信息流通，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书中提到，东汉时期用“五斗米道”统治汉中的张鲁就很懂这一点。所谓“五斗米道”是一个道教派别，加入者需要上缴五斗米。这个组织发展信徒的办法是让信徒“有病自首其过”，也就是，生病了，先自我反省。但张鲁不告诉他们，有些病是可以自愈的，这就是在控制资讯。如果有人在自我反省后病愈了，张鲁会说这是反省的功劳，也就是把单纯的先后关系渲染成因果关系。病好了是五斗米道的神力，病没好是自己反省不够，这就是在灌输错误的逻辑。
其实，说到这里，所谓的“秦制”理论已经介绍完了。秦国统治者运用商鞅、韩非锻造的工具，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社会资源，军事实力迅速提升，后来统一了六国。
既然秦国统治者掌握了商鞅、韩非之道，为什么秦朝建立后没多久就灭亡了呢？
作者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是因为秦二世胡亥能力有限，在操作上出了问题。
秦二世在操作方面的第一处失误，是得罪了官吏集团。秦始皇驾崩后，21岁的胡亥继位 ，他在朝中和军队中都没有亲信力量。另外有传言，说他的王位来路不正，所以胡亥非常担心其他皇子会勾结官僚、军队挑战他。于是，在赵高的建议下，胡亥对朝中大臣和皇族大开杀戒，然后全换成自己的亲信。这还不够，万一地方官僚反对他怎么办呢？胡亥不放心，又清洗了地方官员。
要知道，秦帝国奉行的是“以吏治国”，官吏集团是统治基础。秦二世挥舞着屠刀，从中央杀到地方，显然破坏了“利益同盟”，严重动摇了秦帝国的根基。
我们在看秦代历史的时候会发现，秦朝灭亡的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因为皇帝和官吏之间的利益纽带被切断了。不少官吏走投无路，加入了反秦队伍。
你有没有发现，刘邦团队中的许多核心成员，正是沛县当地的官吏。 萧何在当地县衙工作，曹参是当地的监狱长。他们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作者把他们称作“技术官僚”，这些人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反秦力量的素质。
不过，清洗旧的官吏集团还不足以覆灭秦帝国。只要再给秦二世一些时间，他完全就可以自上而下重新构筑一个官吏集团。可惜，秦二世低估了一个可怕的变量，就是自己的国民，或者说，是那些从前六国的民众。
秦灭六国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元前230年，秦国灭掉了最弱的韩国，统一大业正式拉开帷幕，九年后，秦国灭掉东方大国齐国，兼并大业最终完成。仗打得酣畅淋漓，但这么快的速度也造成秦始皇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施加在秦国民众身上的那套东西移植到六国民众身上。换句话说，在广阔的国土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基层自发组织，这些人是新生的秦王朝最大的隐患。
当21岁的秦二世胡亥登基时，他所面临的现实是：秦已经消灭六国，但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六国残余的贵族、游侠、豪杰、文士和宗族势力。但这个时候，胡亥却开始清洗秦帝国的官吏集团，破坏自己的统治基础。于是，亡国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你看，商鞅与韩非创造的“秦制”的确提升了秦国国力，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但这套制度在更大版图上复制推广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接下来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历史中，统治者应该如何继承并修正“秦制”呢？
有一个朝代需要特别关注，这就是西汉。
一种制度、一种模式能否被传承下去，第一个传承的人很重要。西汉是秦朝之后首个稳定存在的王朝，所以西汉统治者对待“秦制”的态度，将直接决定“秦制”的处境。
另外，西汉的诞生方式很不一样，这个政权是由一群游侠建立的，他们中有人是底层官僚，有人是没落贵族，有人是小生意人。 当刘邦当了皇帝，一起打天下的弟兄们成为军功贵族，他们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君臣等级关系，而是近似于平等的契约关系。 刘邦是大股东，哥们儿几个是小股东。
一起打天下的时候，刘邦跟大家称兄道弟，但成为皇帝后，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皇权是会天然扩张的，而契约形态的君臣关系显然不利于皇权扩张，毕竟不少土地、财富、人口被那些军功贵族直接控制着。
观察西汉历史你会发现，当政权基本稳定后，西汉政权便开始从“游侠式”向“秦制”模式转型。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秦制”的两条原则：第一，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掌控力，抑制官僚队伍或世家大族的势力；第二，强化国家对社会人力、物力的汲取能力，避免地方形成自主活力。
刘邦在位期间，他和吕后就想方设法除掉功臣，燕王臧荼、韩王信、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先后被杀。汉文帝在位期间提出“列侯就国”，意思是没有接到皇帝任命的军功贵族别在都城长安待着，以免军功贵族直接干涉朝政。除了军功贵族外，还有一支势力在缓慢长大，渐渐威胁到皇帝的统治，这就是皇帝的宗亲贵族。他们有皇族血统，很容易在军队支持下挑战皇权。于是，汉景帝在位期间想了各种办法削弱贵族势力。
我们特别要说的是汉武帝。公元前141年，48岁的汉景帝去世，16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刚即位，汉武帝刘彻就发布了一道“求贤诏”，要求朝廷重臣向皇帝举荐贤能之人。
以前我们提到这件事情，会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敞开大门，吸收优秀人才服务政府。但当我们以“秦制”的视角再看这件事情，答案就不一样了。刘彻颁布“求贤诏”，其实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建立一支由自己控制的官僚队伍，避免贵族势力壮大；第二是增强对地方人才的直接控制，避免底层势力相互勾连而树大根深。你看，这正是“秦制”的两项内容。
只建立官僚队伍、控制地方的人力还不够，皇帝还需要更多地汲取地方财富，充实朝廷。
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桑弘羊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输法”，平均的均，输出的输。所谓“均输”，就是官方在A地低价买进某种特产，转运到不出产这种商品的B地，再高价出售，赚取差价。听起来，这方便了民众生活，但在实际操作中，汉代官员总会凭借权力刻意制造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比如，有的地方明明生产布匹，官员却不让正常售卖，非要让民众买其他地方转运过来的高价布匹。这本质上是国家对地方物资、民众财富的进一步控制。
想一下，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人们反抗怎么办呢？以及如何不让自己的吃相太难看呢？汉武帝面对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古代统治者都面临的困境。
汉武帝的策略是盖一层遮羞布，这就是“独尊儒术”。儒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论，主张皇帝是上天选择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所以天下百姓应该服从皇帝统治。汉武帝一听，这个理论不错，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力推“独尊儒术”。
你看，汉代在“秦制”基础上所做的改进，无非是在商鞅韩非理论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儒家外壳。这样“秦制”就更好实施了。几十年后，汉宣帝直白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外儒内法”。
西汉以后，“秦制”的使用套路基本定型，皇帝一方面牢牢控制官僚，尽可能汲取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打着儒学的幌子作掩护。
我们观察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王朝的灭亡，基本上与上面的“秦制”统治技术有关，本书作者总结原因有三条：第一，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也就是“秦制”两大原则之一的“控制官僚”这一点没做到。第二，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也就是另一条原则“汲取社会资源”没做到。另外还有第三条，政权亡于外敌压迫或入侵，这是不可抗力，得看运气。哪个王朝遇上了，只能说命不好。
因此，汉代以后的各个政权所作所为，本质上都是在避免第一、二条的发生。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三国时期的刘备政权，在很多人心中是闪耀着正统光辉的一方。但历史上的蜀国民众其实生活得非常惨。
建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214年，这一年统领益州的刘璋投降了刘备，刘备政权控制了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一带。
刘备上台后缺钱，便铸造了一种名为“直百钱”的新货币，代替过去使用的五铢钱，兑换比率为一比一百。新政权发行新货币似乎挺正常，但要注意，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钱”绝大多数重8-9克，原来五铢钱的重量一般在2-3.7克。也就是说，刘备铸造的新钱的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刘备一手铸钱，另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空手套白狼，迅速从百姓手中汲取了30倍上下的财物。
再看一个例子，科举制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如果站在本书提出的“秦制”视角去观察，科举制的面目就有点可憎了。
作者认为，科举制是“秦制”最成功的“进化”。 从隋炀帝创设进士科，到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这项制度在中国实施了一千三百余年。作为“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这种幻象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科考失败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
书中提到一个叫刘大鹏的读书人，山西太谷人。38岁中举，之后三次入京参加会试，都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本地一位富商家中当老师，一做就是二十年。1905年10月，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县里，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再没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将生计艰难。
作者认为，像刘大鹏这样的清代读书人，或许在生命最后一刻也未必意识到，科举取士并不是清代官僚系统的主要来源。历史学家何炳棣研究发现：“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还有一项针对清代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秀才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除了清代，其他朝代官僚的主要来源也不是科举取士。本书提到，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僚仅占整个官僚集团的16%；南宋嘉定六年，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全部官员的26.1%；元代更是科举得官只占3.88%；明朝也是国子监生入仕数量远超科举。正因如此，作者认为，古代科举制的一大功能是给读书人制造幻想。
除此以外，科举制还有一项功能，重塑官僚集团。前面说过，“秦制”的两大原则之一，是建立以皇帝直接控制的官僚系统为基础的统治网络，避免贵族集团分享皇帝权力。但要注意，当一个人进入官僚系统，并长期在位，就会演变为新的权贵。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古代在位官僚总希望世世代代都能享受这样的地位与财富。这显然是皇帝不想看到的。所以，皇帝便利用科举来更新官僚队伍。作者提到，其实皇帝并不在乎官僚集团中究竟有多少人出自科举，他在乎的是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必须控制在皇权手里。
到这里，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作者通过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新视角：从秦朝开始，古代帝王便追求建立一支权威被自己控制的官僚队伍，同时尽可能汲取社会的人力和财力。这个制度在中国古代运行两千年，最终随着清朝崩溃而终止。
回看延续两千年的“秦制”，毫无疑问，这套制度是围绕古代皇帝展开的，扼杀了地方的活力，泯灭了人性的自由。
“秦制”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固然有缺陷，但它也是一项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在《秦统一新论》中提到：秦统一全国是“天地一大变局”。统一的意识在战国中后期已经酝酿，但只有秦国能实践成功。
做个思想实验。一帮人流落到一个荒岛上，什么时候能出去不知道，带的资源有限，岛上还有野兽出没。为了活下去，大家凑成各种小集团互相对抗、打斗、算计，局面越来越混乱，人们也越来越疲惫。这样下去，最终必然是团灭的悲剧。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开这个死局呢？有个人站出来说，耗下去大家都完了。资源都集中给我吧，我来统筹协调，集中力量想办法离开荒岛。
回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战乱已经持续了五百多年。各诸侯国之间混战不断，互相消耗，陷入僵持。有什么办法突破死局呢？“秦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中国有句话，叫“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秦制”手段固然粗暴，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生产力有限、交通和通信手段落后的时代，古代帝王要想整合广袤的疆土、多元的民众，势必穷尽所能掌握的各种资源和技能，这就包括了各种现如今看来不太体面的帝王心术。好在，“秦制”的确有效，终于为五百年的混乱写下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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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秦制”模式包含两条原则：
第一，强化朝廷对社会的直接掌控力，抑制官僚群体或世家大族的势力；
第二，强化朝廷对社会人力、物力的汲取能力，避免地方形成自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