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清统治下的太监与皇帝》 王朝解读
《盛清统治下的皇帝与太监》| 王朝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们讲这本《盛清统治下的太监与皇帝》，一看标题就懂了，讲的是太监。说起太监，我们往往想起来的形象不是阿谀奉承的鹰犬狗腿，就是大权在握却心理扭曲的公公，而到了清宫剧里，就是什么小邓子、小德子之类的，扯着嗓子高喊“皇上驾到”。你仔细想想，清宫剧里的主角要么是皇帝、阿哥，要么是格格、娘娘，再不济也得是个官，什么纪晓岚、刘墉，但是这些剧里都会有几个重要的太监配角。其实清朝这种弱势太监的形象，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是很不一样的。此前历代，常有所谓“宦官专权”的现象，其中尤其是明朝，出现过操纵朝政的魏忠贤和“阉党”，被视为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现实中的清朝，我们通常也的确认为太监是配角，只能说起和慈禧有关的几位“最后的太监”，比如安德海、李莲英等等，但并不会认为他们造成了清帝国的衰落。而今天这本书，讲的就是清朝太监的真实生活，也探讨了太监与皇权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在书里面看到很多跟清宫剧里完全不一样的太监，比方说开头讲的“小邓子”这样的名字，其实就在史料中不多见，太监进宫后另有一套命名方式。太监进宫以后大多都会改名，中间一个字经常是“进”，意思就是进宫了，最后一个字讨个好寓意，比如“忠”“喜”之类的，再加上大多数人的姓氏也很普通，所以什么“张德”“刘进忠”之类的名字，重复率非常高。而那些有不同名字的太监，身份地位就相对高些。比如清末太监李进喜，慈禧太后宠他，就专门赐名叫了“李莲英”。更重要的是，作者发现，太监并非一直是清宫中的配角，而是清朝内宫政治的隐藏核心。事实上，作者认为太监管理的实际情况，反映了清朝皇权制度的一大特点：制度严密，而执行随意。
坦白说，清朝内宫管理严格，史料本来就相当有限，而太监的地位更加微妙——他们虽然是宫廷中不可缺少的奴才，但却严重地违背儒家正统伦理的孝道，且不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单说去势绝后一条，就是大不孝。因此太监可以说是宫廷里“必要之恶”，无论是史官还是太监自己，都有意识地避免记录太多和太监相关的事迹，其他留下来的文献也往往是儒生批评宦官制度的，这其实对研究者提出了非常高的研究要求。
本书作者虽然是美国人，但和很多外国汉学研究者一样，有一个中式名字叫柯启玄，主要研究清朝历史。他不仅是美国雪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曾经师从史景迁和余英时，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他这本书从管理太监的内务府的档案入手，特别是惩罚太监时留下的口供记录，而不是光看《清实录》《国朝宫史》等等清朝官方修纂的正式文献记录，尽量贴近太监管理制度的真实运作。除此之外，还有一批非正式谕旨，是宫中传话时留下来的，能够佐证太监的宫廷政治角色。而本书的翻译者黄丽君也是一位清史专家，任职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馆，同样非常熟悉内务府档案，保证了本书翻译的准确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比较一下明清两代管理太监方式，特别是顺治一朝定下的太监管理的“黄金准则”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看康熙和雍正两个皇帝对太监管理的几次创新，给予了太监一定的宽容，让太监更加接近朝廷命官。而最后我们就讲讲乾隆一朝的太监管理，反映了清朝太监管理制度为什么逐渐走向了失灵。
好，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个基本问题，清朝对太监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看清朝官方修纂的《国朝宫史》，很容易得出结论，那就是有清一代的历任皇帝，都非常忌讳宦官专权，对太监管理非常严格，和明朝有所区别。
的确，明朝宦官的嚣张跋扈程度堪称恶名昭彰，在晚明时期，已经有非常多的学者痛陈过宦官干政的危害，比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人，他们对后世影响尤为巨大。我们现在听说这三人，一般是说他们引领了明末清初经世思想的风潮，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启蒙色彩，开始倡导用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但其实，他们也对明朝的宦官制度提出了很具体的批判，并提出了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建议。
王夫之认为，天下万物都要遵循阴阳平衡的原则，而宦官代表“纯阴”，会阻断阴阳互动。具体而言，就是后宫女性和宦官代表的阴，让皇帝沉溺享乐，损耗了阳。他结合自己的官场经历，认为阿谀奉承、内外勾结、拉帮结派的行为都属“阴”，所以在宦官当道的时代，这些行为在官场中会变得更加普遍，所以有道德的人在这种时候干脆不要做官。而在他眼中更致命的，是让宦官掌握兵权，因为他们属阴，所以“胆劣而气浮”，光说不练，让不懂军事的人指挥，当然没有好结果。因此，皇帝要时时提防宦官，严格区分内外，不能放权给宦官。
黄宗羲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在他的理论中，宦官人数越多，危害越大，比如明朝后期有数万宦官，所以才会亡国。因为宦官的职责是服务内宫，人数越多，说明皇帝越沉迷后宫享乐，就越疏忽于管理国家。他不但建议控制内宫和宦官的规模，最好就是只有数十人，还要求区分宦官和官员，宦官应该当皇帝的奴仆，而官员要当皇帝的老师。
最后就是顾炎武，他没有那么多当官的经历，他主要是收集过往史料来论证宦官问题。他尤其批评永乐帝，因为他依赖宦官，甚至安排郑和代表国家出海，破坏了宫廷内外之别。顾炎武还提出，不应该允许宦官收养义子、兴建宗祠，扩大家族影响力，并且宦官也不能识字，因为一旦皇帝开始让会读书写字的内宫太监执笔草拟圣旨，就等于让他们拥有了权力。
以上几条结合起来，包括要皇帝疏远宦官、要内外有别、要控制宦官人数，不许宦官扩大家族，不让宦官识字等等，就构成了一套“黄金准则”，可以避免宦官专权。不过，这三个人的著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清军就已经入关了。紫禁城里的新皇帝，也就是顺治，建立起了新的宫廷制度。虽然乾隆在《国朝宫史》中夸奖这套制度严格控制了宦官，但是从实践上来看，短暂的顺治时期继承了明朝的宽松。
在顺治十一年，有一道谕旨，裁撤了管理内宫事务的内务府，改为模仿明朝，设立“十三衙门”。表面上写着遵循明太祖朱元璋的谕令，警告了宦官的危险，限制了宦官人数，规定宦官最高只能到四品，而且有满人官员监督，并且警告内外官员不能随意勾结，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这份谕旨的原稿上，可以看到顺治皇帝对草稿的修改痕迹，给了太监更大的活动空间。顺治删去了宦官不能当衙门领导的条文，而且削弱了衙门对宦官的实际控制权，也没有严格禁止太监进出宫内，最重要的是，和朱元璋的谕令不同，顺治的宦官衙门没有禁止识字，允许“秉笔太监”为皇帝草拟圣旨，也允许了太监出宫代表皇帝执行任务。
很多证据显示，这份谕旨受到了太监的深刻影响。比如设立十三衙门很可能是太监吴良辅给顺治出的主意，而其中没有禁止太监识字，可能源于太监王进善的一份奏折，里面强调太监应该识字才能辅佐好皇帝，顺治专门批奏夸奖“这本说得有理”。这两个太监，都是顺治身边的红人，就算有人参奏说他们拉帮结派、收受贿赂，顺治也拒绝治罪。此外，顺治还养成了派太监出京城当钦差的习惯，给吴三桂送礼、侦察郑成功反清活动等等大小事务，都让太监去办。
顺治如此重用太监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早在顺治从小就由改投清朝的明朝太监服侍他，所以就相信他们。比如曹化淳，他原先在崇祯朝就已经是东厂提督，后来则得到顺治的信任。比如顺治八年，顺治皇帝亲自到曹公公老家巡视，这是非常高的荣耀。而且，很多逃到老家的明朝太监成为地方一霸，犯了事往往是从宽处理。
第二，严格来说，顺治时期的满、汉官员互相争斗，各项制度仍不完善，还在探索之中，此时明朝太监起到了桥梁作用，帮助继承了一部分明代宫廷制度。像是光禄寺每年要用多少蜡和砂糖，找谁制备仪伞和旗帜之类的礼仪用品等等，都需要前朝太监的经验。
可以说，顺治时期虽然号称严管太监，但实际上太监待遇和明朝差不多，仍有极大腐败空间。后来，在顺治重修乾清宫的过程中，确实频频发生太监贪腐案件，最后修出来墙是歪的，地板是不平的，气得顺治直呼花了冤枉钱，要追责工部官员和内宫太监。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一个过渡阶段，等到了康熙时代，清朝制度上严格，执行上松散的特征会更加突出。
不难想象，顺治驾崩之后，十三衙门很快就被裁撤，恢复了内务府，由旗人包衣和汉人太监一同负责宫内事务。但注意，康熙继位时非常年轻，年仅八岁，主导政局的是孝庄太后和几个辅政大臣。但传统上，史学界都认为康熙创建了一套新的宫廷体制，“意在永远剥夺太监获得权位与影响力的机会”。
的确，在乾隆朝的《国朝宫史》中，康熙被描述为一个对太监极其严厉的皇帝。他规定太监每个月只能拿二两银子，还禁止太监斗殴、赌博与饮酒，尤其是赌博和饮酒，这基本上就算太监在宫里仅有的一点娱乐活动了。康熙还对犯事的太监动用重罚，说“太监等不可假以威权，事发即杀之”。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善良的太监很少见，像汉朝和唐朝那么严重的宦官干政，都是长期姑息养奸的结果，所以太监犯一点小错就必须重罚，他称之为“防微杜渐，慎之于始”。比如，有个名叫李进忠的太监，涉嫌敲诈勒索。刑部调查时，发现李进忠只是“强行干涉他人家务”，建议判他戴枷三个月，并杖责一百。但康熙驳回了建议，下令直接处死。
康熙的贡献有两点，思想和制度。
思想上来说，康熙在修《明史》的过程中重用了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强调宦官在明朝衰亡过程中的角色，让前面所说的反宦官思想进入了官方正典。同时，康熙亲自指点《明史》编纂者，说不能光骂宦官，更要负责的是怠惰奢靡的皇帝，以及和宦官狼狈为奸的官员。他还说，太监属阴，性情和常人不同，外表忠厚，内心叵测，要有英明的主子，也就是他自己，来避免他们干政。康熙非常自信，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可以做到知人善任，相比之下，晚明的皇帝都长于深宫之中，甚至连字都不太认识，不懂书面用语，发出政令都要依赖宦官，所以才那么容易被“拿捏”。可以说，在康熙眼中，宦官专权是因为皇帝太蠢，制衡不住太监。
从制度上来说，康熙的确建立起了一套体制，对普通太监设立了重重管制。他完善了内务府制度，让包衣旗人管理太监，还设立了管理太监和宫内事务的敬事房。这个机构只对皇帝负责，不受官僚机构影响，只要他想，随随便便就能把不喜欢的太监关起来。而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举措，是他设立了新的惩罚制度和责任制度。
所谓新的惩罚制度，是设立了内务府下的慎刑司，执行内宫刑罚。如果你看清宫戏，可能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后宫妃子出了事儿都会被安排去这里严刑拷打。实际上，慎刑司主要管的是太监相关案件，还会直接执行刑罚，比如用一根灌满铅的竹竿把犯人打死为止。而包括逃出宫外的这种轻罪，康熙则建立起了专门的监禁制度，也就是送到京城郊外的瓮山，让他们去那儿剪草喂马。瓮山到了清末，就进了颐和园，成了万寿山。
而这个责任制度，就是设立了一个责任制，最高的总管太监负责管理中间的首领太监，而首领太监则负责管理普通太监。总管太监人数很有限，大多数的责任都落在了首领太监身上。一般来说，不超过十个太监为一组，每组一个首领太监，下面的出了事，要牵连上面的。普通太监能享受到多少自由，基本上取决于首领太监的态度。
感觉上，这套制度可以把太监群体都管起来，实际上，康熙从实践上给少部分的太监开了很多例外。正是因为康熙相信自己，他才会对少部分自己熟识的太监大开绿灯，而越是他不熟悉的太监，越容易被加重惩罚。而他熟悉的少数精英太监，比如陈福、李玉和梁九功等等，他就经常让他们代为传旨。这里的传旨不只是字面上的“传”，有时候只是口头委托，隐含了一定的解释空间，让太监能够扩大权力。而这些受宠的太监，能够积累起不小的财富，还能用这些钱去修建寺庙，壮大自己宫外的联系网络。
除了在宫中传旨，这些太监还经常跟传教士一起被派去处理外交事务，例如康熙晚年最倚重的太监之一，魏珠，就曾经调解过俄罗斯使臣和清朝皇帝的矛盾。
为什么康熙这么信任太监？可以归为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现实，就算康熙再怎么批评明朝皇帝怠惰，他也做不到熟悉所有太监。要管好他们，他必须依靠少部分的总管太监，这就使总管太监们拥有了他们的权力基础。第二，康熙欣赏懂各种技术的人，包括西方来的外来学问和民间的奇技淫巧，而很多太监没有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会很多实用小技巧。例如，在康熙的太子废立风波中，有一次怀疑废太子胤礽用了明矾做的隐形墨水，而魏珠因为会让文本显形的办法，便参与了调查。这还不够，魏珠能送给俄国使者自己做的珐琅表和来复枪，还能和爱听戏的皇帝经常探讨京城戏曲风格的发展，可见他的学识之广泛。第三，康熙并不担心自己过分信任太监，因为他经常和官员们直接见面，不会被太监孤立于宫中。
然而，随着康熙晚年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代笔、传旨的需求越来越大，太监在宫中的影响随之越来越大。这在雍正继位前后的权斗中尤其明显，太监甚至成为皇子争取的对象。
例如皇八子胤禩和皇九子胤禟一派，就和太监过从甚密。胤禩母亲出身不好，所以他格外努力地想要表现自己，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拉拢康熙身边的梁九功和李玉。后来，李玉被查出挪用国库的六万两白银，资助胤禩活动，导致自己被抄家。胤禩厚赏自己的亲信太监闫俊，让他帮自己掩盖罪行，并且，雍正后来还指控胤禩借太监之口散播谣言，诋毁雍正。而胤禟，则是让身边的太监到宫外帮他敛财，比如他派太监何玉柱去东北盗采人参，到了东北以后就殴打当地商人，逼他们贱卖，等到了过关要交税的时候，就把官员也打一顿，“物理”避税。还有什么敲诈、勒索、诈骗等等，反正只要来钱快的事，都敢干。然后，胤禟再拿这些钱贿赂宫中太监，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连陈福、魏珠这样的大太监，都收过他的贿赂，为他报告康熙的起居细节，并帮他在康熙面前说好话。为了感谢魏珠，胤禟甚至还允许魏珠收了自己的儿子做“养侄”。如果熟悉九子夺嫡的故事，你可能就知道这两个阿哥后来被雍正打击，被削除宗籍，最后死在狱中。
奇怪的是，雍正虽然严词警告说他兄弟们的家里“有奸恶太监数人”，引诱主人做坏事，但在之后的残酷政治斗争中，雍正却放过了太监们，很多都免于死罪，只是监禁或者流放。就连被指控侵占皇陵、贪污数百万银两的魏珠，雍正本来说就算凌迟了也不算过分，但最后也只是被抄家后软禁。雍正对涉案的太监宽大处理的原因，雍正自己解释是念及兄弟旧情，而且要保守皇家机密，但是按作者推测，是雍正继位本就有一定争议，而此时太监群体已经在宫内有一定影响力，雍正可能有所忌惮。特别是在内部舆论上，到处传话的太监影响力特别大，比如说雍正暗改圣旨的传言就出自宫中太监。
好，讲到这，我们说说雍正的太监管理。可以说，雍正在继位风波中体会到了太监在宫中的重要性，所以更加警惕。雍正很不信任太监，不让太监接触机密的议政。他还专门下令要严格筛选皇子身边的太监，给他们安排一些“蠢笨”太监，不能让聪明太监服侍皇子。他还曾经专门下谕旨，说太监私下里有说有笑的，见了他就马上没声音了，这样很不好，其实就是担心太监在背后说他坏话。此外，雍正也很注意限制太监在宫外的角色，要求严查太监家庭有没有和王爷或者地方官勾结。
但另一方面，雍正在继承康熙制度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给了太监更多激励。例如，他给从宫中退休的太监提供资助，还为他们专门开辟了墓地。但最重要的是，雍正重新恢复了康熙时期废除的太监品级制，并把给他们的薪水翻了一番，表现好的太监会被奖赏升官，以此激励太监勤奋工作。不仅如此，雍正时期的太监人事管理可以说是相当松弛，比如有个案子说有个姓窦的王府太监私藏孩子，还在宫外搞诈骗，然而因为没有档案记录，雍正得专门下令调查各个王府里是不是有这么一号人。
可以说，康熙建立了一套下严上松的太监制度，而且设计严格但执行宽容，而雍正则是制度宽容但态度警惕。但到了乾隆，清朝的太监制度才算真正改变了轨迹。
你应该也发现了，其实我们前面就老提到乾隆。乾隆时期所修的《国朝宫史》，把前面几任皇帝的不同太监政策都说成是对太监严格管理，实际上反映的是乾隆自己的心思。乾隆警告说，虽然当下宦官还没有像汉唐宋明那样放肆，但是“星星之火，尚能燎原，涓涓不杜，终成江河”。乾隆推行了一系列新政，编纂包括《国朝宫史》在内的宫廷典例，向前面说的“黄金准则”靠拢，严格约束宦官在宫内的影响力。
这些新政内容繁多，其中有一些算是“拨乱反正”，把乾隆看不惯的旧方法改掉。比方说推翻了雍正的太监品级制度，不再给有能力的太监升官，并把薪水降回到二两银子，如有违规还可能克扣到一两银子，基本上就很难维持生活了。又比如不再允许太监“秉笔”，也就是参与草拟圣旨，为此他还裁撤了康熙设立的太监官学，控制太监的文化水平。他也取消了前朝留下来的“御前太监”头衔，避免太监和自己关系太好。乾隆为了避免影响自己的孝子形象，在处理这些制度的时候言辞比较谨慎，比如拿苏培盛的几次失仪做典型案例，说以前太监在雍正面前都谨小慎微，遵守礼节，所以雍正赏赐官职，这本来是他们的荣幸，然而这些愚昧无知的太监现在越来越放肆了，放在以前早被雍正罚了，所以必须撤销品级制度。对乾隆来说，他其实非常不赞成雍正对太监的宽容，而是推崇爷爷康熙，认为皇帝有责任勤政看好宦官。但乾隆又不能公开批评父亲，所以在《国朝宫史》里选择性地夸奖雍正规定宦官不能超过四品，把原本的激励制度说成是限制措施。
乾隆还有一些自己的创新，都能看出清初思想家的影响。比如王夫之提出的严格区分内外，而乾隆要求太监都不能随意出入宫，必须给总管太监打审批，最多也只能在宫外休假两天。又比如黄宗羲建议明确限制太监人数，而乾隆按照宫内统计，说康熙朝有3343个太监，所以今后太监只能在3300人以内，并且每年普查一次，建立严谨的人事档案，方便慎刑司追究太监责任。乾隆还拿魏珠能在紫禁城内骑马说事，认为是大不敬，不允许太监骑马，这其实也是顾炎武著作的影响。乾隆自己最有创意的一条规定，大概是要求太监改姓，比如王、秦、赵、高等等，加上进宫本来就会改名，这样太监姓名就都差不多，很难辨认身份，让他们更难发展自己的势力。
但我们先前说过，清朝制度都有两面，一面是纸面，就是这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还有另一面，是皇帝的心里面，皇帝能够随意按照实际需求，回避自己定下的制度。对于乾隆来说，首先是他爱出风头的需求，和太监人手严重不足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因此，如果再进一步对太监严管严罚，传出去说当太监不但要受阉割的皮肉之苦，对祖宗不孝，而且还没有物质激励，这还有谁敢进宫？
所以我们会看到，例如3300人的上限，虽然从未被打破过，但是在奏折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统计口径是只计算乾清宫及其附近的太监，至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等地点的太监都没有计算在内，特别是乾隆常年办公的圆明园，不但最多的时候有五百多名太监，而且乾隆还明令要求要年轻的太监。而且，乾隆在晚年还跟总管内务府的和珅商量，一是要求叛乱或者杀害三到四人以上的罪犯之子必须阉割进宫，二是允许未经允许就自宫的人入宫服侍，这两类人往往就会被送到圆明园。比如有个叫张狗儿的剃发匠，被人骗光积蓄，就忍痛自宫，改名“张进忠”，最后获准去了圆明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出宫禁令，实际上也没有严格执行，因为乾隆自己就在不断扩大宫廷范围，而太监们在圆明园、紫禁城之间来回，就必然突破内外之别。
作者说，乾隆对太监的管理并不是他自己说的那样亲力亲为，而是有一个代理的“乾隆体系”。这个乾隆体系有四部分，分别是层级责任制、慎刑司、番役处、惩戒制度。
先说层级责任制，也就是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在乾隆时期，最重要的是广大的中层，首领太监们。他们一般和自己同组的太监共住一室，共同饮食起居，还要指导新进宫的小太监学习礼仪规矩。虽然理论上首领太监应该上报手下的所有失当行为，但他们实际上拥有几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只要不闹出人命，或者实在自己解决不了，他们都可以私下解决，这让首领太监实质上成为宫中一霸。而首领太监最大的权力，就是批准出宫休假的权力，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寻租空间。因为只要能出宫，就能设法在宫外建立起商业联系，比如开赌坊、当铺之类的，多赚些钱。
再然后，是慎刑司。前面说过，它主管太监犯罪，上到杀人，下到偷盗、逃出宫外，都会交给慎刑司，经过拷打审讯，最后还要出具一份有太监口供的案情报告。乾隆经常在用膳的时候听案情报告下饭，了解宫中事态。有趣的是，这些报告常常都是套话，说太监们胆小怕事、心眼小，有点事就怀恨在心，而且要么是多愁善感，老想出宫看妈妈，要么脑袋糊涂，出宫买衣服忘了回宫时间，出了宫就是白天在街上游荡，晚上找个破庙藏起来。实际上，有些太监明明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被抓，也会说自己是为了看妈妈。与其说慎刑司上报了案情的实际情况，不如说只是为了让乾隆安心，觉得太监就是这种“阴”人，在宫中没有形成威胁。
而在慎刑司下，还设有自己的警备力量，也就是番役处，负责抓捕犯罪和逃跑的太监。番役处本质上就是赏金猎人，只管抓人，素以手段残酷闻名。乾隆时代，抓一个逃跑太监一开始是五两赏金，后来增加到十两，如果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还会额外追加。比如李玉手下有个帮助隐藏赃款的太监，在乾隆时代被抓，赏金竟然高达四千两。
最后就是惩戒制度，包括送到瓮山或者城南的吴甸剪草、戴枷锁刑具、杖刑等等，除了死刑，最严重的是流放黑龙江。然而，被流放的太监其实非常宽松自由，甚至经常能私下赎身，回到河北或者京城南部县城的老家。
在乾隆体系下，清朝太监虽然不能接触政治、军事，但是在宫廷内外的夹缝中获得了新的权力空间，形成了内严外松的新格局。到乾隆后期，因为人手紧缺，皇宫把王府太监当成自己的储备库，于是太监的权力伸进了管束更少的王府中，而王爷们并不像皇帝一样忌讳太监，赏钱和俸禄都很丰厚，还允许太监自己买房子、做生意。与此同时，太监们在宫外通过典当、放贷等等方式积累财富之后，捐赠给大大小小的佛寺，有些成为逃跑太监的庇护所，有些则是让太监获得和尚身份，能更随意地进出宫。更糟糕的是，首领太监已经获得了极大自主权，开始在宫内划分地盘，闯入别人驻地的太监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从乾隆往后，太监主持的赌局在宫内外都屡禁不止，证明了原本严格的管理已经千疮百孔。
总结起来，太监是离皇帝最近的人，而清朝又是皇权登峰造极的一代，清朝的太监制度，其实就代表了清朝皇权制度的特点。皇权集中，就要为了实现皇帝的意志而设计出一套缜密的制度，但清朝皇帝本身就有不遵守制度的特权，严苛的制度永远伴生着非制度的灵活因素，皇帝稍不注意，制度就会走样，而皇帝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比如乾隆之后的清朝太监管理，基本上延续了乾隆体系的内严外松。即便是李莲英，他也不声张自己会读书，不接受四品以上的官职，更明显的是他家财万贯，有几百万两白银和多处房产。但我们所说的这些赚大钱的机会，也都只是首领太监、总领太监的特权，更多普通太监，仍然在逃跑、挣扎，甚至留不下一个名字。而且，因为皇帝喜欢年轻太监，很多小小年纪就阉割了的太监患上骨质疏松，也受到巨大心理伤害。无论太监的管理如何变化，始终只是个为了满足皇帝安全感的残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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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清朝吸取明朝宦官专权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太监的准则，包括控制人数、不许识字等，但顺治朝对太监的管理实际上较为宽松。
2.康熙在思想上强调要防范宦官，制度上设立慎刑司等机构，并建立了太监的等级制。但他实际上对自己信任的太监很宽容。雍正则在继承康熙制度的基础上，给予太监更多激励如恢复品级制度，但对太监的态度更加警惕。
3.乾隆推出一系列措施如废除品级制、限制出宫等。但在实际执行中，乾隆为满足自己的需求，常常放宽对太监的管控。
4.清朝太监制度的变迁反映了清朝皇权的特点：制度的严苛与非制度的灵活并存，而其本质仍然是为了皇帝需求而残害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