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 刘玄解读
《王氏之死》| 刘玄解读
关于作者
史景迁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并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独特而又好读，这让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让他的书成为学术畅销书。
关于本书
这本书透过王氏的悲剧，带我们回到了几百年前明末清初的山东郯城。那里政治动荡、连年天灾。生活在这里的人，困在传统社会制度和道德标准的网里，找不到出路。通过史景迁的视角，你会发现，王氏的悲剧，说到底，是时代的宿命。
核心内容
跟史景迁一起，回到明末清初的中国农村。
1.讲讲这本书的核心事件，王氏之死。
2.透过王氏之死，作者发现了什么样的历史真相。
3.讲讲史景迁的笔法，他怎么带领读者去体验这段历史。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讲的书，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作品《王氏之死》。这个王氏，是清初山东郯城的一位普通女性，普通到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她的故事，是因为她死于谋杀，而且，案情比较波折，所以判案的官员把它记录下来了。
400年后，作者史景迁在图书馆尘封的古籍中，偶然读到这个案子，引发了他的好奇心，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化身为一个侦探，利用历史材料，抽丝剥茧，追查事情的原委。只不过，他不是要找案件的凶手，而是以案件为线索，去还原了明末清初的中国底层社会。
明末清初的山东郯城，政治动荡、连年天灾。生活在这里的人，困在传统社会制度和道德标准的网里，找不到出路。通过史景迁的视角，你会发现，王氏的悲剧，说到底，是时代的宿命。
这些年，像这样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讲历史的书，越来越多，比如黄仁宇先生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也属于这类书。而史景迁，可以说是他们的先驱。而且，他写得很成功，每一部作品都卖得很好。但是，也有些人因此批评史景迁，说他的书好看归好看，但不像学术著作，更像历史小说。
史学界的争议，我们暂且不论。实际上，把历史写得像小说，是史景迁刻意追求的效果。在他看来，这没有违背史学传统，反而是继承了《史记》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作为读者，我们也很容易体会到这种写法的优点。打开他的书，你瞬间就获得了一种能力——体验历史的能力。你会成为另一个人，通过他的眼睛，去感受他所生活的世界。
今天解读，我们就跟史景迁一起，回到明末清初的中国农村去看看。第一部分，我会先讲讲这本书的核心事件，王氏之死。第二部分，我们来说透过王氏之死，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历史真相。第三部分，我想跟你聊聊史景迁的笔法，看看他怎么带领读者去体验这段历史。
1660年代末，也就是大清顺治年间，王氏嫁给了任某，婚后，住在郯城郊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很穷，家里只有一个房间，两个人席地睡在草席上。任某自己没有土地，靠给别人帮佣来维持生活。平时，王氏就一个人待在家里。
底层农民的生活，大体如此，也很难会有什么变化。然而，他们结婚几年后，王氏突然跟另外一个男人跑掉了。
那时候，已婚的妇女逃离丈夫，是犯罪，要受刑的。王氏逃跑，这就成了逃犯。你想想，这一路上，他们得有多艰辛。他们为了躲避追捕，大概不敢走大路；他们也雇不起轿夫或者马车，所以只能徒步走。要知道，王氏是裹了小脚的，这样赶路，吃得消吗？
就算扛得住路上的辛苦，他们又能去哪儿呢？史景迁推算，他们应该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邳州。去邳州的路上都是山路，容易躲避追捕，但是路上土匪横行，很不安全。或者，他们可以逃到郯城。路上相对安全，但是如果没有亲戚在城里，很难进城。就算他们侥幸潜入城里，投宿到旅店，很容易遇到黑店。而且，经过连年的战乱和饥荒，邳州和郯城都是哀鸿遍野，就算逃到那里，他们也很难生存。相比之下，马头镇或许是更好的选择，这里经济恢复得比较好，像他们这样脱离主流社会的难民、逃兵、逃犯，更好找到容身之地。不过，他们还是要时时担心被人举报，只能战战兢兢地生活。
你看，跑路，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已经很难了。更惨的是，王氏很快又被情人抛弃了，可以想象，她是多么孤立无援。古代中国，女人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王氏一个流落在外，只能去别人家当仆人，或者沦为妓女。但是，王氏没有这么选，她又回到了家乡。但是她害怕丈夫，不敢回家，就躲到了村子附近的一所道观里。
没过多久，丈夫任某听说王氏回来了，跑到道观来要人。正巧，那天任某的邻居高某也来道观上香。任某责问道人：为什么把他的妻子藏在这里？高某听到，觉得任某不讲理，就想替道人分辨两句。结果惹得任某更生气了，两个人吵了起来。高某气得扇了任某两个耳光，任某没敢还手，骂骂咧咧地走了。
眼看闹出了事，道士也不敢收留王氏了，把她送回了任家。王氏是逃跑，犯了法，任某可以把她送到官府，也可以把她卖了，但是任某没有这么做，他买了一张新的席子，铺在了他们的床上。这个举动看起来平常，但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可能连这样一张新席子都没有。这个小小的举动背后，是多么让人心酸的温情。
几个月后，一天傍晚，有邻居听到他们两个人在吵架。就在这天晚上，王氏睡着之后，任某用双手掐住王氏的脖子，把她杀死了。那天，外面下着大雪。任某冒着风雪，把王氏的尸体扔到森林里，然后回到家，锁上门，上床睡觉了。记录案件的档案里说：天气太冷了，王氏被人发现的时候，她死去的脸上，还保留着一分鲜活的颜色。
第二天一大早，任某和父亲一起来到郯城县城的知县衙门。他不是来自首的，而是来告状的。他说，王氏和高某有奸情，高某杀了王氏，高某就是之前在道观打了他的那位邻居。
史景迁说，任某之前在道观受到高某侮辱，现在诬陷高某，是为了报仇。哪怕只是让高某被关上几个月，受受罪，他心里也能平衡了。因为当时的监狱很黑暗，狱卒会折磨犯人，比如用水浸泡他们的铺盖，还会强迫他们交保护费。只要进了监狱，高某的命就等于丢了一半。
任某得逞了，高某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但是，高某没有屈打成招。判案的官员黄六鸿初步判断，高某是被冤枉的。为了查明真相，他来到任某住的村子，审问邻居、检验尸体，可还是没有头绪。
凶手到底是谁呢？
黄六鸿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派人把任某和父亲从牢里押到城隍庙，铐在柱子上，让他们在神面前反省；同时偷偷安排一个家童躲在城隍庙后面的小房间里，记录他们说了什么。这可以说是古代官员惯用的一种伎俩，利用人们对神仙鬼怪的畏惧，来解决现实问题。第二天，家童告诉黄六鸿：任父不断问儿子王氏是怎么死的，可任某一直没有明确回答，也没有再谈到高某。他只是一再地说，自己该死。等到黄六鸿再次提审任某的时候，他就招供了。
根据大清律法，任某和父亲诬陷别人，理当处死。但是黄六鸿觉得，这个案子有很大的转圜空间。第一，任父不知道儿子的罪行，而且他已经年过七十。第二，任某没有子嗣，他死了，任家的香火就断了。第三，高某确实不应该打任某。第四，王氏背叛丈夫，不守妇道在先，在古人看来，她死有应得。
最后，黄六鸿怎么判的这个案子呢？
任父被判无罪。任某要受重刑，他会被重杖责打。黄六鸿之前在公堂上打过两个囚犯，一个过了三十天死了，还有一个过了十天就死了。但是，任某还是有活下来的机会，这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同时，黄六鸿还判高某来支付王氏的安葬费。这个判罚其实还挺奇怪的，高某明明是被冤枉的，怎么还得掏钱呢？黄六鸿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教训高某，让他不要随意扇人耳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民心。那个时候人们相信，枉死的女人会化身成恶鬼，一直在村里游荡。
好，故事就讲到这里。
王氏的悲剧让人唏嘘，但是这个案子本身并没有多特别，它为什么能吸引史景迁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的注意呢？我觉得，这是因为王氏的选择让人感到奇怪。你想想，对当时的妇女来说，逃跑的成本那么高，风险那么大，她为什么非要跑呢？
有人可能会说，王氏逃跑，就是因为喜欢上别人了呗，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好深究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一般认为，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不受外力影响，但是我们经常忘了，个人的选择背后，往往有一个更丰富的因果背景。看似自由的选择，永远嵌入在这个因果背景里。史景迁对王氏的故事感兴趣，正是因为，追问王氏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能顺藤摸瓜，看清楚它背后的因果背景，看到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
要想理解王氏为什么要逃跑，我们就得先看看，王氏过着怎样的生活。下面，我们就跟史景迁一起，回到17世纪的郯城去看看。
郯城的故事，从一句诗讲起，再贴切不过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开头。”这是2020年诺贝尔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的作品。
1668年，王氏逃跑前三年。郯城县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史景迁在全书一开始，带我们回到了地震的现场：“傍晚时分，月亮缓缓升起。除了一阵像是从某处发生、传向西北的吓人的轰隆声外，没有一点预警。市区里的建筑物开始摇晃，树木也开始有韵律地摇摆……接着又是一次剧烈的摇动，震垮了大片的城墙、垛口、官衙、庙宇和数以千计的民房……有些人掉入裂缝中……有些人只能无助地看着家人一一死去……”地震停了之后，“只留下一些边缘尽是淤泥和细沙的裂缝。残垣颓壁一层层地堆积在坍塌处，像一组组巨大的阶梯。”
实际上，郯城的苦难，不是从1668年开始的。据《郯城县志》的作者冯可参估计，在明末，郯城人口一度超过二十万，到了清初，就只剩下六万左右，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这十几万人，有些死于明末的白莲教起事。1622年，白莲教在山东开始造反，引诱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家叛乱。大多都死在争斗中，或者陈尸山野了。到1640年代，郯城又赶上了各种天灾，整整一个夏天的干旱之后，又来了蝗灾，摧毁了所剩无几的小麦，死了更多的人。黄六鸿刚到郯城上任，去附近做调查，发现村子里有一半的人不是逃跑了，就是死掉了。
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郯城却没有喘息的空间。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各个乡和县每年是要向国家缴税的，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些灾难减免郯城的赋税。郯城的经济主要靠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发达。这时候，人口突然减少了一多半，土地都没人耕种，更别提缴税了。直到1670年，郯城已经连续十三年拖欠税款。
不过，就算没有这些灾难，郯城想要交上税，其实也很困难。
除了基本的税赋，政府还会要求地方上贡。史景迁用了蒲松龄的小说《促织》来举例。皇宫里盛行斗蟋蟀，华阴县县令为了巴结上司，上贡了一只极品蟋蟀。上司很高兴，要求他定期上贡。官员就把这个活分给了各个乡的负责人。可华阴县不产蟋蟀，蟋蟀的价格很高。接了这个活，倾家荡产，都不见得买得着一条好的蟋蟀。有一个叫成名的人，负责这件事，他因为筹不到钱买蟋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基本的税赋和贡品，郯城还有很多要为国家花钱的地方。郯城在交通要道，需要负责维护道路，提供运输服务，还要照顾过往的官员，这都是要花钱的。而且，郯城附近的驿站很少，郯城驿站的任务就特别繁重，需要大量的马匹和人员。政府提供的经费，根本不够支付这些开销。郯城的地方官收来的钱，就得填补亏空，税就更交不上了。
赋税重，人们会想尽办法钻空子。地主用各种方式来逃税，比如降低土地的评级，甚至让自己耕地从籍册上消失。地主不光自己想办法逃税，还会让农民投靠他们，一起逃税。但是每个乡，税额的总数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样一来，那些没有靠山的农民，赋税就更重了，甚至能翻十倍。他们根本付不起。
1671年春天，本来就很困难的郯城，又迎来了蝗灾。上任不久的黄六鸿被逼无奈，决定下手整治。他请两位征税官员出面作证，指控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逃税。这两个人正因为收不上税，感到很绝望，就同意了黄六鸿的请求。但是，那个地主居然派人把这两个官员狠狠地揍了一顿，还威胁其他人，不让他们来做证。最后，由于没有证人，这个案子就被搁置了。
这就是王氏生活的郯城。史景迁具体地为我们勾勒了那个时候，底层社会的贫困混乱，和底层农民的悲剧。刚才我们主要讲了经济方面，书的另外两章里，他还讲了社会秩序和妇女的处境。郯城的社会秩序很混乱，盗匪随着天灾人祸而来，家庭和邻里之间的争斗也是常态，儒家伦理在这里几乎失效。这就是为什么，任某会为了小小的口角诬陷高某。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妇女的处境就更悲惨了，她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王氏虽然逃跑了，但是她最终发现，自己其实无路可逃。
经过这样一层层地推进，郯城人普遍的绝望情绪自然就涌现出来。当地流传的歌谣说：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这些人会说，与其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这是个吃人的社会。生活在这里的底层农民，只能在穷困中挣扎，唯一能有的念想，就是能活下去。
你看，把王氏故事放回到这一系列的因果背景里，她的悲剧就有了普遍性。就像史景迁自己说的：猜想许多妇女像她那样，就像许多县如同郯城那样，受苦受难，缴租纳税，却很少得到回报。
历史学家就是这样，他们用散落在古籍中的碎片，重建一个逝去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皇帝大臣，有盗匪乞丐，也有芸芸众生。大部分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世界存在。但是，当你无意间打开这样一本书，整个世界，便砰然复活。
这是历史研究的魔法。
在这本书里，史景迁重建17世纪的郯城，用到了三种材料。第一个是《郯城县志》，它是官方材料，记录了一些基本信息，比如郯城的地理位置，发生过的大事等等。第二个是官员黄六鸿的私人笔记《福惠全书》，书里写了他办过的一些棘手的案件。史景迁最初就是在这本书上，看到了王氏的案子。黄六鸿记录这些案件的时候，应该是想作为办案的参考资料，但是我们今天去看它，从中读到的是当时的社会和人情。
作为历史研究，这两种材料都很平常，史景迁用到的第三个材料就比较有争议了，也就是清代笔记小说《聊斋志异》。有争议，不仅是因为他参考了小说，更是因为他在书里大量引用了聊斋。比如在写王氏之死的时候，史景迁借用《聊斋》中的片段，写了王氏的梦。
请你回想一下，前面我们说到，任某在杀死王氏之前，邻居听到他们刚吵了架。我们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吵架之后，王氏睡着了。在这里，史景迁突然荡开一笔，编造了王氏的一个梦。我来简单给你描述一下这个梦：
梦里是一个冬天，女子在一个房间里，窗外的树上开着花，冬日里的花。她身边的男子，很英俊。他胸部长了一个瘤子，看起来病怏怏的。女子脱下金手镯套住瘤子，用刀割下，又从嘴里吐出一个红药丸，放在伤口上。
接下来，女子和一群美丽的女性朋友一起到院子里荡秋千，一直荡到云里，来到一座仙宫。这里有年轻的男女，饮酒奏乐。女子听到一只奇特的鸟，唱起一首悲凄的歌，她有点想家。
然后，一切突然变了。男子衣衫褴褛，站在他面前，问她：俏佳人爱我吗？周围有好事的人在看他们，紧接着，她感觉自己嘴里塞满了泥巴，被钉住扔进水里。人们拥挤在河边，看着、笑着。她想呼救，但是，他们不会帮她的。
梦到这里，戛然而止，视角转到现实。任某用双手插住王氏的脖子。
这一段描写，本身就很像小说。史景迁和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感受她的感受，思考她的思考。就像法国作家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自杀，有一种骇人的真实，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
但是，史景迁和小说家又不一样。小说家调动的是自身的经验和感受，而史景迁调用的是当时的小说，也就是当时的小说家的经验和感受。这个梦，是他用《聊斋》里的几篇小说中的细节编织出来的。梦里每一句话，都有一条注释，对应着《聊斋》里的一个细节，包括冬日的花，红色药丸等等。
为什么是《聊斋》呢？这是因为《聊斋》的作者蒲松龄当时就在郯城旁边的淄城。1668年的那场大地震，蒲松龄也听到了从郯城传来的轰隆声。他经历了同样的地震、同样的饥荒；看到了同样横行的盗匪、同样荒诞的冤狱；观察着同样生活在那里的普通男女。他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他笔下，有饥荒中死在逃亡路上的难民；有被土匪抓获卖给满洲人的男子；有丈夫死后艰苦地守着耕地的寡妇。读这些故事，你会觉得就像听一个亲历过那段时光的人，给你讲自己听到看到的人间悲剧。蒲松龄用这些故事，定义自己成长中看到的那个难以描绘的世界。
史景迁说，他觉得蒲松龄是自己的同盟，一个观察社会的同盟。他们隔着时空对话，一起观察郯城的人，展现他们的悲欢离合。所以，史景迁才会在重建这个世界的时候，大量使用《聊斋》中的故事作为素材。在书一开篇，史景迁就把蒲松龄当作观察者，结合《聊斋》讲了蒲松龄的人生经历。在描绘郯城的时候，他会取小说中的故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刚才提到的《促织》。
《王氏之死》的注释有超过两百条，如果去翻注释，你会看到《郯城县志》《福惠全书》《聊斋志异》交错出现，就像是电影里的蒙太奇。他是从史料和小说中剪出一个个镜头，拼出了一部全新的电影。
有人批评这种写法，觉得它违背了历史研究的规范。但是史景迁认为，史料中总会有空白，可以适当借用当时的小说来填补。在这里，真假并不重要，王氏仅仅是一个载体，虚构的王氏，有着真实的处境、真实的情绪、真实的选择，真正的主角，是她背后的历史情境。
我们得承认，这样的写作是有魅力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写法，我们才能进入那个本来只存在于抽象的概念里的世界。
史学家余英时说过：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
《王氏之死》就讲到这里。做历史研究很像是拼图，我们看到很多碎片，再想办法把它们组合成一幅图画。对史景迁来说，王氏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碎片。他说，这个故事就像是退潮的海水中，一颗微微闪亮的石头。他把它捡起来，在手里把玩，他发现石头上漂亮的色彩和纹理，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鲜明。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本书的地位。史景迁的研究，属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美国汉学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种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再加上他们精密的论证，和细致的分析，累积了很多让人有启发的成果。比如孔飞力的《叫魂》，魏斐德的《洪业》，都是展现清代社会的名作，在中国影响也很大。这两位学者和史景迁，也被合称为“美国汉学三杰”。
但是史景迁比他们俩还要大胆，孔飞力他们更重理论建设，而史景迁更偏重叙事，重新塑造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他的每一本书都是这样。所以有人说，史景迁更像是一个精巧的工匠，在纸上搭建着他印象中的古代中国。
每天听本书还解读了他的其他几部经典著作，比如讲晚明文人张岱的《前朝梦忆》，讲清代政治的《曹寅与康熙》等等，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听听这些书的解读。
撰稿、讲述：刘玄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猜想许多妇女像她那样，就像许多县如同郯城那样，受苦受难，缴租纳税，却很少得到回报。
2.在这里，真假并不重要，王氏仅仅是一个载体，虚构的王氏，有着真实的处境、真实的情绪、真实的选择，真正的主角，是她背后的历史情境。
3.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