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时代》 朱步冲解读
《狼性年代》|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德国资深媒体人，作家哈拉尔德·耶纳的《狼性时代》，它的副标题是“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
我们得到听书栏目，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很多描写二战与纳粹德国的研究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往往集中于分析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如何夺取了政权，以及二战进程中双方在战略层面上的决策和博弈，然而，为数几千万的德国民众，他们同时作为这场人类浩劫的推动者和受害者，却在这些著作的论述中变成了“缺席的主角”。谈到他们，普通人可能只有一种模糊的印象，他们被希特勒和纳粹党蛊惑，糊里糊涂地投入了另一场世界大战，然后引火自焚，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战争结束后，在盟军占领机构和新一代德国政府的指引下，德国民众仿佛在短时间内，就认清了纳粹的邪恶面目，决心和过去的错误一刀两断，专注对外发展和平关系，以及经济建设，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然而，这种简单的描述真的符合历史事实吗？二战结束后，德国民众如何从纳粹制造的谎言和幻想中痛苦地清醒，重建自己的生活？这个问题，很少有学者进行系统性的叙述。作者耶纳在本书中，通过阅读大量德国民众的信件日记和档案资料，试图为我们完整复原德国在二战结束后，度过的第一个十年期。这是一段充斥着混乱、贫穷、自省与新生的复杂时代。本书构架恢宏，而又生动细致，因此曾荣获2019年德国莱比锡书展最佳非虚构类图书奖。
本书之所以叫做《狼性时代》，就是因为德国人的战后新生，开始于一片混乱：秩序崩坏，社会解体，家园变成废墟。随后，作者耶纳就用他犀利而生动的叙述，带我们走进了当时德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耶纳仿佛在用显微镜观察，身为一个战后德国人，是如何一点一滴，重建自己的生活和附近，最终与统治了12年的前纳粹政权切割，开始拥抱和平。
不仅如此，耶纳告诉我们，在简单粗暴的所谓“民族性格”下面，每个人其实都有复杂幽微的性格，以及潜在隐秘的动机。德国人战后，对自身罪责的自省，并非顺理成章地自发诞生，而是盟军占领当局、被侵略国人民和内部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共同推动的产物，过程漫长而曲折。这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民族反省与新生，可以被今天的我们，当作一个了解社会集体意识变化的经典样本。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来为你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跟着作者耶纳的描述，走进二战刚刚结束后，德国民众满目疮痍的日常生活，体验这一段“从零开始”的重建经历。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下，战后的德国女性，如何通过劳动与参与社会事务，来争取自身地位的提高。而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再来了解下本书的主要重点之一：战后德国社会思想改造运动的推进过程，如何清算纳粹罪行，实现民众意识正常化。
在1945年的德国民众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可以用“突如其来”和“一片狼藉”来形容。一个住在首都柏林，叫卢夫特的戏剧评论家回忆说，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天是恐怖而混乱的，自己和几个邻居一直躲在地下室里，因为地面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栋建筑是安全的，守卫柏林的德军在进行最后的负隅顽抗，而苏军直接把重炮放置在街道上，对着目标近距离开火：透过地下室的窗户向外张望，还能看到少数平民在枪林弹雨中，踉踉跄跄地从某个刚被摧毁的藏身之处，跑向另一个隐蔽点；其中一些不走运的人，被飞来的流弹或者弹片击中，猝然倒在残垣断壁之间；然而，突然间，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停止了，远处的房屋上升起了白旗，卢夫特和邻居们战战兢兢走出了地下室，几个苏联红军战士挥手示意让他们过去，战争结束了。
战争的结束，对于德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著名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写道：再也没有穿着长靴的纳粹冲锋队在街道上游行了，再也没有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暴徒四处寻衅滋事，喧闹扰民了；广播扩音器里，再也听不到希特勒发出的神经质尖叫了。
然而，解放和和平的突然降临，带给德国民众的，更多的是惶惑、混乱和不安。盟军持续数年的战略轰炸和最后几个月的大规模战斗，把整个德国变成了一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废墟：水、电、煤气，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体系都荡然无存，人们赖以生存的房屋和家园变成了绵延不断的残垣断壁。根据统计，德国境内45%的住房被摧毁，千百万人无家可归，只能睡在公园、地铁站、防空洞、地下室里，幸运一点的就和亲戚挤在乡村的农舍里。 在德国大大小小城镇中，仅仅是需要清除搬运的建筑瓦砾，就多达5亿立方米。
谋生，是战后德国人需要关注的第一件事。一个叫艾克的女秘书说，5月2日，柏林守军宣布向苏联红军投降的那一天早晨，抢劫就开始了，艾克和姑姑一起冲进了柏林郊区一栋政府大楼，在地下室里，她们发现了纳粹官员搜刮囤积的各种物资：香烟、葡萄酒、面霜，昂贵的衣服和鞋子，艾克回忆说，所有人全都疯了，和野蛮的鬣狗一样你争我抢。根据统计，仅仅在慕尼黑一座城市，就有价值上百万马克的物资被哄抢。作者耶纳说，这种贪婪和疯狂的情绪，来源于德国人的匮乏和恐慌：一方面，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纳粹政权就把整个德国经济纳入了战时管制，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比如1944年，普通德国公民每年的肉类和脂肪购买配额，分别比1939年减少了40%和60%；长期的忍饥挨饿，让大家把道德和体面抛在脑后。而另一方面，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民众陷入了类似末日来临的恐慌。这些情绪叠加在一起，共同导致了这种遍地抢劫盗窃的混乱景象。
为了维持德国战后社会的稳定和德国民众的正常生活，盟军占领当局想尽了办法，例如，从1946年开始，来自西方盟国民间的1亿个慈善援助包裹抵达了德国，里面装满了副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接下来，就是美国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大笔援助：德国累计获得了12.4亿美元的贷款和食物。
尽管如此，由于德国经济体系几乎已经被彻底摧毁，民众的日常生活依旧在最初的几年里非常窘迫：盟军占领当局不得不宣布，对食物和生活用品实行凭证配给制，证件上标注的分量，实际上只是可能获得的最高定量，常常会因为物资匮乏而缺斤短两。1946年，德国报纸《南德意志报》上就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个瘦弱的德国公民指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是他依靠配给证得到的每日口粮：半勺糖、一块指甲大小的动物脂肪、一块只有半根火柴那么长的小奶酪、一块橡皮那么大的肉，以及两个土豆。
在这种绝境中，形形色色的黑市交易和走私偷窃行为席卷了整个德国。根据作者的统计，仅仅在柏林市，就有六十处黑市。在一些固定的街区，甚至废弃的地铁站和防空洞里，交易随时都在发生，从面粉、黄油、巧克力、肉罐头、水果蔬菜，到香烟、烈酒、布料，可以说无所不包。
在这种地下交易中，任何生活必需品都可以当做硬通货流通：比如咖啡和香烟。走私咖啡，每天源源不断地从比利时边境流入德国，黑市商人雇佣了大批儿童和青少年，这些孩子背着装满咖啡的袋子，潮水一样冲过边境，而警察和海关人员对此束手无策。很多缺乏这些硬通货，同时又被饥饿折磨的普通人，为了一口食物，往往只能拿出自己仅剩的贵重物品，比如金银器、钟表或者照相机作为交换。
另外，由于盟国占领军士兵都渴望在退伍回国时，带上一些战利品，以便回国炫耀，所以各种纳粹德国时期的军用纪念品，从手枪、党卫军匕首，到各类纳粹荣誉勋章，都在黑市上走俏：例如，一尊纳粹元凶希特勒的半身雕像，能换来三大块巧克力。后来的德国著名诗人恩岑斯贝尔，当时还是个16岁的少年，他回忆说，自己就通过收集纳粹纪念品，用来向盟军士兵换取香烟，再用这些香烟去黑市上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恩岑斯贝尔在地窖里囤积了四万支香烟，当时价值四十万马克。
对于更多已经在战争中家园尽毁，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要想维持生活，就只能去偷窃。从邻居家小菜园里的蔬菜，到盟军占领委员会的运输列车，卡车上装载的土豆、面粉和煤球。为了免除大家的愧疚和负罪感，科隆主教弗林斯在1946年圣诞节，做了一篇特殊的布道演讲：他除了告诫大家要坚韧，积极面对生活，还强调说，虽然《圣经》里有“不可偷窃”的诫条，但是，在这个严酷的冬天，如果任何人无法通过工作或者其他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任何“变通方法”都是被允许的。
但是，只是运送救援物资，对于解决战后德国公众的生计问题，只是扬汤止沸，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让德国经济恢复生产，从而保障就业，同时能够让德国产品重新进入外贸市场，换取生存必需的其他物资。经济学家卡尔•哈达赫在《20世纪德国经济史》中说，“美国和欧洲盟国迅速发现，在战后经济形势严峻的岁月里，欧洲更需要一个稳定而高产的德国进行经济合作，最愚蠢的莫过于禁止这群欧洲最有能力的工人，为欧洲其他国家生产必要的产品。”
关于德国战后工业和经济的复苏，相关的研究著作已经非常多。于是本书作者耶纳就选取了一个经典而生动的案例：那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大众“甲壳虫”汽车。
本来，这种经济皮实，外形圆滚滚的小轿车，是希特勒一手策划的宣传攻势，他号称要生产制造一种德国普通蓝领工人都买得起的汽车。但是二战一爆发，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工厂就转向军用车辆生产，导致“甲壳虫”只有区区630台问世。二战结束后，沃尔夫斯堡工厂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而这要归功于工厂负责人，英国陆军工程师赫斯特少校；赫斯特一眼就看中了封存在仓库里的“甲壳虫”，说服盟军占领委员会让自己把工人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一来这样可以让他们重新就业，维持生活，二来可以让这种性能优异的小轿车出口，满足欧美消费者的需要。
为了让生产顺利开展，让工人们有干劲，赫斯特是东奔西走，四处打点，为工厂搞来了必要的原材料和零配件。造汽车是重体力活儿，工人当时还吃不饱怎么办？赫斯特还自作主张，在汽车工厂旁边组织开垦了一片片的麦田，收成就用来给工人开饭。很快，“甲壳虫”的产量从每月区区几十台，暴涨到1000台，但依旧供不应求。随后，“大众”工厂的总经理从赫斯特，变成了德国企业家诺德霍夫。在他的严格管理下，到了1955年，第一百万辆“甲壳虫”驶下了工厂流水线。作者耶纳说，这个时刻，仿佛预示着，德国已经彻底走出了战后的停滞和贫困，重新变回了那个昔日的工业强国。
说完了德国战后人民谋生的艰难，与经济的重建。接下来作者耶纳的笔锋，转向了废墟上忙碌的德国妇女。刚才提到，战后，德国境内需要清除的建筑瓦砾，多达5亿立方米，清除这些海量的建筑瓦砾，是重建家园的基础准备工作。实际上，1945年4月底，当欧洲战场的枪炮声还没有停息的时候，很多被盟军解放的德国城镇已经开始了行动，越来越多的德国市民投入了这场清除瓦砾的劳动，这不仅是为了重建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出于求生本能：盟军占领局发布命令，任何参加劳动的德国老百姓，都可以领到一张宝贵的“重体力工作食品配给卡”，虽然这张卡片换来的可能不过是一块黑面包、一盆汤，但对于饥肠辘辘的德国人来说，这点食物，就能为他们提供多活一天的宝贵能量。
有趣的是，在这场清除瓦砾的劳动大军中，德国女性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劳动，她们获得了宝贵的食物，但更重要的是，她们终于有机会摆脱家庭的桎梏，成为独立、自食其力的新女性。德国妇女不仅参与搬运清除建筑垃圾，还负责把其中宝贵的砖头进行清理、分类，以便循环利用，为幸存的同胞搭建全新的家园。根据统计，在首都柏林的废墟清理劳动者中，有26000名女性，几乎是男性的3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最后一支战争废墟清理队，才停止工作。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长期的残酷战争造成的人力消耗：在战争刚结束时，相当一部分德国适龄男性，要么还待在盟军战俘营里，要么就已经殒命在战场上。这些在废墟上辛勤搬运瓦砾的女性志愿劳动者，最终得到了一个“瓦砾姑娘”的光荣称号。作者耶纳解释说，此时的德国社会，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对未来的迷茫、战败带来的耻辱感，以及纳粹暴行带来的震惊，在德国人心中交织在一起；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力量，来重建自我认同，鼓励自己走向新生活，而这些奔波在建筑废墟上的德国女性，正好就是一种积极的象征。
当然，因为战争而离开家园的男人，最终会回来。在多年后，许多德国妇女都会给自己的后代讲述这样的故事：战争结束后，有一天，自己音信全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突然出现在门口，还穿着那身破旧的军服，手里握着一张退役证明。
虽然在我们的想象中，团圆，或者重逢，是充满喜悦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战争带来的创伤永久改变了所有人；从战场上回家的男人外表枯槁，很可能还带着伤病，连孩子们都不敢和他贸然相认。回家后，这些男人往往会蜷缩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努力让自己从战争创伤后遗症里解脱出来；更糟糕的是，男性发现，由于自己的长期缺席，自己的妻子，孩子的母亲现在反而成了一家之主：在战争期间，由于劳动力缺乏，大批德国女性踏出家门，走上了工作岗位：她们开过火车、汽车、吊车，指挥过交通，操作过雷达和防空探照灯，学会了控制和修理复杂的机床；而在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德国妇女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学会了在黑市上讨价还价，为全家搞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几乎一手包办了全部家庭内外的事务。
总之，德国男性发现，和纳粹德国一起消亡的，还有自己往日里“一家之主”的地位，自己也不具备帮助家庭重建生活的技能，所以充满了挫败和羞愧感。为了找回自尊，许多男人开始和妻子争吵，继续按照战争时期的习惯体罚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战后一段时间内，德国家庭的离婚率骤然上升，几乎是二战爆发前的两倍。
作者耶纳说，这种社会家庭层面的震荡，虽然造成了许多不幸，但从宏观角度看，是一种“破坏式创新”：长期束缚，歧视女性的德国保守主义道德，和纳粹政权一起垮台了，德国女性希望生活在一个性别平等，更加自由的新社会里；在战后，妇女们不仅积极参与了重建和生产，还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参与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每地的盟军占领管理委员会，都会成立妇女委员会；虽然这些委员会的原本职能，在于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管理和分发，但却激发了德国妇女的参政意识：比如，战后联邦德国议会里最早的女性议员，法学家伊丽莎白·塞尔伯特就是通过参加妇女委员会，走上了从政之路；在1949年颁布的联邦德国基本法里，正是由于塞尔伯特等四名女性议员的坚持，才写上了“男女平等”这一重要条款。
随着战后德国经济的恢复，以及社会生活的逐渐稳定，另一件重要的重建工作，也就提上了日程，那就是，如何在德国民众的意识里，彻底清除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流毒，让一种和平、自由的观念取而代之。
在一开始，盟军发现自己先前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根据当时的情报，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大肆鼓吹，说德国制定了一个恐怖的“狼人计划”，由死硬纳粹分子带领全民皆兵的德国人，跟盟军打游击战，暗杀、爆破、下毒，无所不用其极；搞得盟军士兵风声鹤唳，紧张兮兮。但战争一结束，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纳粹残余分子搞的破坏活动，只出现了几起就销声匿迹，几乎所有德国民众面对盟国占领军的管理，是服服帖帖的，盟军官兵压根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例如，一个叫海姆的美国士兵，和两个战友在一起，于1945年11月看了一场德国当地的足球比赛，偌大一个体育场，观众席上只有他们三个美国人，也没有携带武器，但一场比赛下来，好像压根没有人注意到自己，更别说有反抗的表示了。
不过，德国人民也没有像盟军想象的那样，纷纷站出来揭批纳粹政权的倒行逆施，或者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整个德国弥漫的，是一种奇怪的，近乎压抑的沉默。甚至在一些言论里，一些德国人已经在宣扬“德国人民也是受害者”的论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一样，也有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在面对痛苦，或者令人难堪的事实时，都会本能地想逃避，想把这些引发不适，降低自我价值的想法与感受埋入意识的最深处，具体方法就是压抑、否认、置换以及合理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曾经被迫离开德国流亡的著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再度回到德国时，在和他人交谈时经常发生一种尴尬的情况，每当她表明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对面的德国人都会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随后，他们就会转移话题，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自己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这种看似麻木不仁又推卸责任的态度，实际上表达了两种心理防御策略：首先是否认，也就是当事实和我们的认知和期望相悖时，我们会压根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
具体到战后的德国人身上，一种解释就是，德国人以自己的高度理性和严谨为傲，但这无法解释自己为何选择了战争狂人希特勒，并任由他领导了12年，把战争的苦难播撒到整个欧洲。所以许多德国人只能说，希特勒和纳粹党就是一群凭空诞生的怪物，压根与德国文化或者传统毫无关系，所以德国人民也没办法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来对付他们。
第二种，就是合理化，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找借口辩解，从而缓解自己内心的冲突和不适。于是，德国人就说，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希特勒和纳粹党用一个美好的愿景欺骗了自己，从而上台执政。
当然，最后一点就是，从战争的后半阶段开始，德国民众确实受了不少苦，从物资供应短缺、巨大的人力损失，到盟军昼夜不停地轰炸，以及最后几个月在德国领土上发生的大规模战斗。这一切让许多德国民众觉得：我们即使犯了错误，但也因为这些错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差不多该抵消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开展这场德国社会范围内的思想和意识改造运动，让德国民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首先肯定是公开对纳粹党罪魁祸首进行审判，用各种证据和他们的认罪来唤醒大家。出于这个目的，盟国组织了赫赫有名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24名纳粹主要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共有来自20个国家的几百名记者对审判进行了持续报道：在法庭上，公诉人展示了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证据。事后，盟军占领机构又开设了500多个临时法庭，审问了90多万名纳粹分子，最终，有2.5万人被判有罪。德国著名进步作家德布林，还撰写了一本宣传小册子，公开发行，号召德国人民关注包括纽伦堡在内的各种审判，进行自我反省。这种揭露，确实触动了许多德国老百姓，不过也引起了另一种反面效果：一些德国人认为，罪责就该让这些个被告承担，赶紧把他们判死刑或者扔进监狱了事，然后自己就可以彻底良心解脱，该干嘛干嘛去了。
毕竟，敢于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悔悟，意识到自己的沉默和不作为也是一种罪过，这需要极高的良知和勇气，普通人很难办到。例如，著名德国文学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曼，自从被迫流亡海外之后，一直在撰写文章，号召同胞们推翻纳粹统治；因此，他被许多反感希特勒的德国人，看做德国人良知的象征。战争一结束，很多德国文学界名人和普通民众，纷纷写信给他，要求托马斯·曼回归祖国，继续写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托马斯·曼却一口拒绝了这种邀请，理由是，很多自己的朋友、文学界同仁，靠着沉默和怯懦，苟活至今，如今又要拉自己回国做金字招牌，所以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同流合污。一时间，搞得整个德国文学思想界非常尴尬。你看，这个割席绝交的局面，一方面固然彰显了托马斯·曼人格中的清高，一方面也显示了德国普通民众因为道德困境而面临的难堪。
不仅如此，由于纳粹党在12年的统治里，几乎控制了整个德国国家机器，还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所以在战后的重建里，新的德国政府和国防军里，必然会有很多履历上有“纳粹前科”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出现一种大家所期望的，对纳粹的彻底清算。很多人会说，自己是被迫的，而且在纳粹当政期间，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甚至还偷偷摸摸做过好事，说明自己是个有良心的德国公民，不是纳粹党的支持者。更何况，要想找证据，那可太容易了，只要当事人想找，就能找出来：你证明我偷偷包庇过犹太人，让他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我证明他因为看不惯纳粹，一直在消极怠工；他再证明你一直和反纳粹分子交朋友，还因为开纳粹党的玩笑被处罚过……于是乎，大家集体免除了罪责，形成了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对每一个有轻微污点的人苛责到底，也不利于维持战后德国的社会稳定和构建新的民族集体认同。所以，曾经被纳粹多次迫害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就说，新的德国如果要继续前进，就需要认定，从主观上讲，大多数德国人不曾犯下严重的罪行。当然阿登纳为了平衡舆论，又加了后半句：新的德国也会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严惩那些试图开历史倒车，动摇德国稳定的人。确实，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新一代德国政府的主持下，大约有14万纳粹党成员在二战中的罪行被持续揭发，进而接受迟来的审判，或者被迫辞去自己的公职，退出公共生活。
不过，对二战中罪行的反省，不仅仅是个德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全体人类的问题。德国民众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德国是否能顺利融入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与其他国家地区建立平等正常的关系，而很多二战中的受害者，被侵略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德国态度很好，但做得还不够。著名波兰导演瓦伊达就说，德国人的反省必须触及自身的文化内核，因为发动战争的希特勒，还有罪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光辉的贝多芬、康德一样，都是德国文化精神的产物。
对于这种指责，其实德国人的意识里，也有觉察：1946年10月，德国第一部战后拍摄的新电影上映了，叫《凶手就在我们中间》，电影风格沉重，充满了隐喻。故事讲的是，二战后，被自己良心折磨的二战退伍军人梅尔滕斯，整天在痛苦中挣扎，借酒消愁，多亏和自己合租公寓的女主角苏珊娜，用爱和关怀挽救了他。然而，梅尔滕斯却获悉了一个真相：自己在部队里的上司，罪恶累累的布吕克纳上尉，居然在战后摇身一变，混得风生水起，成了一位成功企业家，满口仁爱和平。最终，愤怒的梅尔滕斯闯进了布吕克纳工厂的圣诞聚会，举枪逼迫布吕克纳当众忏悔，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然而，梅尔滕斯并没有表现出欣喜或者如释重负，而是再次陷入崩溃，因为布吕克纳的暴行，已经无可避免地变成了自己人格与记忆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梅尔滕斯，是当时所有幸存德国人的缩影与写照。
确实，来自二战中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持续压力，是战后德国民众逐渐走向警醒，持续自我反思的主要外部影响力。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自己的著作《罪孽的报应》里，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开始有勇气走出国门，去那些曾经遭遇德国侵略的国家，参观二战历史遗迹，以便了解那段黑暗而沉重的历史。当然，在这些遗迹中，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地方。在博物馆里，正当波兰导游用德语详细描述在这里发生的惨剧时，一位老年德国妇女崩溃了，她紧紧抓住导游的胳膊，哽咽着说：“请您务必相信！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布鲁玛的评价是：自己更愿意相信，这位老人说的是事实，但即使她在掩饰，也说明德国人开始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去，而不是选择继续沉默或者回避。
好了，这本《狼性时代》的内容，到这里，就基本为你讲完了。相信在读完这本厚重的历史纪实著作后，每个读者心里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二战的胜利只是艰难地开启了德国的重建，当中的曲折与艰辛难以言表，理想中的正义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德国民众的觉醒也并非完全自愿。作者耶纳在本书后记中说，与其说战后的德国人民是勇敢、自省的，不如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这场德国民族内心的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包括战争彻底的失败，经济毁灭后带来的贫困与匮乏，战后盟军管制机构推动的审判，精神文化生活的复苏与解冻，甚至来自其他被侵略国家的抗议和控诉，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确实，在本书内容中，作者耶纳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走马灯一样的画面：德国民众在废墟上从零开始，清理建筑废料，重建家园，用自家的小菜园，黑市买卖，甚至偷窃来获取一日三餐；由于欧洲政治版图的改变，还有千百万德国人被迫离开了家园，走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在德国本土和其他地方，千百万德国三军将士成为俘虏，回家后却发现物是人非，自己必须重新融入家庭与和平生活。在德国的每一个角落，普通人通过盟军占领机构主办的广播电台和报纸获悉，在二战期间，纳粹政权对各国人民犯下了形形色色的严重罪行，而自己在这段时光中的努力和劳动，居然是在为虎作伥。正是在这些动荡和苦难的细节，才让战后德国民众，艰难地从希特勒“千年帝国”的迷梦中慢慢醒来。
尽管今天，德国乃至欧洲，从政治到社会道德层面，已经建立了一套针对类似纳粹极端主义的防范机制，但许多富于远见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认为，对于二战期间德国罪行的批判和自省，远未结束。比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就写过一本《罪责问题》；在书中，他把二战中德国人的罪行分为四类，分别是刑事罪行、政治罪行、道德罪行和形而上领域的罪行；雅斯贝斯坚持说，绝大多数德国民众，或多或少，都犯有后三种罪行，只要德国社会还继续存在一天，对于过去的检讨和警醒，就应该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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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德国民众在二战后的“去纳粹化”思想改造以及罪责反省并非自发形成，而是依赖于盟军管理当局的推动，少数良知知识分子的呼吁以及被侵略国家的持续压力而诞生。
2.二战失败后，德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反而给了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经济与社会生活，独立自主的机会，为战后德国的社会解放平等改革创造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