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 陈章鱼解读
《潜规则》| 陈章鱼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陈章鱼。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潜规则》。
这本书非常有名，因为正是这本书，给汉语世界贡献了“潜规则”这个词。只不过，在这本书中，“潜规则”的概念不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么宽泛，而是一个历史研究的概念。
本书的作者吴思先生，在写这本书之前，做过20多年的媒体人，之后转向历史研究，成为知名的历史学者。
吴思在研究历史时，对古代中国的官吏集团尤其感兴趣。他发现，古代官吏集团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和财力，这个集团的所作所为甚至决定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命运。在深入研究古代中国官吏集团之后，吴思又发现，这个集团在历史上的形象充满着矛盾。很多古代官吏是读书人出身，非常擅长舞文弄墨和自我吹嘘，他们宣称自己忠君爱民、清正廉明，是仁义道德的典范。可是，真正支配官吏集团行为的，却往往是另一套规矩。
这套规矩，是古代官吏与官吏之间、官吏与皇帝之间经过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经过许许多多趋利避害的抉择之后形成的。这是一套没有成文，但是很有约束力的规矩。吴思找不到合适的名词，于是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潜规则”。
吴思提出这个名词之后，为观察历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贡献了一个新鲜的视角。
这期音频，咱们就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一下古代官吏与官吏之间、官吏与皇帝之间进行过怎样的博弈。
接下来，我会分成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到底什么是中国古代的“潜规则”？
第二部分，中国古代为了打破“潜规则”，做了哪些尝试，又为什么失败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古代的“潜规则”？
吴思在书中有个洞察。以往我们会觉得，潜规则嘛，那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利益群体，偷偷摸摸达成的协议。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在这双方之间。
但是吴思在解释历史上的潜规则时，特别指出，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除了交易的双方，还要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
放到历史环境中，这交易的双方，往往就是官吏，而那个“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往往就是皇帝。
所以，“潜规则”这个“潜”，代表的这种规则是隐蔽的，主要就是隐蔽起来不让皇帝看到。
吴思老师在书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刚刚即位，他其实很想治理好这个国家，在召见群臣讨论国事时，他就号召，官员应该像古人所说的一样，做到“文官不爱钱”。
有一个叫韩一良的官员给崇祯皇帝写了一道奏折，奏折的大意是，皇上您光喊口号没有用。好多人的官就是拿钱跑出来的，当官之后肯定还得想着捞钱。而且大家现在做官，处处都要用钱，要打点上司，要招待客人，进京述职也得花钱，朝廷发的薪水又不够，这个钱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您想要官员们不爱钱，您说办得到吗？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算是不爱钱的，平时也没有什么交际，可是我这两个月拒绝收的红包，就已经有五百两银子了，别人什么情况，您就可以想象了，希望您严加惩处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崇祯皇帝读了韩一良的奏折大喜，当着群臣的面夸奖韩一良忠诚耿直，要给他升官。这个时候，吏部尚书发言了。他说，韩一良说的，都是官场的通病，能不能请他说几个具体的案例啊？都有谁贪污，能不能把名字说出来啊？
一问到这，韩一良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就是不敢指名道姓。皇帝让他必须说到具体的人，韩一良说的，全是前朝就已经被检举揭发出来的官员。皇帝再问，他就改口说，自己也全是听说的事情，不知道具体的人。
崇祯皇帝又问，你说你两个月内拒收了五百两银子的红包，这些银子是谁送给你的，总有名字吧？韩一良还是咬紧牙关，坚决不说是谁。崇祯皇帝大怒，不仅没有给韩一良升官，连现在的官都给撤了。
你看，那位吏部尚书，绝对是个老狐狸，他对于官员腐败的了解，很有可能比韩一良了解得还多，但是他不敢告诉皇帝。不仅如此，吏部尚书还使了个坏，让韩一良指名道姓进行检举揭发，就把韩一良推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说出名字，得罪官员；不说名字，得罪皇帝。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猜想，韩一良这个时候一定是反复权衡，最后宁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官员群体。
崇祯皇帝想要革新吏治，他就成为那个“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而当大多数官员产生一个默契，不希望自己的信息暴露在皇帝那里时，“潜规则”就开始出现了。
刚才咱们说的，是“潜规则”里边的“潜”。“潜规则”还有另一个要素，那就是“规则”。实际上，古代历史中的“潜规则”，不是肆无忌惮的丛林法则，很多时候在官员群体内，甚至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
比如在抨击清代官场的小说《官场现形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情节：在清代官场上，官员家里有喜事，下属们自然要孝敬，什么级别的上司，应该给他多少钱，一任一任的官员渐渐就形成了严格的规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平时去上司的衙门办事，遇到上司的跟班、巡捕、文案、师爷，不同身份的人，应该给他多少红包，也是有严格的规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外边的官员来本地办事，查驿站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分别应该给人家多少钱，也是有严格的规矩。
诸如此类的种种开销，都是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所以像是县令这样的官员，都得有得力的账房师爷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师爷手里往往有一本账，专门记载这些零零碎碎的规矩，如果新来一位县太爷，办理交接时，他就得花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把这本账买过来。
有一位候补的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一个职位，可是他不懂这个规矩，没有给前任账房师爷银子，那位师爷就做了一本假账，上边记载的送礼的数目都是错的。这位官员按照这个假账本上的标准给上司送礼，结果得罪了一圈人，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的时间，这位官员就被免职了。
虽然这段故事写在一部小说中，但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父、父亲、伯父都做过官，李伯元从小跟着一位当知府的伯父长大，耳濡目染之间，见识了当时官场的很多陋习，所以他的记录，还是比较可信的。
送礼的这边，有一套复杂的规矩要遵守；收礼的那边，也不能随心所欲。
吴思找到了一位清代官员的回忆录，叫《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叫张集馨。张集馨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在地方上当过很多年官员，最高的时候做过布政使，那是仅次于总督巡抚的二品大员，他把自己在官场上看到的种种事情，写成了这本《道咸宦海见闻录》。
吴思在这本书中，就找到了这样一则记载，张集馨曾经担任陕西督粮道。这个职位要管理军粮的转运补给，算是个肥差，所以孝敬上司的钱也比较多，在当地有“财神庙”之称。
张集馨在担任陕西督粮道时，孝敬最多的上司，是陕西巡抚。每一季送给巡抚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除此之外，还有“三节两寿”的贺礼，也就是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还有巡抚大人的生日和巡抚太太的生日，都要给巡抚送礼。陕甘总督的官位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些，但是要送的礼反而轻一些，一来是因为总督和自己隔了一层，不算直接领导，二来当时陕甘总督的衙门设在兰州，而陕西巡抚和陕西督粮道的衙门则是同在西安。
根据张集馨的记载，有一年陕西遇到了灾荒，这一年连军粮都停止征收了，但是给总督、巡抚的孝敬依然如常，这让张集馨深感困难。
最让吴思震惊的，是当时张集馨的顶头上司，那位陕西巡抚，他叫林则徐。
请注意，吴思在写这一段时，他说自己没有贬低林则徐的意思，林则徐能力和操守，都是当时官场的楷模，他是一个难得的正派廉洁的官员。事实上，张集馨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好官，他在担任陕西督粮道之前，曾经受到皇帝的接见，皇帝特别赞赏了他的操守。
吴思在这里惊讶的是，像张集馨这样的好官，像林则徐这样伟大的人，都没有办法排斥当时官场上的这些潜规则，这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我在得到听书解读过另一本书叫《曾国藩的经济课》，这本书细致地分析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你会发现，曾国藩作为当时清朝最有影响力和实权的地方官员，他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遵循潜规则。
比如，晚年的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因为军功，曾国藩还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和大学士，封侯拜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吃穿都非常简朴，有史料记录，英国雇佣军统帅戈登与曾国藩会面时，惊讶地发现堂堂总督竟然“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他的幕僚和曾国藩吃饭，发现菜里既没有鸡也没有鱼，就问他：“有一家店给各个衙门都送火腿，您这里没有吗？”曾国藩说：“以前有人送，我都不收，慢慢就没人送了。现在就是想喝黄酒，也得上街一斤两斤现买回来。”
曾国藩虽然连火腿都不收人家的，但是任总督时却有自己的“小金库”。主要来源是两淮盐运司和上海海关，名义上是上缴的公费。实际上，这就是两个衙门孝敬给曾国藩的贿赂，而曾国藩的这个小金库，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这些钱去打点其他的官员。所以，当时的曾国藩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形象：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克己奉公，可是在潜规则的支配下，他也不得不行贿受贿。
到这里，我们就能总结出来，到底什么是中国古代的“潜规则”。古代官吏集团的潜规则，它的缘起关键在“潜规则”的“潜”字，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除了交易的双方，还要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当古代官员和官员之间产生默契，不希望自己的信息暴露在皇帝那里时，“潜规则”就开始出现了。
而古代潜规则的固化，关键在后边的“规则”这两个字，古代官吏与官吏之间、官吏与皇帝之间经过长期博弈，形成了一套规矩。这套规矩会将更多官员卷入进来，哪怕是拥有操守、拥有声望也拥有权力的官员，也不得遵循这套规矩。这时，潜规则就变得极其顽固了。
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下一个问题，就没有人想要改变一下吗？尤其是皇帝，他就心甘情愿被官吏集团这么欺骗吗？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不能想点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古代为了打破“潜规则”，做了哪些尝试？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吴思在这本书当中，大量引用了明代的案例。你会发现，从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个明代的历史，就是一部皇帝和潜规则屡战屡败的历史。
你可能听说过朱元璋对贪官的残酷手段，比如“剥皮实草”，和这个比，砍头都算是比较轻的刑罚了。其实早期的朱元璋并没有这么残暴，他讨过饭，打过仗，从小兵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了解相当透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解决潜规则的问题。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谈话的内容也不是大道理，而是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
朱元璋会跟官员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工资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一口井，井虽然不满，但是总是有水。可是如果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这时候，你发配到数千里外做苦役，你贪的那点钱，有可能在你老婆孩子手里，有可能都没有，有可能这些钱都在外人手里，你家破人亡了，钱归别人了，你说这点赃款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朱元璋这样的劝告，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利害分析也很透彻，可是起到的效果却非常有限。等到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他无奈地表示：“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绝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朱元璋对贪官的处罚，手法越来越凶狠，可是也没有拦住这样的不正之风。
明万历二十二年，大概是明朝灭亡的五十年前，62岁的孙丕扬出任吏部尚书。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根据《明史》的记载，这个人很倔强，讲原则，大家都不敢找他走后门。 你也能看出来，朝廷选这么一位刚直的吏部尚书，就是想好好整顿一下当时的官场。
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孙丕扬上任之后，他选择人才的办法，竟然是抽签，在竹签上写上地区和机构，候选人们抽到哪根签，就到哪个地区哪个机构去当官。
这个制度可是让孙丕扬没少挨骂，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合适的工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应该的位置，像这样不加辨别，官员们无论资质如何、品行如何，全都凭手气抽签，岂不是太儿戏了？很多知识分子都痛骂孙丕扬，觉得他太糊涂了。
后来崇祯皇帝上台，就废除了这个抽签制度，改为推荐保举，以为这样可以挑出人才。第一批保举出来的人果然不错，但接下来便一塌糊涂了。因为推荐保举就给托关系、走后门提供了机会。
明朝小说《醒世恒言》里边，就介绍了一种在吏部走后门当官的规矩，名字叫“飞过海”。简单来说，就是小吏们花钱，买一个升级成官的机会。虽然我们把“官吏”放在一起说，但是官和吏是有区别的。吏是不入流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官。明朝的制度，每隔三年就会对小吏们做一次考核，三次考核都合格，就可以去吏部候选当官。但是三次考核至少需要九年时间，就有人动了歪心眼，拿钱买通吏部官员，直接搞来一个三考合格的证明，就能出来做官了。甚至有几个人合伙的情况，大家凑钱给一个人买官，这个人做官后想办法搞钱，其他人坐地分赃。
下边的官吏有种种手段，朝廷上也挺混乱，前边咱们说到，孙丕扬是个正直的人，百官都不敢找他走后门，但是他也有怕的人，他怕宦官找他走后门。宦官虽然名义上没有孙丕扬的官大，但是孙丕扬惹不起他们。因为在明代后期，有皇帝懒得批阅奏折，就自己口述，让宦官代笔，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宦官拥有批阅奏折的权力。某种程度上，宦官掌握了宰相的权力。连孙丕扬这样耿直的人，也不得不忌惮宦官的权力，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经过崇祯皇帝的倡导，保举的口子越开越大，走后门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是李自成攻破陕西，大明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吏部仍然在选官的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
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实在没办法了，他自己恢复了抽签制度。明代的朝廷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崇祯皇帝把祖宗牌位摆在朝廷上，监督大家抽签选官。抽签的官员估计也是非常紧张，因为当时有的地区已经危机四伏，到底自己领到的是肥差还是危险，全凭一下的运气。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孙丕扬当时的设计，就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糊涂人，抽签的制度当然挑不出有才干的人，但是至少公平，可以堵住走后门的路。孙丕扬用一种压力最轻、阻力最小的方式，减少了拉关系走后门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所以《明史》在评论孙丕扬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孙丕扬创立抽签的制度，虽然不能选出人才，但是制止了营私舞弊。如果不是他，当时的情况说不定更糟。
果然，后来的崇祯皇帝，面对的就是一个更加糟糕的局面，在国破家亡的前一刻，他能想到的办法，只能是重新捡起那个他看不起的抽签制度。
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面对潜规则是如此无力呢？
吴思在书中给出了一个答案，因为在古代中国，皇帝虽然在权力的系统中占据最高层，但是在另一个系统中却拥有巨大的劣势。
让我们回溯一下时间，回到明弘治十七年，这差不多是整个明朝的正中间。这一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皇帝的命令，去山东曲阜拜祭孔子。这一路上他看到了很多民间疾苦，回到北京后，他给皇帝写了一份汇报。在汇报中，李东阳说道：“尽管我每天接触各种文件，仍然不能了解详细的情况，更何况是高举九重天的陛下。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
这么看来，皇帝和现实之间，隔着两层，一层郡县，一层朝廷。实际上，按照吴思老师的统计，皇帝和现实之间至少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百姓的衙役、衙门中的小吏、县一级的官员、府一级的官员、省一级的官员、六部的官员、内阁的官员。民间的信息到达皇帝那里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要是算上中间经手的小官吏们，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这么多层的信息传递，一定会造成信息的失真。
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古代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古代的潜规则的核心，就是封锁和扭曲信息，这是古代官吏集团和皇帝对抗的战略武器。
只可惜，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是一件无解的事情，潜规则也就成了中国古代皇帝和官吏集团对抗中的一个死结。
到这里，这本由吴思老师写的《潜规则》，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潜规则》这本书，是历史学者吴思老师的历史研究笔记。
吴思在深入研究古代中国官吏集团之后，发现这个集团在历史上的形象充满着矛盾。嘴上说自己忠君爱民、清正廉明，可是背地里遵循的，却往往是另一套规矩。这是套没有成文，但是很有约束力的规矩。吴思找不到合适的名词，于是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潜规则”。
古代官吏集团的“潜规则”，一个关键词是“潜”，和我们想象的不同，潜规则的当事人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除了交易的双方，还要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放回历史情境中，就是皇帝。古代官员和官员之间产生默契，不希望自己的信息暴露在皇帝那里时，“潜规则”就开始出现。而潜规则的固化，关键在后边的“规则”这两个字，古代官吏与官吏之间、官吏与皇帝之间经过长期博弈，形成了一套规矩。这套规矩会将更多官员卷入进来，哪怕是拥有操守、拥有声望也拥有权力的官员，也不得遵循这套规矩。这时，潜规则就变得极其顽固了。
皇帝面对潜规则，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对抗。可惜，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古代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古代的潜规则的核心，就是封锁和扭曲信息，这是古代官吏集团和皇帝对抗的战略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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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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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潜规则，在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除了交易的双方，还要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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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潜规则的固化，是因为古代官吏与官吏之间、官吏与皇帝之间经过长期博弈，形成了一套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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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古代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这是古代官吏集团和皇帝对抗的战略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