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风物集》 高林解读
《源氏风物集》| 高林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河添房江的《源氏风物集》。
这本书，看起来是一本轻松休闲的文化研究著作，它的主题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冷门的问题：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中出现的“唐物”，也就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奢侈品。通过分析文学名著的内容，来展现古代社会生活习俗的原貌，算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例如，一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就为我们今天了解明清时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礼仪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而《源氏物语》呢，则经常被我们中国人称为“日本的红楼梦”，讲述了风流多情、才华横溢而又优柔寡断的皇子光源氏，和众多贵族女性爱恨纠葛的故事，而宫廷贵族的政治斗争与百态人生则穿插其中，堪称一幅用文字画成的平安时代贵族浮世绘。
《源氏物语》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11世纪，比《红楼梦》早了700年，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小说。由于作者紫式部细丽婉约的情节描绘，《源氏物语》也成为学者们研究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生活风尚的重要参考。
本书作者河添房江，是东京学艺大学的教授，研究《源氏物语》的专家。她写这本书的目的，当然不仅仅在于考证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的衣食住行到底是什么样子，而是把小说中这些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当作一个小小的切口，研究当时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如何深刻影响塑造了日本平安时代前后的社会生活与审美。这种影响，甚至在平安时代中日交流陷入低潮后，依旧长期存在。河添房江之所以不惜笔墨，来做这种考据，就是为了反击日本历史文化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谬误观点，那就是，日本引以为傲的平安文化，是一种在去除了来自中国的影响之后，在封闭状态下独立诞生的审美与价值体系。在本书中，作者河添房江通过对《源氏物语》中各种中国器物进行详细而严谨的梳理、溯源，比如黑貂皮、青瓷、玻璃器皿、香料、唐纸、唐绮、唐绫、唐锦，还有唐猫等等，充分肯定了中国对于日本平安文化的滋养与支撑，还原了当时东亚地区社会经济交流的真实情况。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来为你讲解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在《源氏物语》所描绘的时代，来自唐朝的各种奢侈贸易商品，是通过哪些渠道进入日本的。其次，我再结合《源氏物语》的情节，为你介绍下，被当时日本追捧的唐朝奢侈品，它们对当时日本上层阶级的生活与审美，产生了哪些影响。
说起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日本曾在我国隋唐时期，派出很多批次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系统地学习、引进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简单说吧，按照日本历史研究的传统观点，日本正是通过从制度和文化上效法唐朝，才建立起所谓的“律令制国家”。在这个时期，日本朝廷的诏书、史书、宫廷的诗歌，甚至贵族私人的笔记和日记都使用汉文和汉字。这就是所谓的“唐风文化”时期。
《源氏风物集》的作者承认，日本停止派出遣唐使的公元894年之后，国风文化确实开始崛起。但是，遣唐使派遣的终止，并不意味着中日两国之间文化经济交流的断绝：翻开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平安时代作品，我们依旧能够看到琳琅满目的“唐物”。部分日本历史文化研究家鼓吹的，所谓平安时代日本开始有意识选择脱离唐王朝构建的国际政治体系，开始独立发展，然后日本国风文化就在闭门造车一般的环境中诞生，这完全不符合历史实情。日本文化确实在平安时代觉醒并走向独立，只不过这个时代和之前一样，深受中国文化熏陶，也是一个追求和享受“唐物”的社会。
比如说，唐物在奈良时代主要是在佛教仪式上使用的，到了平安时代，已经渗透到了贵族的日常生活中，作为受到追捧的奢侈品，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平安时代后期在位的醍醐天皇，在日本一直被认为是提倡国风文化的始祖，备受尊崇。但其实也正是他，确立了由天皇检阅唐物、分配给臣下的仪式，以此宣扬自己的皇威。也就是说，在平安时代，唐物不仅有珍贵奢侈品的属性，更是日本天皇王权的象征。
所谓“唐物”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个平安时代日本进口唐物的清单，多达几十种，品类囊括了香料、药物、染料、名贵木材、纺织物、宝石制品、玻璃器皿，乃至文房四宝、珍贵观赏动物与书籍等等，可谓蔚为大观。
那么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对唐物的痴迷到了什么程度呢？作者就列举了《源氏物语》里的情节来说明。在这部小说中，贵族们重视、赏玩唐物的情节比比皆是。例如，主角光源氏，为了准备自己爱女明石小姐的成人礼，亲自查验大宰府进献的中国香料和绫罗绸缎，却发现质量不如以前。于是，光源氏只能来到皇宫的内库里，取出往年由高丽人进贡的中国珍品备用。
这一段《源氏物语》中的情节，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在当时的日本，唐物奢侈品的输入，有两个最主要的渠道，一个是通过渤海国的进贡与贸易，另一个是博多湾的大宰府。渤海国，是一个疆域横跨中国东北、俄罗斯南部以及朝鲜半岛，由我国古代民族靺鞨建立的国家，与日本有着紧密频繁的贸易与政治往来。由于渤海国接纳了许多来自朝鲜半岛高句丽国的难民，所以在日本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渤海国也被笼统地称为高丽。而所谓大宰府，则位于今天日本九州的博多，福冈市附近。这里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地位更显重要。
在《源氏物语》中，渤海国向日本输出，被光源氏认为是上品的绫罗绸缎，其实也并不是渤海的特产，而是来自唐王朝对渤海国的赏赐或者贸易交换。 实际上，在当时的东亚国际政治体系中，很多小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采取了同时依附多个强国，并同时效忠的方针，而渤海国，说白了就是同时在对唐王朝和日本称臣，双面效忠。
随着渤海国实力的增强，唐朝给渤海国首领的封号逐渐增高，从渤海郡王，变成了渤海国王。渤海国向唐朝和日本出口和进贡的商品，主要是貂皮，例如公元738年，渤海国王大钦茂刚刚继位，就向唐玄宗进贡了一千张貂皮。
同样，随着渤海国的貂皮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日本朝廷的公卿贵族，对这种珍稀进口奢侈品的热衷，到了惊人的地步。作者列举了另一部日本古代长篇小说《宇津保物语》中的情节来说明：某位尊贵的贵族因为政务，需要在皇宫里留宿，妻子于是送来了过夜寝具，其中就包括一张珍贵的六尺黑貂皮，以丝绸衬里。
日本贵族如此热衷于穿貂，搞得在公元885年，光孝天皇甚至需要下诏书，规定可以穿戴貂皮的时间、场合和身份，等级不够的，不能穿。 不过，禁令一发，有资格穿貂的日本贵族，立刻开始以拼命穿貂，来炫耀自己高贵的身份和富有：在公元917年5月，渤海国大使进入京都觐见的时候，醍醐天皇之子重明亲王，居然在这个时节一口气身上穿了八件貂皮。
不过，随着公元10世纪，渤海国被女真人所灭亡，位于博多的大宰府，就成为唐物输入的唯一通道。输入渠道的变更，以及当时中国境内的王朝更迭，也让日本物质与审美生活中的“唐物”时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源氏物语》“末摘花”一章中，紫式部用了一个小细节，就生动地描绘出这种社会风尚的变化，以及人情中的世态炎凉，实在是见微知著。
在这一章中，光源氏去探望一位闺阁中的贵族小姐末摘花。这位末摘花小姐虽然是亲王的女儿，但此时家道中落，生活拮据。在外屋，她的侍女们在吃饭，饭菜质量粗劣，用的是来自中国的青瓷。见面之后，光源氏发现，寒冬季节，末摘花小姐内里的衣裳已经旧得褪色，为了保暖，外罩一件黑貂，无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于是光源氏就对这位末摘花心生怜悯。原来，在《源氏物语》成书的年代，渤海国已经灭亡了将近百年，渤海国的貂皮，再也无法输入日本，所以日本朝廷贵族的审美，也早就发生了变化，从追捧貂皮，变成了追捧绸、绫、织锦等衣料。同样，末摘花小姐使用的中国青瓷，也变成了过时之物。
作者河添房江考据说，末摘花小姐的父亲常陆宫亲王，其原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快夏天了还要身披八件貂皮的重光亲王。这黑貂和青瓷，都是常陆宫亲王在世的时候，收集的珍品。 日本进口的中国青瓷，大多来自越窑，也就是浙江宁波一带的瓷窑，由于烧制时，瓷器坯件外装匣钵，从而受热均匀，杂质不会粘附于器物表面，进而使烧成的青瓷器胎质更加细腻，釉色更加青纯，颇具玉质感，其精品被称为“秘色瓷”，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朝鲜，都是皇室高门追捧的奢侈品。
然而，青瓷为何在《源氏物语》成书的时代，不再被日本贵族青睐？一种说法是，越窑所在的宁波等地，由于青瓷生产规模过大，原料逐渐枯竭，以致越窑青瓷逐渐釉色偏黄，失去了往日橄榄色中带有粉彩的独特光泽与颜色。另外，北宋皇室本身审美与唐代不同，偏好汝窑、哥窑等瓷器，从而让越窑青瓷沦为廉价低端产品，器型纹样逐渐粗糙呆板，进一步失去了高端市场。
反过来，在大量输入越州青瓷之后，平安时代的日本也开始以这些中国瓷器为模板，烧制自己的本土绿陶，釉色与青瓷非常相似，花纹也模仿青瓷的蝶纹、莲瓣纹等，这就是流行一时的平安绿釉器，也被贵族、僧侣追捧，是平常百姓用不起的高端货。由此可见，平安时期日本的国风文化，从审美到器物制造，依旧保留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影响。
说了那么多，让我们再回到《源氏物语》中的情节，看到末摘花小姐如此落魄后，光源氏就心生恻隐，叮嘱下人给她送去了符合亲王之女身份的各种日常用品，包括绫罗绸缎等等。
另外，作者河添房江还从小说中找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末摘花小姐的姨妈，由于丈夫官运亨通，当上了大宰府的总管官员——“大弍”，所以就希望末摘花跟自己一起搬到博多去，好伺候自己的女儿，心高气傲的末摘花不想沦为姨妈的女佣，于是就拒绝了。不过，末摘花身边的几个侍女也劝她去博多，想来是因为大宰府手握唐物贸易的实权，哪怕是在近前伺候的下人，也有机会发财，鸡犬升天的缘故。
作为大宰府长官，“大弍”在这里代表天皇掌管朝廷的外交与贸易事务，被称为“堪称美差的职位”。 历任大宰府长官在任上，都会做一点中饱私囊的勾当，同时借职务之便，将舶来的唐物私自扣留，转卖给更有权势的达官显贵，以此谋取晋升的机会。所以，为了加强天皇朝廷的权威，防止各路达官显贵偷偷购买珍贵的唐物，哄抬物价，醍醐天皇就在公元909年下了规定，朝廷需要什么，直接发一张购物清单到博多的大宰府去，大宰府的官员按照清单，负责采买，剩下的，就直接在当地公开交易。
当然，即使这样，大宰府官员私下扣留唐物自用，或者转卖获利的行为依旧存在，甚至有官员不惜接受来自新罗商人与海盗的走私货物，从而引发日本与新罗之间的外交纠纷。 《源氏物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出身地方的大宰府官员，虽然粗鄙，但由于手握实权，居然想高攀日后成为光源氏养女的贵族小姐玉鬘，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实力，给女方写的求婚信，都是用的“唐纸”，也就是来自中国的昂贵的信笺纸，还用珍贵的中国香料熏过香。这种信笺，是连出身皇族的光源氏，在和其他公主等高贵女性通信时，才舍得使用的稀罕物。不过，因为拙劣的遣词造句，这位官员只能成为贵族口中的笑柄。
在了解完昂贵的唐物，是如何通过渤海国的进贡以及九州博多湾大宰府输入日本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在书中还提到了哪些稀有的唐物，以及围绕它们引发的有趣故事。
刚才我们提到，到了《源氏物语》中描写的时代，来自中国越州的青瓷，已经不再是日本朝廷贵族青睐的奢侈盛物器具了。那么，光源氏和其他贵族在用什么呢？是看起来更为高大上，也更为昂贵的玻璃器皿，也叫琉璃器皿。
输入日本的玻璃器皿，除了用作贵族日常生活中的盛器，另一个用途就是作为佛教寺院中举办宗教仪式的法器。 不过，这些玻璃器皿，并不全都是中国制造的。作者河添房江考据说，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虽然掌握了玻璃的制作工艺，但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能够制作大件玻璃器的水平，所以中国生产的通常都是小件玻璃器。而那些形体比较大的玻璃器皿，则是来自阿拉伯的玻璃制品，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原本放置香料、蔗糖、药物等贵重商品的包装瓶。中国人在消费了阿拉伯的商品之后，又把装东西的玻璃瓶、玻璃盆二次销售到了日本，结果变成了平安时代日本贵族热捧的宴会餐具和酒具，只有在盛大的节日庆典或者贵族的婚丧嫁娶等隆重仪式上才能使用。
比如，《源氏物语》里，为了筹备女儿入宫出任太子妃，光源氏就把中国进口的昂贵香料交给朝颜公主，求她制作熏香。公主做好之后，特地把昂贵的熏香放在两个昂贵的玻璃钵里送回。
说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用具，其实从中国输入日本的唐物中，还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动物，其中故事比较多，而大家熟悉的，就是宠物猫。当然东渡到了日本，它就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唐猫”。
通过今天的生物基因分析，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家猫，祖先都会被追溯到非洲野猫。它们也和人类祖先一样走出非洲，从距今大约1万年前开始，逐渐被人类驯化，成为家养动物。在距今2000年前来到了亚洲大陆东端的中国。
在日本文献中，最初的唐猫，是遣唐使返回日本时，为了防止宝贵的佛经被海船上的老鼠啃咬，而引进的，数量十分稀少，因而倍加珍贵。甚至当时有一首和歌，里面写道：“大和虽富饶，此物独所缺。唐猫百娇媚，为君求切切。”
这首和歌的作者，是10世纪时在位的花山天皇。他为了满足太皇太后想要一只唐猫的愿望，是四处寻访。这首和歌，就显示了他寻求唐猫的迫切心情。 作者指出，日本历史上最早关于“唐猫”的记载，是平安时期宇多天皇的日记：公元889年，这位天皇在日记中夸耀，说自己饲养的唐猫，通体漆黑，毛色润泽，善于捕鼠，是先帝赐给他的。
平安时代天皇对猫的喜爱，在后来的一条天皇那里，达到了顶峰。这位一条天皇，堪称日本历史上地位最高的猫奴。一条天皇对猫宠爱到什么程度呢？作者告诉我们，一条天皇不但给他养的一只母猫官位，封为“命妇”，还在这位“猫命妇”生小猫七天之后，在宫中给它举行“产养”仪式，也就是庆祝小猫母子平安的宫廷庆祝活动，与皇宫内嫔妃诞下皇子后举办的一模一样。于是，朝廷最高地位的两个公卿——左大臣藤原道长和右大臣藤原显光，也要参加。还得按照朝廷的惯例，给天皇的爱猫献上符合自己身份的礼品。天皇和群臣给猫主子庆祝了母子平安还不算完，还要给刚生下来的小猫请乳母，这让当时的朝廷大臣都感到难以置信，在自己的日记里连呼这是“先代未闻”的奇事。
在《源氏物语》中，围绕“唐猫”这种珍贵的宫廷宠物，而发生的故事也有很多。比如，皇宫中正在举办蹴鞠比赛，公主女三宫养的唐猫受惊，从室内窜了出去，掀起了屋檐下的垂帘，结果在场上比赛的男配角柏木，由此就见到公主的容颜，对她是一见倾心。
不过，平安时代后期，日本律令制国家制度逐渐瓦解，导致各种政治与社会动荡、宫廷政变、暗杀时有发生。在信奉万物有灵论的日本人看来，这些都是神灵震怒、妖怪作祟的结果。而原本珍稀高贵的唐猫，则因为与宫廷和贵族生活的紧密联系，也逐渐被看作拥有灵力，甚至邪恶法力的生物，各种以猫为主题的灵异志怪故事，也就从此诞生并流传开来。
好了，到这里，这本《源氏风物集》的内容我们就讲得差不多了。作者河添房江通过分析《源氏物语》等一系列平安时代文学作品中所提到的唐物，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遣唐使的终止断绝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政府层面的交流，但在平安时代，中日两国文化经济交流依旧频繁，并对日本平安时代诞生的“国风”审美具有深刻影响。
虽然《源氏物语》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独特的“国风文化”已经成熟，作为岛国的日本从政治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生活上开始逐步摆脱对中国亦步亦趋的模仿，但我们通过《源氏物语》对贵族生活场景和器物的大量描绘，可以看到，虽然日本在这一阶段试图摆脱以唐朝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但“唐物”，作为中国文化的具象体现与缩影，依旧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唐物”这个对中国进口奢侈品的指称，一直沿用到14至16世纪的室町幕府时代，而中日贸易，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唐船贸易”。
然而，到了近代，这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曾经一度被质疑，甚至否认。比如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曾在演讲里说，日本自己的文化随着遣唐使的废止而开始觉醒，在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逐渐成熟。这种论调之所以产生，就是自明治维新至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建立起了现代化国家体制后，急于步西方列强的后尘，侵略扩张，极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结果。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抹杀历史上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影响，是一种塑造日本民族优越性，为军国主义张目的文化舆论动员。
所以，我们可以进而得出一个结论：文明，只有在开放多元的环境下，通过吸取其他文明的滋养，才能不断繁荣与发展；一个文明在交流中，能否对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进行包容、借鉴与吸收，本身也是它是否具有活力和自信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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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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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源氏物语》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独特的“国风文化”已经成熟，作为岛国的日本从政治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生活上开始逐步摆脱对中国亦步亦趋的模仿，但我们通过《源氏物语》对贵族生活场景和器物的大量描绘，可以看到，虽然日本在这一阶段试图摆脱以唐朝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但“唐物”，作为中国文化的具象体现与缩影，依旧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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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只有在开放多元的环境下，通过吸取其他文明的滋养，才能不断繁荣与发展；一个文明在交流中，能否对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进行包容、借鉴与吸收，本身也是它是否具有活力和自信的重要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