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 曲飞工作室解读

《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 曲飞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波拉切克是美国汉学三杰之一魏斐德的学生，他最擅长研究清朝后期的中国文人集团。他发现文人集团对晚清政治有隐秘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本书最独到的见解。

关于本书

本书提出，鸦片战争中清朝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是中英军事实力的差距，也不是制度层面的差距，而是因为清朝内部在决策上始终受到两派意见的左右，统治集团从来没能拿出一个统一而科学的应对策略。

核心内容

第一：波拉切克所谓的“强硬派”“保守派”都是谁？各自的人员构成、政治立场都是怎样的？

第二：“强硬派”和“保守派”在鸦片战争中都有怎样的表现，这又如何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清朝的决策。

第三：这种“派系之争”在战后如何影响了中国政治走向，为什么清朝在鸦片战争后没有及时做出变革？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我们的历史教材把它定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正因为打输了这场仗，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执行不下去，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做不下去了，只能被迫打开国门面对世界，这才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

那么鸦片战争中国为什么会输？最浅层面的分析是，技不如人，军事上、特别是武器装备上落后人家太多。进一步研究则会看到，清朝在战术、机动能力、信息，乃至这背后的政治制度上全面落后，因此才遭遇了败局。

这些分析固然都很有道理，但如果做一下横向对比就会觉得，理由似乎并不充分，比如，几乎就在鸦片战争同时，英国人在阿富汗也发动了一场战争，结果却差点全军覆没。要说军事差距，阿富汗和英国的差距更大，而要说政治层面，阿富汗当时还是几大部落各自为政，无论中央行政能力、动员能力，还是后勤能力，比清朝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为什么他们能打赢，而中国却打输了呢？

所以说，单纯的军事实力差距似乎并不足以解释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这背后应该还潜藏着其他不易发觉的原因。而本书，就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挖掘探寻这个原因。

说到这我想再插入一个题外话：读这本书让我联想到了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那本书里有一章探讨罗马早期的强敌迦太基为什么会败给罗马，孟德斯鸠说，“在迦太基政坛上有两派，一派总是希望战争，而另一派总是希望和平，结果把自己弄得既不能享有和平，又不能很好地进行战争。”

跟孟德斯鸠对迦太基的看法异曲同工，本书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也存在这个问题：政坛上有两派，强硬派想求战，保守派想求和，并且彼此争执不下，这种不同政治派别的内部斗争，就是本书书名里所谓的“内争”，并且本书认为，这种内争导致了清朝外交与军事决策上的摇摆，影响了鸦片战争，以及这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

本书的作者美国学者波拉切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他的导师是“美国汉学三杰” 之一的魏斐德，我们曾经解读过他的代表作《洪业》。波拉切克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十九世纪早期中国的文人团体和文人政治》，就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了“文人团体”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鸦片战争的关系。

那么，他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呢？下面我们就随着他的思路，一起到书中来探讨印证。我们的解读，还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波拉切克所谓的“强硬派”“保守派”都是谁？各自的人员构成、政治立场都是怎样的？在道光年间最首要的问题“禁烟”上，这两派各有什么主张。

第二部分：在鸦片战争中，“强硬派”和“保守派”都有怎样的表现，这又如何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清朝的决策。

第三部分，在战后，这种“派系之争”又如何影响了中国政治走向，为什么清朝在鸦片战争后没有及时做出变革？并且我们还要分析一下，该怎样看待本书的观点，他说的有道理吗？

好，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看看“强硬派”和“保守派”都是什么样子的。

先说强硬派的人员构成：

在鸦片战争前后，北京活跃着一些文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几个是宣南诗社，春禊（xì）派和顾祠会祭。本书作者认为，这几个会社，就是强硬派的核心班底。我们逐一介绍一下。

宣南诗社的“宣南”，就是指北京宣武门以南，地理范围基本相当于老宣武区，宣南诗社的成员主要都在这一带生活和活动；春禊派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春天到水边郊游，典故来源于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这个团体就是一次在京南陶然亭春游聚会之后成立的；顾祠会祭的顾祠，指的是顾炎武的祠堂，在报国寺附近，也属于北京南城，这个团体成立在鸦片战争之后，所以我们不会过多的提到。

听起来这三个团体好像都是文学会社、学术沙龙，但其实它们更主要是文人议论朝政的平台。至于为什么都以“文社”“诗社”的名目出现，其实这个答案要到波拉切克的老师魏斐德的代表作《洪业》里去找，清朝为了强化皇权，避免出现明末东林党那样能影响朝政的政治团体，历来以“防止朋党”的名义，严控官员、文人的交往。因此文人只能以文社、诗社的名义来结社，算是打擦边球了。

再说这三个会社的一些成员，其中有的你一定不陌生。宣南诗社的核心成员是清朝书法四大家之一的翁方纲，诗社13名成员中，一半以上都是他的门生，林则徐在北京任职的时候，也是宣南诗社的成员；春禊派的领袖人物，是后来的禁烟派名臣黄爵滋，成员还包括大诗人龚自珍，以及“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的魏源。至于稍晚的顾祠会祭，成员跟前两个社团有部分重合，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先后给道光、咸丰、同治当过老师的“三朝帝师”祁寯（jùn）藻。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些会社地理位置就很接近，都在北京南城，而人员构成上就更接近，都是：一，汉人；二，知名文化人，大部分都有翰林身份；三，除个别人外，普遍官职不高，缺乏实权；四，都享有声望，因此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五，彼此抱团，基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朋友圈。

这么多共同或近似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见解上，也都很接近，很像是个“在野党”。

而跟他们相对的“保守派”呢？其实并没有这么明显的身份特征，就是当时把持朝政的当权派，以满洲贵族为主，有的还是皇亲国戚，代表人物是道光皇帝信任的大学士穆彰阿（ē），此外也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汉人官员。

保守派在政治上一般是消极的，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遇到问题不是拖延、回避就是甩锅，总之都是竭力维持现状，避免担责。其实这很好理解，正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才会保守，不希望改变现状。

好，这就是强硬派和保守派的大致面貌，强硬派以有名望、官职低的汉人士大夫为主，保守派则是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其中又以满洲亲贵为核心。我们再来说说他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

道光年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鸦片。鸦片导致白银外流、人民身体被毒害，这个弊端，是朝野共知，那么该怎么办呢？清朝历任皇帝的态度都很明确，就是：禁烟。雍正乾隆嘉庆都搞过禁烟，在海关封堵运鸦片的外国商船，不让上岸卸货，但由于当时沿海走私猖獗，这个办法根本不管用，所以到了道光时代，鸦片问题已经不能再忽视，道光皇帝决定加大力度禁烟。

但具体该怎么禁？却有不同的主张。

强硬派的主张很简单，就是“严禁”，用雷霆手段，对鸦片该没收就没收，对烟贩子该惩处就惩处，而如果这些举措引来洋人的干预，那就跟他们硬刚。

而保守派呢？在这个重大立场问题上他们是不敢说“不禁”的，但给出的方案却是“弛禁”，松弛的弛，意思就是，鸦片要禁，但要讲策略讲方法。

有这么个主张弛禁的官员，提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叫许乃济，官居太常寺少卿，1836年，他给道光皇帝出了三个主意，第一，咱们干脆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样呢，可以收税，咱们赚银子；第二，贸易的时候我们用茶叶换鸦片，不用给现钱，白银就不会外流；第三，允许国内老百姓种鸦片，如果我们实现了鸦片自给自足，不依赖进口了，外国鸦片价格就会暴跌，到时候卖鸦片的洋人没利可图，就不会倾销鸦片了。

说实话，这些主张还挺有市场经济头脑的，但问题是鸦片不是一般商品，那是毒品啊！这口子要是一开，必然贻害无穷。比如强硬派就指出，如果我们种国产鸦片，让鸦片成本降下来，那岂不是让更多的人吸毒？春禊派的领袖人物黄爵滋提出，既然鸦片源头堵不住，那不如从终端来抓，严惩吸烟者，初犯强制戒毒，再犯直接砍头。

或许是觉得这个办法太激进，道光帝一时也难下决心，他让身边的高层大臣们讨论，结果支持的还不到1/3。就在这时，高级宗室圈里爆出了丑闻，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吸鸦片，东窗事发。道光帝惊怒交加，终于痛下决心，他任命了一位力主严禁的大臣为钦差，南下禁烟，这个人就是林则徐。

接下来的事我们都很熟悉，1839年林则徐到任广州，雷厉风行，虎门销烟。但也由此招来了英国的入侵，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

地球另一端的英国伦敦，英国人早就惦记着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在鸦片问题激化之后，英国议会认真讨论出兵中国的可能性，财政大臣担心战争经费问题，当时的外交大臣、后来的英国首相巴麦尊说：“假如中国来赔偿，怎么样？”于是英国人再无顾忌，战争就爆发了。

林则徐在广州做了战争准备，但他低估了英国海军的机动能力，1840年8月，英国舰队直指大沽口，威胁到了北京。道光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和英国人交涉，琦善本就是主张弛禁鸦片的保守派，作为直隶总督，他的想法是，只要不在他的地盘打仗就行，他对英国人表示，我们马上会派钦差去广州解决你们的事儿，你们回广州等着吧。反过头来他又对道光帝说，英国人已经表示了歉意，会回去的。

就这么一忽悠，让道光又动摇了，觉得是“强硬派”把事情搞砸了，而“保守派”的琦善，善后工作做得好，看来还是保守派更靠得住。于是道光帝把禁烟英雄林则徐革职查办了，让琦善出任钦差，去广州和英国人谈判。琦善这才知道自己忽悠皇帝，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到了广州，面对英国人提出的“割让香港岛”等苛刻条件，他根本没有能力拍板议和，只能如实告诉皇帝：要打仗了，而且咱们打不赢。

道光帝又再次转向“强硬派”路线，准备跟英国人开战，可他在选择将领的问题上，却完全错误，派了宗室贵族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军去广州打仗。这些亲贵和封疆大吏，原本就是保守派，不愿意打仗，更缺乏军事能力，所以他们指挥的战争，打成了一场闹剧。

这个奕山祖上很有名，就是曾经跟雍正争夺过皇位的康熙十四子允禔，当年在西北当过抚远大将军的，可奕山根本没祖上那两下子，他全部的聪明劲儿，都用在了糊弄皇帝上。面对英国的舰队，奕山来个“火烧赤壁”，用木排、民船发起火攻，结果英舰一艘都没烧坏，反而木排、民船都烧光了。可他却向皇帝报捷说，英国战船被我们烧了六艘，死伤不计其数，英国兵的惨叫几里外都听得到。随后，仅仅过了4天，广州沦陷，而且是奕山亲自举了白旗投降，全盘答应英军的停战条件。可就这样，他照样向朝廷报捷，还非常巧妙的文过饰非，把清军败退60里，说成是避免军队在城里滋扰百姓，把英军索要的600万两赎城费，说成是往年欠他们的货款。甚至还在奏折里保举了554位作战有功人员。

而此时，广州民间发起的“三元里抗英运动”，多少给奕山谎报的战功增添了一点点真实性。事情是这样的：1841年5月末，英军登岸，进军广州城，一千英军在三元里一带被上万民众围堵，当天广州下了大雨，英军的火药枪无法射击，又是天黑，道路不熟，英军处处吃亏，在冲突中有一定伤亡。可由于当时奕山已经和英国达成了停战协议，怕这些乡民再惹出事来，于是派广州知府出面把民众遣散了。

客观地说，这很难称得上军事意义上的“大捷”，而且，这种案例是无法复制的，可清朝方面的宣传下，却变成了杀死英军数百人，并且传闻越来越绘声绘色。

当时的信息条件，道光帝在北京也不知道前线虚实，他对奕山的捷报非常振奋，批复要求，务必全歼英军。可他根本不知道，撤离广州的英军并不是铩羽而归，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继续寻找着攻击目标。

就在三元里抗英神话的两个多月后，1841年8月，厦门陷落，10月，定海、宁波相继陷落。

1842年3月，浙江巡抚上奏道光帝，明确说明我们打不赢，再不停战的话，如果激起民变，可就麻烦了。此时道光帝不得不接受现实，准备接受英国人开出的条件。

道光帝派出的议和大臣耆英，也是保守派人物，他是怎么谈判的呢？历史记载，他根本就没谈，而是派了一个家仆替他和英国人交涉，这个家仆多次面对英国人拍桌子、慷慨陈词，可英国人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最终和约全盘按照英国人的要求拟定。在签约现场，英国人想再跟耆英确认一下关键条款时，耆英很不耐烦，只想赶快签字了事。一个在场的英国秘书记载：“他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只要英国撤军，一切都好谈。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签下了。

好，说到这，我们来总结一下鸦片战争中保守派的表现，以及对战争的影响。

保守派对战争的态度是，只要把英国人哄走了，只要在皇上那儿能交代，一切都好办，具体的办事方法是：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就开始骗，这边骗完洋人，那边再骗皇上。可以说，他们就是以这种“鸵鸟心态”应对战争的。

而更重要的责任人，应该属道光皇帝本人，他经常在强硬和保守两条路线之间切换，缺乏一个坚定连贯的立场，而更尴尬的是，他几乎每一次都踩错步点。

最初，该奋起一搏的时候，他为了息事宁人，撤换了最有能力的强硬派官员林则徐，派保守派琦善去谈判，而这时事情没闹大、尚有转圜余地，可他又撤掉了琦善，重新选择开战。而等到开战了，他选派的又是些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意志的保守派亲贵，几乎是每次都所用非人。

保守派固然是丑态百出，那强硬派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又该如何评说呢？

下面我们就再来看看强硬派的表现，并且重点要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促使清朝真正觉醒？这其中强硬派有什么责任？

首先在战争过程中，强硬派在一些关键信息上误导了道光帝的判断。

例如，宣南诗社的成员梁章钜，时任广西巡抚，1841年他调任江苏巡抚，赴任路上听说了三元里抗英的事情，没有核实，就给道光帝上奏说，我们差点全歼英军，又附上了一份三元里民众写给英国人的告示，告示说，你们英国人如果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家花钱，就靠我们老百姓自己就可以“杀尽尔等猪狗”。

本书认为，三元里抗英这一孤立的偶然事件，被“强硬派”塑造成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是要塑造一种“依靠民众的力量，就可以与英军决一死战”的信念。这些都促使清朝决策层做出了误判。

不过强硬派最大的负面影响，还是体现在战后。

强硬派虽然在战后开始认真了解、研究外面的世界，出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一批介绍西方的著作，但是，他们对战争成败原因得出的结论却似是而非。

我们来看两个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来自春禊派的魏源。魏源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可以概括为，我们没用对战略战术，应该跟英国人打“全民战争”，打“消耗战”。

他说，别看洋人武器先进，但他们远道而来，必须得边进行贸易边打仗，否则军费粮草接济不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坚壁清野，不和洋人做生意，让他们买不到吃的喝的，不但拖垮了敌人，还节省了军费。那敌人要是逼急了，上岸抢粮呢？我们就依靠群众的力量。你看三元里的百姓不是抗英成功了吗？这说明民心可用啊，洋人敢来，咱们就遍地三元里，家家户户齐上阵。

第二种观点，也是来自春禊派成员姚莹，他是大文学家姚鼐的侄孙。姚莹在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台湾兵备道，也就是台湾的军事长官。1841年英军来犯，姚莹率台湾军民五战五捷，还击沉了英国船只两艘，俘虏了英国士兵。

姚莹了解了英国在整个亚洲的殖民部署之后提出，应该利用亚洲被压迫民族对英国霸权的憎恨，来取得抗英胜利。办法呢，我们可以从西藏支援尼泊尔人民的抗英起义，将起义战火烧到印度，从侧翼破坏英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英国为了缩短战线，当然就不会打中国的主意了。

这个想法，很有“大战略”的眼光，但仔细想想就明白，完全没有可行性啊。清政府在“主场”都打不过英军，又哪有力量进兵英国人经营已久的印度呢？

看了强硬派中最有头脑、最有见识的两种战略主张，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鸦片战争失败后，强硬派知识分子虽然意识到了敌人的优势，但同时仍然觉得，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还有好些厉害的后招没有使出来，如果用了“全民三元里”模式，或是“亚洲大战略”模式，那么胜负如何，还未可知。

这种认识，再加上战争失败催生的民族情绪，阻碍了知识分子对清朝自身问题的深入反思，没有意识到应该从更深入的层面，学习西方，改革弊政。而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外交政策由保守派的穆彰阿掌控，他凡是力求避免“惹怒英国人”，为此又打压强硬派官员，还曾经诬陷过林则徐、祁寯藻等强硬派领袖，这就更刺激了强硬派，使他们愤恨保守派的妥协政策，连带着，对外立场变得越来越激进。

1849年，广州发生了商人、士绅集体抗拒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事件，并且这一次英国人没有诉诸武力，而是退走了。这让清朝的强硬派知识分子大受鼓舞，更坚定了他们“依靠民众力量跟洋人对抗”的信心。

转过年去，道光皇帝驾崩，19岁的咸丰帝即位，年轻的新皇帝想有所作为，罢黜了穆彰阿，这样被压制已久的强硬派终于迎来转机。

而不久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席卷江南，为了跟太平军争夺江南文人士绅阶层的支持，清朝中央不得不加大对汉人文官的重用，于是强硬派在朝廷上的意见权重进一步增加，清朝的外交立场，也更偏向强硬。

这种政治氛围下，反思与改革的条件都不具备了，终于又发生了更加惨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好，说到这可以总结一下本书的观点：本书作者认为，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内部强硬派与保守派的内部斗争，导致了清朝决策层在战略上的摇摆不定，结果既没能全力应对战争，也没能审时度势，及早止损。并且战后，双方的斗争也使清朝没能充分反思，积极改革。

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最后我们不妨再来探讨一下，并且就着这个话题，来谈谈西方学界对鸦片战争认识的演变过程。

要评价本书作者波拉切克的观点，就需要把它放在中西方对鸦片战争研究的历史坐标中看待。

20世纪初，美国人马士最早论述了鸦片战争，他在代表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说，鸦片战争的起因是清朝政府不尊重英国平等外交、自由贸易的主张。这种观点当然是无视中国合法权益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是西方对鸦片战争历史的主流认识。我们把这种论调叫作“霸权论调”。

马士有个学生，是世界知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他就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他对老师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意思是说，传统中国稳定性非常强，但由此也就停滞不前、故步自封，遇到了发展瓶颈。鸦片战争是对传统中国的一次冲击，使中国跳出了瓶颈，给中国注入了迈进近代文明的动力。也就是说，鸦片战争虽然不正义，但结果是好的。这种说法曾经作为经典论述，占据学术界主流地位数十年。费正清的观点比马士温和一些，可以叫它“温和论调”。

但显然，“温和论调”也是西方视角的。在中国，从民国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中国本身出发研究这段历史，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观点是以中国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把它称为“民族国家论调”。

这一百年来的“霸权论调”“温和论调”，还有中国本土视角的“民族国家论调”，组成了对鸦片战争历史研究的脉络。那么，我们在这个脉络下，来看本书作者波拉切克的观点。

波拉切克准确地描述出了鸦片战争前存在于中国政坛的两个派别，论证了这两派的内部斗争，影响了清朝在战前和战争中的决策，尤其导致清朝在战后没有好好反思，错过了吸取教训、促成变革的历史机遇，这是本书有见地的地方。

但他由此推导出：鸦片战争爆发，以及战后清朝没有发生变革，都是因为强硬派的外交思路战胜了“保守”外交， 言下之意是清政府强硬派的责任，这样的结论，就退回到马士的“霸权论调”上去了，仍然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并不公允。

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败在军事水平落后，也是败在政策摇摆不定，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败在认知水平上，同样，鸦片战争失败，虽然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义愤，但他们对战争成败的思考，仍然没能触及本质，这仍然主要是认知水平不足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人，无论保守派、强硬派，还是皇帝本人，他们都处在历史的局限性中，谁都不清楚世界格局，不知道中国在世界上已经落后，还在用传统的一套办法解决自己从未见过的难题。如果他们知道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是以中国的市场和原材料为目的进行殖民侵略的话，“强硬派”也没有底气硬扛到底，“保守派”也能明白，苟且偷安是不可能的。

可惜，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认知才逐渐建立起来，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也逐步确立，中国才会有符合历史潮流和世界文明进程的外交政策。要想符合历史潮流，中国人就必须“开眼看世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这一点才是这段历史给中国当时留下的现实遗产。

撰稿：曲飞工作室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转述：徐惟杰

划重点

1. 清朝政坛在鸦片战争前后存在两派：强硬派想求战，保守派想求和，并且彼此争执不下。这种内争导致了清朝外交与军事决策上的摇摆，影响了鸦片战争，以及这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

2. 鸦片战争失败更重要的责任人是道光皇帝本人，他经常在强硬和保守两条路线之间切换，缺乏一个坚定连贯的立场，而更尴尬的是，他几乎每一次都踩错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