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人》 朱步冲解读
《波希米亚人》|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德国历史学家、作家诺曼·奥勒的《波希米亚人》。
说到奥勒，大家可能对他并不陌生，我们得到听书曾经解读过他的畅销书《亢奋战：纳粹吸毒史》，而这本《波希米亚人》，则是奥勒的最新作品，也是一部与二战相关的历史揭秘著作，内容同样精彩、震撼。
所谓波希米亚人，本来是指吉普赛人，而到了19世纪初，它又用来形容那些欧洲大城市里自由不羁、蔑视世俗观念和传统的艺术家与作家。然而，在本书作者奥勒的笔下，这个名词，指的是一群二战时期，秘密反抗纳粹暴政，最终付出了生命的德国年轻人。
作者奥勒在序言中回忆说，催生这本著作的起因，是2017年8月的一次会面。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里，他遇到了一位75岁的老人，叫汉斯·科皮。汉斯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希望奥勒能够撰写一部纪实作品，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父母的故事。原来，科皮的父母，老汉斯和希尔德，是一个二战时期反纳粹地下情报组织，“红色交响乐队”的成员，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在1942年8月到9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随后壮烈牺牲。由于当时小汉斯刚刚出生，所以，在记忆里，汉斯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这种缺憾和悲伤始终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不过，汉斯告诉奥勒，这个秘密组织的真正核心，是另一对年轻的情侣，哈罗·舒尔策·博伊森以及利伯塔斯·海耶。科皮说，这一对出身名门，勇敢，又彼此相爱的年轻人，代表了那个黑暗时代，德国民众的宝贵良知；他们的名字，应该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通过汉斯·科皮，奥勒逐渐寻访到了更多当年“红色交响乐队”成员幸存的家属和后人，然后又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料里，开始搜寻“红色交响乐队”的相关记录。最终奥勒的追寻，汇集成了本书。接下来，我就沿着作者奥勒的追寻和叙述，来为你讲述这个凄美又壮烈的故事。
1933年4月26日，年仅23岁的哈罗，就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当时，哈罗还是一名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学生，主攻政治学。年轻气盛的哈罗，同时还是一本进步评论刊物《对手》的主编。就在这天晚上，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纳粹党卫军，冲进了编辑部，逮捕了哈罗。随后，哈罗和他的朋友们，在党卫军秘密监狱里遭遇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刑讯，说白了就是野蛮的殴打。哈罗的朋友亨利当场惨死，施暴的党卫军还用一把匕首，在哈罗的大腿上割出了一个纳粹万字形党徽。最终，在五天后，由于父母的奔走营救，遍体鳞伤的哈罗才被匆忙释放。从这一天起，哈罗就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立志把余生都奉献给反纳粹的秘密抵抗事业。
哈罗出身于一个地道的德国上层精英家庭，他的舅公，是提尔皮茨海军元帅，帝国时代德国海军的奠基人，而父亲埃里希也是一位海军军官，学识渊博；母亲玛丽，则在柏林的上流社会交游广泛。虽然哈罗一直把舅公当做自己的人生楷模，继承了提尔皮茨身上那种严肃认真的生活作风，但他的性格其实更像母亲玛丽，崇尚自由，热爱艺术。在进入大学后，哈罗迅速融入了柏林朝气蓬勃的文化艺术圈子，这里聚集了德国年轻一代的艺术家、设计师、作家以及媒体人，还有激进的左派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在哈罗的脑海里，德国的未来，在于彻底告别军国主义，同时走出一战失败的影响；而前提条件是，德国的年轻一代必须发挥作用，通过传播自由与平等观念来影响公众。
然而，纳粹党的上台，把哈罗的乐观和希望打得粉碎。从1933年2月开始，希特勒强迫德国国会通过了所谓《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公然废除了许多魏玛共和国时期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及自由，为纳粹德国随意利用执法机关镇压和迫害人民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随后，德国民众所拥有的各项权利被相继取消，司法和执法机关也被纳粹分子控制，成为监视迫害德国民众的暴力机器。最终，发生在4月26日的非法逮捕，让哈罗认定，以往那种利用出版宣传对抗纳粹的策略无济于事，他必须首先渗透进敌人内部，然后再寻找机会，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于是，哈罗做出了一个让朋友大跌眼镜的决定，他决定加入德国空军。在军校里，由于哈罗成绩出色，还拥有显赫的家世，以及纳粹党所谓的标准“日耳曼人外表”，这一切都让他脱颖而出。
毕业后，已经是一位德国空军士兵的哈罗，被分配到帝国航空部工作，职责就是通过各类新闻报纸和航空技术出版物，研究国际形势，评估其他国家的空军发展状况。这对哈罗来说，是一项难得的奢侈，因为普通德国民众，已经很难看到国外的报纸或者刊物。在阅读中，哈罗逐渐忧心忡忡，国际社会已经对希特勒整军备战，对外扩张的举措，逐渐产生了警觉，战争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另外，1934年6月，希特勒又主持了一次血腥的内部清洗，一夜之间，可能有数百人乃至上千人被逮捕枪杀，其中除了一些对希特勒不满的纳粹冲锋队领袖，还包括许多反对纳粹党统治的社会知名人士。这一切，都让哈罗感到心力交瘁。
为了暂时摆脱沉重的现实，1934年7月，哈罗决定去位于柏林郊区的夏洛滕堡休假。在那里，哈罗常常自己去划船，享受一点难得的独处时光。然而，在14日那一天，一次河面上的邂逅彻底改变了哈罗的人生轨迹。
当时，哈罗发现，另一艘蓝色小船出现在河面上，船头躺着一个年轻迷人的姑娘，穿着被当时纳粹当局禁止的比基尼泳装。两人先是互致问候，然后就停船开始攀谈，并且度过了这天余下的时光。
这个姑娘，就是利伯塔斯·海耶，遇到哈罗时她刚满20岁，在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德国分部工作。和哈罗一样，利伯塔斯也出身名门，家室显赫。她的父亲奥托，是一位著名的时装设计师，而利伯塔斯的外公菲利普，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密友和顾问，有侯爵的贵族头衔。
很明显，利伯塔斯对哈罗一见钟情，在她的遗物中，作者奥勒找到了一首浪漫的情诗，正是邂逅哈罗当天写的，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温热的七月之夜来临，
它是那般充满柔情，
而她那般满心欢喜，
因为他们的灵魂彼此寻觅。
利伯塔斯的出现，让哈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两人搬进了同一间公寓，哈罗也恢复了社交生活，结交了一批全新的朋友，双方的父母也对这段关系非常满意。最终，两人在1936年7月，也就是相识两年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即使在这段最为幸福美满的岁月里，哈罗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利伯塔斯对丈夫这种勇敢而危险的选择，也表示全力支持。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接触到更多的情报，利伯塔斯动用了自己的家庭关系，成功地邀请到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戈林前往自家的城堡做客。在交谈中，利伯塔斯把自己的丈夫形容成一个过去犯了错误，但现在渴望为德国空军和纳粹政权贡献一切的年轻军官。戈林完全被利伯塔斯的个人魅力和这场丰盛的款待所征服，毫不思索地一口答应。果然，在几个月后，哈罗接到了通知，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德国空军的预备军官，晋升为中尉。
同时，在哈罗和利伯塔斯的社交生活中，几个志同道合，反对纳粹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圈子，除了哈罗夫妇，还包括一位年轻的雕塑艺术家库尔特·舒马赫，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哈罗在航空部的同事，空军气象观测员谢尔也加入了进来。不久，一位谢尔的朋友也变成了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他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过的老汉斯·科皮。最终，以哈罗夫妻为核心，在柏林形成了一个大约150人的反纳粹地下组织，这个小圈子，就是日后“红色交响乐队”的雏形。
1939年9月1日，随着纳粹德国悍然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了。虽然在最初阶段，德国军队依靠“闪电战”征服了波兰和西欧，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还计划掉头东进，入侵苏联，但哈罗夫妇却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即将把整个德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于是，哈罗决定，尽可能搜集一切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战争计划的情报，然后交给苏联政府。正好，他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名叫阿维德。阿维德对纳粹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所以从很早开始，就着手收集德国国内的重要经济数据，然后转交给美国财政部和苏联情报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在阿维德的牵线下，哈罗和苏联大使馆的情报人员见了面，哈罗直接拿出了一张苏联边境的地图，上面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哈罗说，这些标记地点，就是德军入侵苏联时，德国空军计划在第一波空袭时摧毁的目标。根据苏联二战后解密的档案记载，哈罗提供的情报引发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兴趣，他们指示驻柏林大使馆的情报人员，要最大限度地推进与哈罗的合作。
然而，哈罗传递的情报在抵达莫斯科后，并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苏联政府高层依旧对这些信息表示怀疑，其中就包括斯大林本人，以及情报部门总负责人贝利亚。根据奥勒搜集到的档案，直到1941年6月21日，也就是德军发动入侵的前一天晚上，贝利亚还在对斯大林说，驻柏林大使和他发展的德国内部间谍都不可靠，还在不断送来夸张不实的情报，说什么德国即将入侵，建议直接把大使调回国内接受处理。
然而苏德战争的爆发，使得苏联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们终于意识到了哈罗的重要性。随着德军初期攻势的顺利展开，以及德国境内情报机构的撤离，苏联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与哈罗的联系，以便及时获取情报，有效组织防御。
实际上，早在1941年4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哈罗就从苏联柏林大使馆那里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邮包，里面是一台苏联提供的便携式电台，以及使用说明书和密码。然而，苏联大使馆的特工，还没来得及对哈罗等人进行培训，设定联络方式，战争就爆发了。
10月，正当德军中央集团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形势千钧一发的时候，一名代号“肯特”的苏联间谍从比利时境内抵达了柏林。“肯特”的真名叫古列维奇，是苏联情报机构长期布置在比利时境内的“暗桩”，公开身份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10月30日，古列维奇终于和哈罗在柏林会面，双方商定了无线电发报的时间，和使用的波段，随后，哈罗口头汇报了自己近期收集的重要情报，包括下一阶段德军的主攻方向是高加索地区，而非首都莫斯科，同时，德军面临着严重的后勤物资短缺问题，尤其是燃料；不仅如此，德军的人力资源也将近枯竭，军用飞机的产量也因为遭遇瓶颈，无法大幅度提升，等等，这些信息被古列维奇用隐形墨水记录在了一张信纸上，最终会变成一段段密码，通过电台发送回莫斯科总部。
向莫斯科发报的任务，哈罗就交给了汉斯·科皮。从此，在每个月的几个固定日子里，科皮都会带着这台发报机，在深夜来到柏林帝国大街一栋建筑的阁楼上，开始发报，把哈罗交给自己的情报发送给莫斯科。大约每隔十五分钟，科皮就要暂停一下，这不仅是为了休息自己酸疼的手指，也是一种有效的反侦察手段：在夜晚柏林的街道上，纳粹国家安全部门的无线电信号侦察车在到处游荡，如果发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可能被精确定位，随后秘密警察就会破门而入。
除了这些，哈罗和利伯塔斯还尝试发送匿名传单，来揭露纳粹德国的罪行，以及战争面临失败的真相，唤起德国民众。例如，1942年1月，他们就合力撰写了一份传单，名为《对德国未来的担忧，在民众中蔓延》。哈罗的朋友们，将印刷好的传单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然后在深夜悄悄投入柏林街头的多个邮箱，寄给那些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外国使馆代表处，以及纳粹德国政府机关。在这封公开信里，哈罗向同胞们发出了呼吁：延长战争的时日，只会带来新的苦难和牺牲，战争每多打一天，最终所有人共同付出的代价，就增加一分。另外，利伯塔斯也利用自己在国家文化影视中心工作的便利，收集了大量前线德军施暴的材料。基于这些材料，利伯塔斯执笔撰写了许多封匿名信，寄送给前线士兵和军人家属，告诉收信人，他们的同僚和家人，在前线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行。
这年5月，哈罗一个人离开了柏林，表面上是去度假，实际上，他是想和一位名叫格登劳茨的朋友会面。格登劳茨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德国国内外都有丰富的人脉。此时，美国已经通过了租借法案，正在通过北大西洋，向苏联和英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种物资，支持它们与纳粹德国作战。但是，哈罗圈子里有一位年轻的无线电监听与破译专家，海尔曼，他告诉哈罗，德国海军已经掌握了破译英国海军密码的能力，正在派遣潜艇乃至水面军舰，对运输物资的船队进行伏击。于是，为了尽快把这条消息提供给英国情报部门，哈罗就想拜托格登劳茨，利用他的人脉，与英国驻外机构搭上线。
然而，就在哈罗和格登劳茨见面后不久的6月30日，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动了一次突击行动，古列维奇的助手，兼电报员文策尔不幸被捕。对于纳粹帝国保安局来说，文策尔是一条意外落网的大鱼，在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后，文策尔被连夜押送回柏林的帝国保安局总部。文策尔曾试图自杀，以保住组织的秘密，但不幸失败。在持续的野蛮拷打下，文策尔终于坚持不住，招供了一部分信息，包括自己和古列维奇的关系，以及关键的密码破译手册。于是，纳粹情报部门就能够对缴获的密电进行解读；虽然还不能“翻译”全部内容，但是哈罗一家的地址，以及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已经暴露。
很快，帝国保安局决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侦破这起间谍案，专案小组给这个潜伏在柏林的反纳粹组织起名“红色交响乐队”，专案小组的负责人是31岁的党卫队上级小队长科普科，他是一个细致、冷酷的刑侦专家，也是一个狂热的死硬纳粹分子。在拿到嫌疑人材料后，科普科简直不敢相信，哈罗和利伯塔斯，身世显赫，家族和纳粹高层还有交情，在柏林过着舒适而自由的生活，压根不像是苏联间谍；所以，科普科决定，放长线，钓大鱼，首先对哈罗夫妻和身边的社交圈进行长期、严密的监控，力图拿到确凿的证据。
然而，保安局的跟踪还没开始多久，纳粹密码专家在8月底，就破译了足够多的缴获密电，证明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那个从柏林，向苏联政府提供了大量德国军事情报的间谍，就是哈罗，妻子利伯塔斯也是同谋。于是，科普科决定展开抓捕行动。8月31日，在密码破译机关工作的海尔曼，试图给哈罗的办公室打电话报警；然而遗憾的是，哈罗当时并没有接到，失去了逃跑的最后机会。当天稍后时候，哈罗就被盖世太保逮捕，投入了秘密监狱。在随后的一周里，利伯塔斯以及哈罗的其他朋友，也陆续被捕。作者奥勒统计说，因“红色交响乐队”事件被牵连入狱的人，累计超过120人。直到9月底，哈罗和利伯塔斯的父母才获悉，自己的孩子已经被捕入狱。
很快，在经过整理后，这些所谓“嫌疑犯”的口供送到了盖世太保头子缪勒，甚至戈林、戈培尔和希特勒手里。这些纳粹高层感到了震惊：在第三帝国的首都，居然发展出这样一个庞大的阴谋组织，他们用无线电向苏联发送绝密情报，散发反纳粹传单，还在不断扩大规模招募新成员，简直是骇人听闻。
11月27日，汉斯的妻子希尔德，在柏林女子监狱里，生下了小汉斯。半个月后，在希尔德，以及家属的反复恳求下，汉斯被允许见了自己刚刚出世的儿子一面，但被禁止交谈，以及有任何肢体接触。根据档案显示，希尔德只能在两名秘密警察的监管下，掀开襁褓的一角，让丈夫看看婴儿的面容。
在完成全部调查后，纳粹军事法庭就准备开始对哈罗夫妇以及其他被告举行审判，时间是1942年12月15日。当然，所谓的“审判”其实上只不过是走过场，早在审判开始三天前，纳粹高层已经做出了判决，由于犯下了所谓叛国罪，“红色交响乐队”核心成员都必须处死。 为了杀一儆百，法庭决定，对哈罗等四名主犯处以绞刑，而利伯塔斯等其他五名从犯则被处以斩首。
12月22日深夜，哈罗等人被押解到了柏林普勒岑湖监狱，进行处决。早在被捕时，哈罗就知道自己难逃一死，所以显得格外镇定，在11月的某个时候，哈罗已经写好了自己的绝命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唯有最终的真理
能为望穿一切的目光所见
而那纯洁无瑕的乐趣，会骄傲地化作生命的喜悦。
本来，这首诗会和哈罗的生命一样消逝，但出于同情和钦佩，监狱杂工施塔克答应哈罗，会把这首诗秘密藏匿在监狱的墙壁里，并在战后交给哈罗的父母，最终，施塔克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约定。
同样，利伯塔斯也在临刑前，给自己的父母和哈罗分别写了诀别信和告别诗。一位神父冒着极大的风险，把这首短诗带进了哈罗的牢房，这是利伯塔斯对于哈罗最后的告白：我爱你胜过生命，付出的代价至高，我再无他物奉献，现在你已明了。
好了，到这里，这本诺曼•奥勒的《波希米亚人》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二战结束后，相比起组织“白玫瑰”运动的苏菲·绍尔，或者刺杀希特勒的施道芬堡，哈罗和利伯塔斯的故事，相对影响力较小，尤其在西德。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主动向苏联政府提供情报的哈罗夫妇，被有意忽略，直到2006年，德国政府才宣布推翻了纳粹德国军事法庭的判决，恢复了哈罗夫妇的名誉。反过来，在东德，哈罗夫妇总算受到了一些迟来的荣誉和纪念，苏联政府向他们追授了红旗勋章，这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设置的最高荣誉，柏林的几条街道，也用哈罗的名字来命名。
作者奥勒说，今天的德国民众，应该了解这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往事，以便让大家铭记过去，时刻警醒，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纳粹主义依旧有复苏的可能，而德国人民坚决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发生。在序言中，奥勒写下了这样一段往事：自己的祖父，曾经鼓起勇气说，在战争时期，自己当过一段铁路技工，而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巡查铁轨时，目睹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一列看似运送牲口的货运列车临时停靠在车站，然而从车厢狭小的窗户里，伸出了一只孩子的小手，扔出了一个系着绳子的水杯，收集了一点地上的积雪。再一看，车厢里满满挤满了绝望的人，他们将要分享这一点点雪水来缓解干渴。为什么要虐待这些神秘的旅客？奥勒的祖父对此感到既气愤，又好奇。然而，正当他想看个究竟时，凶神恶煞、手持冲锋枪的党卫队卫兵出现了，奥勒的祖父只好匆匆离开。
后来，奥勒的祖父查看了列车时刻表，发现这是一趟从国内开往捷克小城特雷津的列车，车上装载的应该是被抓捕的犹太人。今天，作为曾经的纳粹集中营所在地，特雷津已经成为一处知名的纳粹大屠杀历史遗迹。祖父告诉奥勒，在余生中，自己一直在为当时的怯懦和麻木而愧疚。
在奥勒心中，祖父的行为，就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写照；他们出于求生欲，接纳和忍受了纳粹的统治，对纳粹犯下的种种罪行听之任之。所以，奥勒说，哈罗夫妇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勇气和良知对于世界，是如何的宝贵；在罪恶降临之时，唯有勇气和良知，才是人类手中最可靠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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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以哈罗夫妇为核心的“红色交响乐队”，并非是一个组织严密，受过专业训练的秘密情报团队，而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反纳粹组织。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为盟国提供的有限情报，而是在纳粹恐怖统治下挺身反抗的勇气与良知。
2.二战胜利后，由于冷战爆发的大背景，哈罗夫妇的事迹被西德政府有意忽略，导致长期不为德国大众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