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 徐学勤解读
《法度与人心》| 徐学勤解读
关于作者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物。出版有《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作品。主修宋史，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晚唐至北宋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对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群的互动关系关注密切。
关于本书
这本书是作者从事制度史研究三十年的成果，从典章制度（即法度）和政治文化（即人心）两个维度，重新考察帝制时期的中国，通解制度与人心的纠葛。
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谈典章制度，看这些制度是如何支撑起两千多年帝制中国的；
第二部分，谈政治文化，看这些文化是如何影响世道人心和朝代更迭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学勤。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法度与人心》，它的副标题是“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这里所说的“帝制时期”，有没有确切的起始和结束年份呢？有，那就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帝国，到1912年2月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一共历时2133年。中间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产生了四五百位皇帝。
有趣的是，对于这段漫长的帝制时期，今天的中国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自豪，认为我们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明程度曾长期领先于世界，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体中，唯一的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古国，我们应该为之骄傲；另一种则是批判，认为帝制是腐朽落后、专制残暴、摧残人性的，那是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帝制应该否定。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态度呢？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不够全面，二是我们总是带着偏见去看历史。别误会，我这里所说的了解全面，不是说要把每个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搞明白，那样谁都做不到，而是说要建立起一套整体的历史观，能以一种贯通的视角看待整部中华帝制史。
啥叫整体的历史观呢？我解释一下。过去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总是以朝代为基本单位，学完宋朝学元朝，学完元朝学明朝，每个朝代的历史都是相互独立的，或者说是割裂的。它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虽然学习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眼里只有一个个前后脱节的片段，而没有办法把它们连通成一条完整的历史长河，形成对历史的整体看法，这就是缺乏整体史观。
那么，啥叫带着偏见看历史呢？就是说，作为现代人，我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精神信仰、行为习惯，与古人都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以今天的流行观念和标准去揣摩古人的言行，那很可能会南辕北辙，闹出笑话，不能真正抵达古人的内心。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就必须先了解古代的文化传统。
我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本《法度与人心》，正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它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制度史、政治文化史和宋史研究。在这本书里，她不是简单地以朝代为序重新讲一遍中国古代史，而是从典章制度（也就是“法度”）和政治文化（也就是“人心”）这两个维度，来重新考察帝制时期的中国。她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说制度与文化孰轻孰重，而是用很多具体的政治生活场景，讲述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既为我们构建了一套整体史观，也消除了很多历史偏见。
今天的音频，我就按照原书的结构，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
第一部分谈典章制度，看这些制度是如何支撑起两千多年帝制中国的；
第二部分谈政治文化，看这些文化是如何影响世道人心和朝代更迭的。
古往今来，影响历史走向的因素可谓千千万万，比如制度、经济、文化、环境、战争、人口、技术等等，但在所有这些因素里头，制度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制度的作用是结构性的，它是影响其他因素的因素，制度会影响到所有人的选择，包括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被执行者、乃至反对者。制度可以成为推动力量，也可以成为巨大的阻力。
尤其当我们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史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制度因素可能比改朝换代这样的历史事件更为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改朝换代只是换了一家一姓当皇帝，在根本制度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尤其在每个朝代建立之初，新的王朝往往不得不沿用前朝的一系列制度，比如汉承秦制、宋承唐制，这绝不是因为新上台的统治者喜欢前朝，而是因为制度本身有它的惯性。即便是异族入侵建立的政权，他们也会沿用汉人政权的大部分制度。用作者的话说，“就制度而言，在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
所以，研究政治制度史可能比研究断代史，更能触及治乱兴衰的根本规律，因为制度是比朝代更长久、更复杂的一个变量。制度会影响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兴衰、军事的强弱。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朝代看作帝制衍生出来的“产品”，朝代更替则是产品迭代，每一次迭代都既有断裂，又有继承。那么，是不是每次迭代都比前一代强呢？不见得，作者认为，帝制中国最好的时期是在北宋的前半段，在宋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制的文明程度和总体效率都开始倒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彻底走向终结。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解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是帝制？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整套由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它的根本特征是权力归皇帝一人所有，皇帝是终身制的国家元首，皇位只在皇室内部世袭。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所谓中央集权，是与封建制相对的，周朝实行的是封建制，也就是封邦建国，各个封国的政治、经济相对独立，按照宗法制，各个封国彼此认同，并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周天子对封国并没有直接管辖权。但是，秦灭六国后，建立起一个帝制国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权力归秦始皇一人所有，真正实现了《诗经》里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作者用了半本书的篇幅，讲述帝制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最核心的当然就是皇帝制度，其他包括郡县制、察举制、科举制、宰相制、台谏制等等，这些制度涉及君臣权力的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官员的选任、晋升、监察等等。下面，我一一为你拆解。
帝制的核心是皇帝制度。皇帝的权力超越一切制度、法律和组织之上，他的任何决定，无论荒谬还是合理，只要他坚持，任何人都阻拦不了。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合理合法地对皇帝进行强制性的约束，除非把他废黜、囚禁或者杀害，但这些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办到，而且光有实力还不行，还需要突破忠君思想的道德束缚，所以并不容易发生。那么，皇帝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呢？也不是。
在历史上，的确有过很多昏庸无道、独裁专制、嗜杀成性的皇帝，但即便是那样的皇帝，他们的权力也并非完全不受限制。尽管没有硬约束，还是会有一些软约束，那是什么呢？作者说皇帝有“三畏”，“畏惧”的“畏”。
第一畏是历史，皇帝害怕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昏君，会在意自己的历史形象。第二畏是古圣先贤和列祖列宗，古代圣王（比如周公、孔子）的原则和榜样，本朝列祖列宗，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说法和做法，对后世的皇帝都有规范作用，“祖宗之法”不可轻易更改。第三畏是天，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人间统治与天道之间是相关联的，人间统治出了问题，天就会降下灾异，比如地震、水灾、旱灾、日食，都会被认为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面对灾异，皇帝必须做出悔过姿态，检讨政策、下罪己诏、罢免官员、广开言路等等。
所以，皇帝在拥有无边权力的同时，也需要承担无边的责任。一位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居乐业，以及政权的金瓯永固。然而，政治是一项实操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处理各种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包括人才选拔、经济发展、地方控制、黄河治理、灾民救济，等等。
可以说，从登上皇位到宣示权力，再到树立权威，再到熟练地运用权力应对纷繁复杂的重大突发事件，成为一个合格的最高决策者，一点都不轻松。因而，一个“好皇帝”必须殚精竭虑、如履薄冰，还要勤于政务、从谏如流。这样的“好皇帝”多吗？当然不多。
千百年来，能被称得上是“明君”的皇帝屈指可数。原因很简单，因为皇位采取世袭制，能够有资格又有能力进入候选名单的本来就凤毛麟角，可供挑选的范围极其有限，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继承者少之又少，大多数时候只能选到中等之人。到王朝中后期，上台的往往是年幼或无能的平庸之辈，像东汉、明朝、清朝后期的皇帝大多如此，但为什么这些王朝看起来“气数已尽”，却还能苟延残喘数十上百年呢？作者认为，这得益于政治的惯性，或者说，是依靠官僚集团的自行运转。自行运转靠什么？主要是靠制度。
那么，制度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只要分三条线索就能讲清楚：第一条是纵向的，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架构；第二条是横向的，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分权与制衡；第三条还是纵向的，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掌握了这三条线索，就基本搞明白了帝制中国的运行逻辑。
我们先说第一条，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架构，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央控制和地方活力之间找平衡，这是所有国家（包括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共同难题。那么，帝制中国是如何应对这道难题的呢？主要有两个策略，一是分级控制，二是中央巡视。
分级控制很容易理解，秦朝实行郡县制，就是把地方分为郡和县两级。西汉后来设置了州，州本来是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后来演变成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地方改为州、郡、县三级。到隋文帝时期，取消郡，“以州统县”，又重归两级制。唐中期，迫于边防压力，不得不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又回到三级制。再到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设置路（“道路”的“路”），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分别管理财政、司法、军政和新生财利，四种机构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
至于中央巡视，就是由中央派出官员，搜集地方政情民意，监督官场风气。巡视既有为了某些大案要案临时派出的，也有制度性的巡视，比如设置刺史、御史等官职定期出巡或者常驻地方，他们是“代天子巡狩”，代表着皇帝和中央的权威，虽然品秩不高，但是权力巨大。无论是分级控制，还是中央巡视，本质上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
第二条线索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分权与制衡。分权的目的，一是不让权力过分集中在宰相等权臣的手里，防止某些官员功高盖主，对皇权构成威胁；二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三是在部门之间形成制约和监督关系，防止滋生贪腐和专权。当然，如果官僚机构过于庞杂，冗员过多，则会造成极大的财政负担。
历朝历代，对官员品行作风的监察一直是权力运作的大事，每个朝代都设有相关的监察机构和职务，比如御史、刺史、谏院、黜陟使、巡按使、东西厂、锦衣卫等等，虽然这些机构执行的效果差距很大，但是对官员品行都起到了监督作用。
第三条线索是官员的选拔和任免。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大体经过了从察举制、士族门阀制到科举制的变迁，一般认为，科举制的诞生是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因为从依靠门第变成了凭实力竞争，给平民子弟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权力从被小圈子垄断变得更加开放。作者也基本赞同这种观点，但她同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她说，相比于士族门阀制，科举制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不容易看出考生的道德人品，而之前小圈子内部的熟人举荐，大家对被举荐者的个人品行是知根知底的。因而，从熟人官场变成陌生人官场，也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
以上说的这些典章制度，构成了帝制中国的四梁八柱，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权力体系和政治生态。虽然帝制距离现代政治体制还有很大差距，但一些基本雏形已经具备。在没有更先进的政体可供参照的情况下，它依靠自身的不断修补完善，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但它越到后期，越走向专制和溃败，始终无法逃出治乱循环的魔咒。
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因为“法度”不再能安抚“人心”。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聊聊，帝制时期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世道人心和治乱兴衰的？
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统一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是因为伴随着政治统一的，还有不断深入的文化整合。”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奠定了文化整合的基础。由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它的所到之处，都是被这种文化所化之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文化的整合巩固了政治的统一，政治统一又滋养培育出一套特殊的文化。”
那么，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都有哪些呢？主要是儒家和法家文化。你可能听说过“外儒内法”、“儒法互补”、“儒法斗争”等说法，这些说法都是在讲儒家和法家两种政治思想的斗争与融合。关于儒家与法家的互动，学术界已经有过很多研究，而作者在这本书里把我们带到故事的源头，看两种思想最初是如何被统治阶层吸纳，并成为主流的。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儒家和法家是其中的两个派别。但这两派学说的政治命运截然不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周游列国，却不得志，“累累若丧家之犬”；而法家的代表人物，如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在各国大展拳脚，实行变法，尤其是商鞅变法让秦国迅速崛起，最后灭六国，实现大一统。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被冷落，而法家被重用呢？书里对两种思想做了比较。
作者认为，儒家思想迂阔，也就是迂远而不切实际。它强调尊重自然法则，志存高远，追求仁政，谋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而不是快速得到结果，但儒生往往欠缺实际的治理能力，因此，在现实政治中很容易碰壁。统治者所希望的是富国强兵、谋求霸业，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儒家所要求的高度自律精神，没有耐心，也没有兴趣。所以，在豪强并起的时代，儒家不受待见。
那么，法家是怎么样的呢？作者说，“跟儒家的迂阔相比，法家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们灵活善变，为达目的可以随时调整姿态，变换主张。”比如，书里讲到商鞅见秦孝公的故事，他们俩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谈了四次，才彼此接纳。前两次，商鞅讲的内容是各种高远的社会理想，跟儒家讲的那一套很像，结果，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于是，后两次商鞅调整了策略，开始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并开始授权给商鞅搞变法。
在作者看来，“对强权势力的投其所好，以及对被统治者的严刑峻法，是法家的一体两面。”法家讲究法治，但它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是要建设一个贵贱有别、亲疏有分、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其实，在这一点上，儒家和法家是一样的，儒家也强调等级秩序，它们的区别在于，儒家相信人在知识与精神层面上的平等，相信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他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以礼遇换忠诚。在儒家设想的人伦秩序中，所有的关系都是相互的，虽然关系有高下之分，但地位相对较低的一方，比如臣下、儿子，同样拥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儿子可以批评父亲，臣下可以匡正君主。类似的提法，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但法家一味强调君主至上，强调臣子单方面的效忠、服从和牺牲。很显然，法家的思想会更符合统治者的口味。
说到这，你肯定有疑问，既然如此，后来汉朝为什么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又为何会成为两千多年里的正统思想呢？
这个过程书里说得很详细，我为你简单总结一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儒家自身的学习和改革，前面提到儒家在治理能力方面有所欠缺，他们就向法家学习规章制度和治国理政的方法；第二，更重要的是，汉朝的统治者看到秦帝国二世而亡，看到法家统治的缺陷，过于残暴的统治会让百姓揭竿而起，汉朝的统治者也曾实行严刑峻法，使用酷吏打击豪强，短期效果显著，但长期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和礼治的价值。
那么，儒家是如何一步步被汉朝统治者重用的呢？
首先，是儒家对礼仪的规范和指导，让汉高祖刘邦看到礼仪的价值。汉朝建立之初，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群臣在宴会上大呼小叫、饮酒争功，根本没人在意皇帝刘邦的感受，刘邦很是郁闷。这时，儒者叔孙通告诉他，陛下需要的是礼仪，并主动请缨起草朝会礼仪。两年后，长乐宫落成，汉王朝又举行盛大庆典，在礼仪规范的指引下，整个朝见活动井然有序，群臣对皇帝毕恭毕敬。刘邦心满意足地说，今天才知道做皇帝是何等尊贵。
当然，儒者不会满足于做一个礼仪专家，他们的自我期许是治国平天下。汉武帝即位后，对礼的需求再次兴起，他打算按照儒家思想改造国家，但遭到信奉黄老思想的窦太后的反对。直到窦太后死后，汉武帝才重新与儒家接触。儒生董仲舒提出以儒学为核心，同时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思想体系，提出了“天人感应”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等主张。这些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从此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作者说，儒家把礼治与德化进行结合，所谓“礼治”，就是用礼法治理天下，强调规矩礼法对于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但在儒家礼法之中，也包含了一些法家的法令制度，她称之为“儒法合流”。而所谓“德化”，就是“以德化民”，君主、官僚，以及一切在上位的人用道德来感化老百姓，带动社会风气向良好的方向转化，引导人民追求高尚有德行的生活。礼治与德化结合，其实就是法治与德治结合，两者相辅相成。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这种理想状态有没有实现过呢？恐怕很难说有。那么，退而求其次，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最好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对这个问题，作者倒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不是盛唐，不是康乾盛世，而是北宋，更确切地说，是11世纪中期的宋仁宗朝。她说，那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
当时，“官僚队伍的效率并不怎么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似乎很松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没有弊端，但是不足以败坏大局；朝臣之中不是没有小人，但是不足以压过良好的风气。这是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它容纳了人性的复杂，因而是真实的。”
在宋仁宗朝，开创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局面，这不是说政治上完全没有问题，相反，北宋官员对本朝政治（包括皇帝）的批评非常密集、尖锐，出现了一大批直言敢谏的名臣，比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包拯等等。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皇帝的开明作风有关，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就立有规矩，不杀大臣和言官，宋仁宗宅心仁厚、从谏如流，更是让官员敢于劝谏。同时，这也得益于一套行之有效的台谏制度，负责监督、弹劾工作的台谏官，不由宰相任免，而是由皇帝亲自安排，台谏官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敢于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大员。再加上宋朝严格执行科举取士，儒家文化在民间和官方得到大力弘扬，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士人风骨，被士大夫阶层尊崇恪守。诸多因素叠加，形成了君臣共治的良好局面。
那么，儒家政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呢？作者认为是从王安石变法以后，那是帝制中国的重大转折点。至于详细经过，在作者的另一本书《大宋之变》里已有详细梳理，得到听书也为你作了解读，欢迎你去听一听，这里就不赘述了。
到明朝，儒家文化进一步失落，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皇权专制程度加剧，宋朝对儒家士大夫的礼遇，也被破坏殆尽。比如，如果谁再胆敢提“君使臣以礼”之类的话，那简直是大逆不道，轻则会被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板子），重则凌迟，甚至满门抄斩。所以，明朝有所谓“清洁版”的《孟子》，删掉了民贵君轻之类的民本思想，再加上大搞文字狱和特务政治，也就彻底阉割了儒家残存的风骨和锐气，因此，在明朝，愚忠的臣子特别多，同时，政治不断走向腐朽衰败。
政治文化会影响世道人心，人心的向背，又会影响治乱兴衰和朝代更迭。
说到这，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前半部分谈制度，后半部分谈文化。你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制度与文化，或者法度与人心，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学者们在反思历史的时候，既有过制度决定论，也有过文化决定论，不同的人各持一端。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在《士人风骨》这本书里，把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比作鸡和蛋的关系，她说，制度与文化不是对立的，也很难分清先后主次。
我们既需要建立先进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也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渗透到血脉里的集体记忆，想要斩断这种记忆，几乎是不可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全部归咎于儒家的旧道德、旧文化。这其实是一种看待历史的偏见，当然，这种偏见最后没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如今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
赵冬梅教授用一本厚重的著作，为我们剖析了两千多年里制度与文化的来龙去脉，这是一次历史探源，探究帝制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她为我们建立了一套整体的历史观，也让我们学会摒弃现实的偏见，回到历史深处看问题。
撰稿、讲述：徐学勤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1.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往往不得不沿用前朝的一系列制度，比如汉承秦制、宋承唐制，这是因为制度本身有它的惯性。
2.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合理合法地对皇帝进行强制性的约束，除非把他废黜、囚禁或者杀害，但这些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办到，而且光有实力还不行，还需要突破忠君思想的道德束缚，所以并不容易发生。
3.儒家把礼治与德化进行结合，既强调规矩礼法对于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也讲究“以德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