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圈》 陈子昂解读
《朝贡圈》| 陈子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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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仍有很多不太平的角落。如何减少国家之间的纷争？如何让各国保持最大限度的相安无事？这是很多关心国际政治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古代，东亚有一套能够促使各国和平相处的秩序。这套秩序看上去特别有效，而且不乏温情。在这个体系里，各个国家依照儒家的伦理精神组成了一个国际大家庭。这个大家庭里，有宗主国、藩属国，即有家长，有晚辈。各国之间的关系，那真叫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这种关系里，宗主国会教化、庇护各个晚辈，而晚辈们呢，则需要服从、尊奉这位大家长。
这样的一种国际体系，被称为“朝贡体系”；而依此所构建出来的大家庭，则被叫做“朝贡圈”。
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成儒家伦理当中父子兄弟的关系，这事儿听起来好像很不靠谱，毕竟，政治不是“过家家”。但事实上，这样一种设计，在历史上的确真实存在过，而且还运作了很多年。
国与国之间，当真可以按照儒家“父父子子”的模式来进行相处吗？从理想到现实，这事儿落地之后的效果如何？为什么会有国家甘心在这场“角色扮演”当中选择晚辈的角色？它们的选择，是出于情感，出于认同，还是出于利益，出于妥协，又或者，是出于其他呢？
今天这期听书，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颇有意思的“朝贡圈”。我要为你分享的书，是知名历史作家张宏杰的作品，书名就叫《朝贡圈》，副标题是：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
接下来，我们就从“朝贡”这件事儿本身说起吧。
什么是朝贡呢？
按照咱前面说的国家拟人化的说法，你可以这么理解：所谓朝贡，就是晚辈们定期来给中原王朝这个大家长拜年、贺节、过生日。我们知道，按照传统的礼节，晚辈去给长辈拜年啥的，那肯定不能两手空空，所以呢，得带上贺礼。而作为天下的大家长，中原王朝自然也不能占晚辈的便宜了。它得回赠它们厚厚的红包，而且这个红包的金额，得比晚辈带来的贺礼的价值更高。这样的话，才能凸显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所谓朝贡，大体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至少形式上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一套朝贡制度，它的合理性在哪呢？为什么国与国之间要按照父子兄弟的模式来进行相处？为什么其中的那个“家长”角色得由中原王朝来扮演？换句话说，你靠什么说服大家，你这一套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呢？
书中提到了两套理论。
首先，是地理理论。中国古代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在大地的中央，接受的是天地的“正气”，因此，它才产生了高度的文明，成了天朝上国；与之相对的，其他国家接受的是天地的“偏气”，所以比较落后，是蛮夷之邦。
唐代大学者杜佑的《通典》里头，就清晰地表述了这种思想。《通典》里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
也就是说，华夏这地方就在大地的中央，接受到“正气”，这儿的人品性好，物产也丰富，所以能够诞生圣贤。有了圣贤，那么纲常伦理、长幼次序就能被建立起来。其他地方呢，因为太偏，就生不出圣贤，所以需要接受来自中原的教化。
这个地理理论，解释的是，华夏的优势在哪，它凭什么能够当家长。至于为什么各国之间的关系要像父子兄弟一样，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则需要靠第二套理论，也就是儒家伦理来进行解释了。
儒家的政治伦理，强调家族内要长幼有序，尊卑有份；同样的，它认为国家之间也应该如此，小国要以恭谨的态度侍奉大国，而大国也要以仁义的原则对待小国。《汉晋春秋》里头就说：“圣人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后上下安服……”也就是说，必须把这种上下尊卑的秩序给建立起来了，大的要善待小的，小的要侍奉大的，这样一来，才能上下相安，关系稳定。
这样一套理论，到了具体的政治实践当中，就变成了中国周边的国家要尊中原王朝为上国，所谓“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要得到中国的承认，然后恪守藩封，替天子做屏藩。而中原王朝作为宗主国，则应该向天下万国传播我们的礼乐文明，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保护朝贡国的安全。
那你说，这套理论听上去就挺玄乎的，它真能有效指导现实当中的政治实践吗？它的效果如何呢？你还别说，正是基于这样一套制度安排，古代东方世界在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因此，也就能够保持相对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了。相比之下，你会发现，在古代，世界上其他地区是常常陷于一种征伐不断、冲突不止的状态的。
这就是朝贡体系对东方世界的贡献了。书中说：“通过这套朝贡体系，各国与中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文化观念被慢慢传播，这个原本风俗、语言各异的世界，在千余年间被逐渐编织成了拥有统一文字、统一价值观的‘文明’世界。”
首先，是汉字成了这一地区的通用文字。
书中提到了这么一个故事：话说1687年，一艘朝鲜的船只在海上不幸遭遇了风暴，在漂流了几十天之后，他们漂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据当事人自己的记录，他们当时碰到了一帮人，但无奈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就像鸟语一样，所谓“互相叫噪，不得解听，有同禽鸟之声，莫知所以”。
但是，这群朝鲜人并不惊慌，他们拿出纸笔，在纸上写下了几行汉字。他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识字的，就没有不懂汉字的，所以只要有笔有纸，他们可以跟任何外国人交流。朝鲜人写的内容是：“我等是朝鲜国人也，因商贩驾船出海，忽逢大风漂到于此，不知贵国是何地方耶？”
结果，对方果真看懂了，还拿笔回了一句“此地乃安南国会安府地方耳”。原来，这群朝鲜人都漂到越南去了。最后，他们在越南人的帮助下，回到了朝鲜。
书中说，除了朝鲜、越南之外，像日本、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冲绳）这些国家，每一个读书人都是需要认识汉字的。而他们对外打交道，比如跟东南亚的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爪哇、旧港、大泥等国家交流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往往也是中文。换句话说，在传统时代，汉语就是东亚文化圈的统一书面语言。
除了文字之外，东亚文化圈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就是时间。
中国、朝鲜、越南、琉球之间的往来公文，需要署中国皇帝的年号纪年。其中，朝鲜国王甚至连对内发布的公文，都会署上中国的年号纪年，比如“万历某年某月”。
在清代，朝鲜每年都要派人在十月初一之前抵达北京，去领取下一年的宪书，并且要在新年之前赶回朝鲜，以确保不耽误第二年的使用。而琉球呢，比较远，虽然他们的使臣也是十月份就跑到了北京，但等到他们回到本国，都得到第二年的四月了。所以，琉球就比较麻烦，他们每一年的头四个月，会使用一套自己造出来的日历；等到中国颁发的宪书送达之后，再使用中国的日历。越南的情况也类似，他们十月初一领完日历，等回到本国的时候都已经过完新年了。所以，后来乾隆专门安排每年将二十本宪书发往广西，让越南人到镇南关领取，以表示他对越南人的“体恤”。
像朝鲜、琉球、越南的这种行为，被叫作“奉中国之正朔”。“正”就是正月，“朔”则是指每个月的初一。在传统中国的观念中，时间标准要由天子来确定。书中说，如此一来，“东亚各国虽然相隔千里万里，却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欢庆新年，过端午和中秋，各国统治者按照同一份日历来举行籍田礼，各国农民也依照同一套节气来决定各自的耕种与收获日期”。
除了共同的语言标准、时间标准之外，作者认为，古代东亚乃至部分东南亚世界还拥有了共同的政治标准。
在这套标准里，天下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共主”，那就是中国的皇帝，是“君”。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在他面前也只能是“臣”。他们不能自称“皇帝”，顶多只能称王。
在这套系统里，古代中国皇帝可以自称“朕”，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只能自称“予”或“寡躬”；中国皇帝可以被称为“陛下”“万岁”，其他国家的国王就只能是“殿下”“千岁”；中国的首都叫“京师”，其他国家的首都只能叫“王城”；中国皇帝给各国国王发的公文，叫“谕旨”，是上对下的，各国国王呈给中国皇帝的公文，叫“表文”，是下对上的……
总的来讲，作者认为，正是借助朝贡这样一套独特的礼仪制度，古代中国不断向外界输出自己的秩序，打造出了一个次序分明并且和气融融的东方世界。
在这样一种秩序之下，各个藩属国每年或者每隔几年，都会派出使臣，带着大批礼品前往中国首都，向中国皇帝行五拜三叩或者三跪九叩大礼，并且献上表文表示祝贺和臣服。中国这边呢，则会赐给他们国王和大臣一堆价值不菲的冠服、瓷器、丝绸和书籍，并且告诫他们要恪守本分，替皇帝管理好世界的各个角落，让天下共享升平之福。
听到这儿，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朝贡体系的运作之顺利感到惊讶：在古代东亚，国家之间还真可以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中原接受了“正气”，因此就是文明之邦，是各国的大家长，这样的理论原来还真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啊！
但显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书中说：“如同旧式大宅门里经常上演着不为外人所知的明争暗斗一样，朝贡秩序下的‘美丽旧世界’的风平浪静的表象下其实也经常波涛汹涌。”就算是把东方世界比拟为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里面，每个孩子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有乖巧的，有叛逆的，有被宠坏的，也有喜欢阳奉阴违的。
前面说完了朝贡体系光鲜的一面，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它的另一面了。我们一起来看看，除中原王朝以外，这个“家庭”的其他几位核心成员：朝鲜、越南、琉球和日本，他们在这场“角色扮演”当中又分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先来看朝鲜。
在传统时代，朝鲜的自我定位非常清晰：首先，相比较中原王朝，自己是“东夷”；其次，相比较日本，自己是“孝子”。
朝鲜著名学者洪大容曾经说过：“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也就是说，我们朝鲜的位置比较偏，是“东夷”，这没有什么可讳言的。很多朝鲜士人完全认可儒家的那一套说法，他们觉得，中国就是君，朝鲜就是臣，这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一直等到大清都亡了，中华民国成立，还有部分朝鲜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秩序是最理想的天下秩序。
在明代，很多朝鲜士人发自内心地仰慕中华文明。朝鲜诗人柳梦寅还曾写了六首写中国的诗，每一首的第一句都是“东国之人愿往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作为一个朝鲜人，我希望下辈子能投胎到中国去。
朝鲜第十四代国王李昖曾说过：“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这就是在拉踩了。他的意思是，按照儒家的伦理来讲，朝鲜和日本都是中国的儿子，但是呢，我朝鲜是孝顺的儿子，是好儿子，而日本对中国不恭顺，是乱臣贼子。
明万历年间，日本曾经出兵侵略朝鲜，把朝鲜打得差点灭国。最后，是明朝出兵帮助朝鲜打跑了日本人。明朝选择出兵帮朝鲜，除了国防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条理由，就是“朝鲜素称礼义，侔拟中华，首尾二百年，恭慎无他……不与他外藩比”。也就是说，朝鲜向来重视礼义，并且对中国一直都很恭谨，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比的。
明朝对朝鲜向来是有偏爱的。相应的，朝鲜对明朝也可以说是有情有义。在明朝灭亡之后，迫于清朝的压力，朝鲜只能在公开的文件里使用清朝的年号，但私底下仍使用明朝年号，或者干支纪年。朝鲜国王还在王宫里建了“大报坛”，专门用来祭祀明朝皇帝，并且说只要朝鲜这个王朝还在，对明朝皇帝的祭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书中评价说：“明朝与朝鲜的关系，达到了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理想境界，成为东亚宗藩体制的模范代表。”
说完了朝鲜，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越南。
在很多地方，越南跟朝鲜都是很像的。一方面，越南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他们也建孔庙，也搞科举；另一方面，越南在朝贡这件事情上也一直很积极，并且守规矩，恪守藩属职责，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比如说，越南历朝历代，每当有国王去世，他们都会派人到中国来“告哀”；新国王继位，他们也会前往中国来寻求“册封”。
中原王朝向来对越南都是多有褒奖，尤其是清朝，对越南更是赞赏有加。
但是，跟朝鲜不同的是，越南做足的都是表面功夫，事实上，它经常搞一些“僭越”的小动作。
按照规矩，只有宗主国的王朝能在国号前加“大”，比如大汉、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像朝鲜就非常守规矩，他们在国内会自称“大明朝鲜国”“大清朝鲜国”；但越南就不一样，他们会自称“大越国”。
越南人后来给自己的外交方针做了个总结，叫“内帝外臣”。顾名思义，就是跟宗主国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就摆出臣子的姿态；但是在自己国内，他们则全面突破了礼制，把自家统治者摆到了“皇帝”的位置。
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任君主丁部领自称“大胜明皇帝”，此后，每一代越南君主都在国内称帝，甚至对自己周边的小国称帝。他们平时也自称“朕”，发布的命令也叫“圣旨”，并且也会自己起年号。
到了元代，越南又给自己想出了一个新的称呼——中国。你没听错，越南叫自己“中国”。那你说，越南叫“中国”，那咱中国叫什么呢？叫“北朝”。
越南认为，它跟咱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南朝与北朝的关系，所谓“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也就是说，它不是什么藩属国，而是跟汉、唐、宋、元这些中原王朝平起平坐，即所谓“各帝一方”。
所以，“中国”这个名号，它也用得。
除了越南之外，在历史上，日本也曾经以“中国”自居。
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比中国更有资格被称为“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称呼一般都是“汉土”“唐土”“西土”，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像“西夷”这样带有贬低意味的叫法。
严格来讲，日本其实只能算是朝贡体系的游离分子，因为很多时候，它连表面的功夫都不想做。
在南北朝的时候，日本确实曾经向中国遣使朝贡。但是，到了隋朝的时候，日本就开始想要平起平坐了。隋炀帝曾经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统治者的国书，里面宣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也就是说，咱俩都是天子，我是日出方向的，也就是东边的；你是日落方向的，也就是西边的。隋炀帝读了之后很不高兴，说以后再收到蛮夷的这种无礼国书，就别拿给我看了。
唐朝的时候，日本往中国派出了很多遣唐使。在当时，唐朝是将他们看作朝贡使的，并且按照接待朝贡使的规格接待了他们。
但事实上，遣唐使并不是朝贡使。他们挖空心思，一方面尽量配合唐朝的“表演”，不去忤逆唐朝，另一方面却尽量避免留下任何朝贡的痕迹，他们不带表文，也不请求唐王朝的册封。他们不敢直接说自家统治者叫“天皇”，但也不愿意把天皇降格为“国王”，因此，他们用“主明乐美御德”这个名称来试图蒙混过关。
这个所谓“主明乐美御德”，实际上是“天子”的日语发音。但唐朝人误以为这是日本统治者的名字，唐玄宗《敕日本国王书》开头就说，“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
此后一直到明朝以前，日本人都拒绝以朝贡的姿态跟中国进行交往。明朝的时候，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日本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朝贡国”，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就没在心理上接受过这样一个身份，以至于在参与朝贡的时候，仍然显得扭扭捏捏、含糊其辞。
比如说，一开始，日本称中国是“上邦”，姿态很恭谦，但是，又不自称“臣”，不愿表达“称臣纳贡”的意思。到后面，它才按照朝贡的规矩调整了国书的措辞，以“臣”自称。
当时，日本真正掌权的是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他能够自我安慰说，自己本来就是天皇的臣子，因此，对明朝称臣，并被明朝称呼为“日本国王”，这并没有丢分，也没有辱没了天皇的名声。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罢了。毕竟，向明朝称臣的不是足利义满一个人，而是整个日本。因此，当时的日本高层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伤害了日本的自尊，以至于朝贡这事后来又遭遇了反复。
在朝贡礼仪这件事儿上，日本自始至终的态度都是能糊弄就糊弄，用书中的话讲，“日本其实只是在表面上极为勉强地达到了朝贡国的标准，日本前来朝贡的很多具体环节都违反了朝贡体制的规定”。
好，说完了日本，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琉球。
琉球这个国家，比较特殊，它比前面提到的朝鲜、越南、日本都要弱小得多。因此，它在朝贡圈当中的地位，很像是一位倍受家长宠溺的幼子，被认为是“最小偏怜”之国。
明清两朝的皇帝对琉球的评价出奇的一致，就俩字，“恭顺”。怎么个恭顺法呢？
一方面，琉球呈上来的表文质量极高。
琉球是个小国，人口稀少，相对朝鲜等国来讲，文化也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往往能够呈上十分典雅的表文。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琉球对朝贡这事儿非常重视，因此，它专门养着一帮文人学士，来负责表文写作以及其他朝贡事宜。所谓“若大夫、长史、通事等官，则专司朝贡之事，设有定员而为文职者也”。
另一方面，琉球的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书中说，琉球为了迎接天使，也就是天朝派出的使节而设立的衙门，足足有七个之多，分别是负责安排中国使团住宿事宜的馆务司、负责装潢“天使馆”的承应所、负责给使团供应肉食的掌牲所、负责米菜酒食供应的供应所、负责使臣在琉期间七次宴会的理宴司、负责文件书信往来的书简司和负责收购使团所带货物的评价司。
这七个衙门纯是为了迎接天使而设立的，它会在天使团到达之前一两年成立，在接待工作结束之后取消。
琉球对宗主国如此“恭顺”，它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除了享受各朝贡国都能享受的待遇之外，琉球还获得了不少额外的好处。
比如，明代初年朱元璋曾经把善于驾船的“闽人三十六姓”发往琉球，帮琉球造船。琉球也经常以船只损坏为由开口要船。书中说：“大明历代皇帝看待弱小的琉球，都如同家长对待家中最小的孩子一样，经常疼爱有加，破格照顾，有求必应。”
再比如，清廷规定如果琉球人遭遇海难漂到中国，那么清王朝这边必须承担发给琉球人的抚恤银、从漂流地到福州的护送费用、在福州逗留期间的生活费等等，而且，清政府还会对自己收购的漂流船上的货物以及漂流船回国之际所采购的物品采取免税措施。于是，很多琉球人就通过假装遭遇海难的方式，来中国发大财。
书中说，从明清朝廷的角度来看，琉球就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总是通过撒娇、示弱的方式来给自己换取切实的利益，而你又很难真的对它发脾气。
然而，琉球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它被宠坏了，而在于它早就被日本给秘密地控制了。明朝万历年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俘虏了琉球的国王。此后，日本就全面插手琉球的内政，琉球就成了日本的“鸬鹚”。它从明朝这边要走一堆好处，但自己是吃不得的，它最终得吐出来，把自己的大部分所得交给日本。
为了确保琉球能够成为自己持续赚钱的工具，日本要求，琉球必须伪装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们甚至编纂了《条款官话》《对唐人对答心得》等，要求琉球人根据这些提前设计好的对话去应付询问，避免露出马脚。
事实证明，这些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1879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十一年后，日本向世界宣布将琉球国改为日本的冲绳县。直到这时，清朝才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与琉球之间的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听完了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在朝贡活动中各自的表现，我想你也大概能够感知到，真实的朝贡活动当中，各国的心态都是极其复杂的。
当然，这几个国家虽然各有各的想法，但有一点，它们是相似的，那就是它们对中华文化的吸收以及对所谓“华夷秩序”的认可。只不过，当它们具备了一定实力之后，它们开始试图去争夺这套秩序当中的中心位置，自认为是“华”。
前面说了，日本和越南都曾称自己是“中国”，它们也都曾试图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朝贡圈；朝鲜王国向来以“小中华”自居，虽然整体上表现得很乖巧，但也曾克制不住作为“小中华”的虚荣心，悄悄接受女真等的朝贡。
不过，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比如南洋、西域的一些国家，它们是完全处于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当中的。然而，我们却可以在历代中原王朝的朝贡名单当中看到它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中原王朝又是如何将它们纳入到朝贡圈当中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南边。除了越南之外，中国南边还有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朝贡国”，缅甸和暹罗。
缅甸这个国家，虽然地盘不大，但向来都是中南半岛的“小霸王”，在元、明、清三代，缅甸都曾和中国爆发战争，双方各有胜负。历代缅甸国王自视甚高，他们会认为自己是“王中之王”“最高之王”“宇宙之王”。那你说，这都“宇宙之王”了，怎么还会来朝贡呢？原来，缅甸的“朝贡”，其实是中缅边境的一些“中间人”，包括一些土司和官员“两头骗”的结果。反正在当时，能够同时精通两边语言的人并不多，这就给了他们发挥的空间。中缅两国维持和平，并且能有经贸往来，这些“中间人”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他们有动力来干这事儿。于是，在中国古代史官的记载里，缅甸是中国的朝贡国，但在缅甸古代史官记载中，中国皇帝对自己十分客气，双方是基本平等的“兄弟之国”。
暹罗那边的情况也类似，暹罗写给中国表文往往被“创造性翻译”，被翻译得恭顺无比。但你要是去看暹罗的原文，你就会发现，虽然暹罗承认了自己的小国地位，但完全没有要称臣的意思。有些话，比如说像“进贡”这样的字眼，在暹罗人眼中就是套话。
如果说，南边的缅甸和暹罗在朝贡这件事情上表现得远远不如中国文献记载当中的那么恭顺，那么，历史上有些所谓西域国家的朝贡，那就更为儿戏了。
书中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嘉靖十二年，明朝西面的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前来朝贡，其中，吐鲁番出现了七十五个国王，天方国出现了二十七个国王，撒马儿罕则有五十三个国王，三个国家国王总数达到了一百五十五个。这一听就很不对劲。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国王，就算是特殊情况，也只能是二王或者三王并立。三个国家，搞出一百五十五个国王，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些所谓国王派出的贡使，其实都是商队冒充的。也就是说，西域各国的使臣，其实大多真实身份是商人，他们自称某某国王的代表，假借进贡之名，来赚取商业利益。明朝对贡使不仅衣食住行全部解决，好吃好喝招待，还会根据“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赐给对方很多财物，等于说前来朝贡这事儿，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所以，书中说，明朝到底是如何做到“万国来朝”的？很简单，就是“注水”。你可能想不到，中国历史上朝贡国数量最多的朝代，不是汉，也不是唐，而是明。书中讲述了明代给朝贡圈“注水”的三大方式，我给总结了一下：
首先，是创造法。明明不存在的国家，它都能给你创造出来。比如说，所谓黑娄，事实上，黑娄就是哈烈，译名不同罢了，但《明史》当中把黑娄和哈烈当成两个国家，还杜撰了所谓黑娄国的风土人情；再比如，沙哈鲁，沙哈鲁是帖木儿帝国的著名国君，结果，它也被当成一个国家名被记录了下来。
其次，是升级法。明朝将所有域外政权都叫做“国”，哪怕对方就是一个部落，或者一座城，都给它升级成国。比如说，当时中亚有一个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结果，在明朝的记录里，帖木儿帝国被拆成了十个国家，像咱上面提到的哈烈，还有名气比较大的撒马尔罕，它们都是帖木儿帝国治下的城市，在明朝那儿，就变成了分散的朝贡国了。
最后，是一厢情愿法。就像咱前面说的，有些“朝贡国使团”，其实就是商队冒充的，是来赚钱薅羊毛的。但明朝就算发现这事儿不对劲，也不去认真甄别。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他们来中国其实是抱着其他的目的，比如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他来中国就是为了传教，结果也被记录为代表他们国家来朝贡。只要我说你是来朝贡，那你就是来朝贡。
当然，给朝贡圈“注水”也不光是明朝，这事儿从汉朝就有了，但明朝对朝贡的态度非常积极，它确实招来了很多货真价实的朝贡国，但也不遗余力地“注了很多水”。所以，古代历史上记载的“万国来朝”，我们还得“挤掉水分”之后再来看。
到这儿，这本《朝贡圈》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听完这期听书，不知道你会对这个曾经长期存在于东亚历史中的朝贡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印象？
在这期听书里，我们梳理了历史上朝贡体系对于维护东亚秩序所作出的贡献，它促进了东亚的和平，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在实践当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它并不完全是温情脉脉的，中原王朝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有意思的是，在本书的结尾，作者认为，朝贡体系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跟它这种实践上的弹性是分不开的。因为作为宗主国不真的要求朝贡国都得向“模范生”朝鲜看齐，而是可以根据现实调整，这才保证了这个体系能够长期延续，进而才能收获朝贡体系所带来的好处。
从这个角度看，朝贡体系的不足，反而成了能够持续发挥它的优势的重要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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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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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体系促进了东亚的和平，传播了中国的文化，打造了一个拥有统一文字、统一价值观的东亚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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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旧式大宅门里经常上演着不为外人所知的明争暗斗一样，朝贡秩序下的‘美丽旧世界’的风平浪静的表象下其实也经常波涛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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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圈的“注水”部分：被凭空创造出来的“朝贡国”、被升级或者拆分出来的“朝贡国”、被一厢情愿定义出来的“朝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