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 朱步冲解读
《无字史记》|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朱步冲，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世界遗产杂志主编、科普作家波音撰写的《无字史记》，副标题是“基因里隐藏的祖先秘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历史上最古老悠久的文明史。然而，历史越悠久，烦恼也就越多，这是因为距离我们越遥远的过去，有关它的资料就越少。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辉煌灿烂历史的很大一部分，都发生在文字诞生之前，许多关于这个时期的记载，都是后人依靠间接资料与猜想拼凑出来的。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每个中国人都会好奇的问题：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他们是怎么来到东亚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的？举例来说，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名著，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也只能勉强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当然，自从考古学与古人类学随着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之后，科学家发掘出来的化石和遗迹，开始逐渐带领我们接近真正的答案，然而，这些证据依旧远远不够，难以替我们拼出一条明显的线索。
所以，作者波音给我们写了这本“无字史记”，告诉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身上携带的基因，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可以解答这些单纯依靠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无法回答的世纪之问。而近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有了阅读这本“无字史记”的解码器。
在本书中，波音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一边为我们解释基因分析的发展历程与基本常识，一边为我们讲解，科学家是如何运用基因分析技术，解决了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从哪里来等一系列涉及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最终，波音告诉我们，来自遥远非洲的古代人类，才是我们的祖先；那些滋养中华文明的物质要素，从农作物、家畜到金属冶炼等技术，到底来自何方。本书出版后，也得到了罗振宇老师的大力推荐。
罗振宇老师说，中国人一向看重祖先，但是我们对我们史前时代的祖先其实了解不多。如果在传统历史观基础上，扩大视野，从几十万年的尺度去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相信会对中国的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而这本《无字史记》正好帮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为你解答，为什么来自遥远非洲的古代人类，而非大名鼎鼎的周口店北京人，才是我们的祖先。其次，我们的祖先，在遥远的过去，是怎样跋涉万里，最终来到今天的中国定居的。
关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故事，相信大家已经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在1929年的初冬，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附近的龙骨山，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发掘出第一个古人类头盖骨的残余。在随后的几年中，裴文中、贾兰坡等考古学家，总共发掘出了6个古人类头盖骨，15件下颌骨，牙齿157颗，超过10万件的石器材料，和大量的用火遗物，从而证明，这里曾经是一处繁盛的古代人类聚居点，而时间断代，被初步定在距今五十万年左右。
在这里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不仅震动了世界古人类学界，也使近代中国人对于自身起源的研究，进入了以当代考古学为基础的科学时代。如果把人类的进化史看作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那么第一个尝试确定周口店猿人在树上位置的科学家，是德裔解剖学家、古人类学家魏敦瑞。魏敦瑞对北京周口店猿人头骨进行特征提取，并和世界其他地区古人类头骨进行比对，然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头骨，拥有显著的蒙古人种特征，由于现代中国人在人种分类上，也属于蒙古人种，所以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的先辈。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古人类考古学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在不同的地点，越来越多的古人类化石陆续出土，仿佛一块巨大的拼图有了越来越多的碎片。在此基础上，关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有了一种主流理论：今天的人类，是由他们所在地区的古代人类分别进化而来的。在当时，这种理论还有貌似非常确凿的证据。
什么证据呢？首先，是东亚，尤其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无论是周口店北京猿人，还是云南元谋人，在形态上具备相当的独特性。作者波音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们都拥有铲型门齿，而现代中国人，也有这个特征：此刻如果你伸出舌头，舔一舔自己两颗上门牙的口腔内侧面，会发现，两侧有略微凸出的棱角。如果照个照片，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上门牙，看起来非常像两侧卷起、中间平坦的铲子。根据统计，现代中国人里，80%到90%的人口，拥有这种铲型门齿，而在现代欧洲人和非洲人里，这个比例只有10%和15%。于是，相当一批古人类学家认定，铲型门齿就是一条清晰的证据线索，证明现代中国人，就是由东亚境内独立发源的古人类进化而来。
第二个证据，就是工具，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石器。大家知道，是否会使用工具，曾被看作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决定性优势之一，而石头则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材料。根据考古发现，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石质工具，出现在距今大约330万年前的非洲，考古学家们按照古人类石器制造技术进化的水平，把人类的石器工具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被看作是工具制造技术的积累期，绵延了160万年，基本只有最简单的棱柱状的石核和石片，用于砍砸，直到距今170万年前，手斧等更加复杂的石器出现，宣布人类石器工具进入了第二阶段。
不过，在中国境内，在旧石器时代的上千个遗址中，95%以上出土的石质工具，都可以归类到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很多古人类学家，就以此为证据，说东亚的古人类，是独立进化，几乎没有和其他地区的同类发生交流联系的。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共识：今天周口店博物馆门前，那个略微驼背，颊骨宽大，前额突出，背着猎物走向山洞的北京猿人，是我们的共同祖先。
然而，正如互联网时代那句名言：“打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跨界”， 一门新兴的学科，分子生物学，向传统古人类学发起了挑战。这个挑战者手里有一件高科技武器，叫基因检测。
1987年，美国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丽贝卡·卡恩在大名鼎鼎的科技期刊《自然》上刊发了一篇论文，《线粒体DNA和人类进化》，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现代人类的起源地只有一个，那就是古老的非洲，起源时间大概是距今20万年前，今天全球各地的人类，可能都拥有一位共同的女性祖先，卡恩形象地把这位女性祖先称之为“线粒体夏娃”。
什么是线粒体呢？它是人类细胞中的一种细胞器，可以被看作是细胞中一种极端微小的器官，位于细胞核外的细胞液之中，我们每天通过吃饭摄取的各种营养物质，就是在这里被氧化，释放出能量，可以说，小小的线粒体，就是我们人体细胞中的迷你能量工厂。
更神奇的是，线粒体，还是一本精确记载人类进化与迁移动向的“无字天书”。这是因为，线粒体中也含有少量的遗传物质，线粒体DNA。比起细胞核里的染色体DNA双螺旋结构，线粒体DNA的结构简单，数量少，突变率高，且突变发生的时间相对固定，所以被分子生物学家当作一台测量人类遗传序列的有效“打卡器”：说白了就是，如果一个线粒体DNA突变次数越多，越证明它历史悠久，属于古老的人类祖先。
所以，卡恩和其他科学家，分析了一群现代人的线粒体DNA，包括121名非洲人、20名新几内亚人、15位欧洲人、8位非裔美国人和24位亚洲人。结果显示，非洲人线粒体DNA突变次数明显高于其他群组，所有非洲以外人群，他们线粒体DNA 中的突变，都能在非洲人群中找到，从而证明，非洲人群体是所有人类群体中最为古老的族群。
另外，由于线粒体DNA都是来自母亲一方的遗传，所以线粒体DNA可以帮助科学家，从母亲这一条血缘世系，来追踪人类的起源。科学家打了一个比方，每一次发生在DNA里的突变，都如同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池塘，产生涟漪，只要我们足够细心，就可以通过追踪每一道涟漪来追溯石头入水的位置。
于是，借助强大的计算机数据分析，科学家们最终确定，全球60亿人口的线粒体基因，都来自一位“线粒体夏娃”，她生活在距今大约14万年前的东非。作者波音还特地澄清说，不要误会，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地球上只有一位女性，当时确实还有很多女性古人类，但是很遗憾，她们的后代没有能延续到今天，所以无法检测到她们的线粒体DNA。
同样，世界上现存的30多亿男性的Y染色体，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回溯到一位身处东非的Y染色体亚当。这是一位生活在距今6万年左右的男性，今天他的后裔依旧活跃在这片炎热的大地上，被称为科伊桑人。根据另一位学者，史蒂夫·奥森在他写的《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一书中统计，现代人全部的DNA，都应当来自20万至10万年前居住在非洲的一个古人类群体，人数大约是86000人。
作者波音告诉我们，周口店的古人类，属于直立人，他们在70多万年前，从非洲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定居，一住就是几十万年，这一点已经成为古人类学各派的共识。
然而，新旧两派人类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化石派”和“基因派”，他们的分歧在于，到了距今30万至20万年，人类又迎来了一次更大的进化：脑容量急剧增加，语言交流更丰富，制作工具的能力更高明，由此变成了更聪明的“智人”。也就是“有智力的人”。你我这样的现代人都属于智人。今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包括北京猿人在内的中国境内直立人，于距今五万年左右的时段，就已被智人完全替代。但是，现今世界各地的智人，究竟是由非洲出来的直立人进化而来，还是分别从本地区原有的直立人进化而来，是分歧的焦点。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到底是本地原住民直立人的后裔，还是外来户智人的后裔。
看到这里，那肯定有人要问了，刚才不是提出了很多化石和工具方面的证据了吗？比如东亚原始人独特的铲型门齿和石器工具形态，这应该能够当作中国境内的智人，是从本地直立人进化而来，一以贯之发展到今天的证据了吧?
那么分子生物学是如何解释的呢？首先，分子生物学能够精确测定，导致人类长出铲型门齿的基因突变，发生在大约3万年之前，地点是在今天中国的中部，然后随着人群的迁徙逐渐传播到东亚大陆各地。在此之前，所发现的那些古人类化石中的门齿，有一些已经被高科技手段鉴定为距今不到3万年，而另一些，则是被当时的古人类学家先入为主地认为是铲型，其实很多属于辨识错误。
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遗传信息丢失。换句话说，非洲很可能同样存在过拥有类似外貌特征的直立人，然而他们并没有能幸运地被自然选择为走出非洲的一群，在残酷的淘汰中最终灭亡，其血脉和基因都没有能够遗留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石器工具，由于工具没有DNA，所以无法用分子生物学来测量它们的传承关系。作者波音解释说，在古代非洲人迁徙到东亚的漫长旅途中，由于环境和材料的变化，工具的制造技术势必也出现了演化和改变，甚至会出现所谓的“本土化”现象。也就是说，抵达东亚的非洲智人，也可能制造出大量类似东亚直立人的工具，由于石器外观简陋粗糙，区别不大，很可能被后世的考古学者混为一谈；又或者说，更加先进的第二到第四阶段石器，虽然暂时还没有在我国境内被发掘出土，但不代表不存在。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追问，为什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没有能留下后代延续到今天？作者波音解释说，原本人类学家的一种看法是，北京猿人没有熬过寒冷的第四纪冰川期，因缺乏食物而灭绝，不过近年来这种说法，逐渐受到挑战，因为北京猿人会用火，会狩猎，还会迁徙，完全可以和动画片《疯狂原始人》里的情节一样，移居到相对温暖的南方去。
所以，作者波音给我们指出了另一个解释，就是北京猿人可能遭遇到了“塔斯马尼亚岛悲剧”，简称塔岛悲剧。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由于生存环境过分封闭，与外界缺乏交流而导致的技术退步。
那么，为什么一个人类社群会产生“塔斯马尼亚岛悲剧”呢？作者解释说，这是源于人口规模与技术水平的相互限制。从原理上讲，一个群体人口越多，掌握各种技术的人就越多，他们彼此之间交流，教学相长，技术的传承和创新就越容易，技术就越不易失传；反之，群体人口越少，技术就越容易失传。万年前被锁在孤岛上的塔岛原住民人口规模小，而且没有与外界的交流，他们无力维持原来的技术水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项项技术消失。
从地理环境上看，东亚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早期直立人进入之后，就很难与其他地区的同类进行技术和信息交流，工具技术和语言能力发展缓慢。而技术与智力发展得缓慢，反过来又限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降低了种群内的基因多样性，从而导致东亚地区直立人人口密度低下，抗风险性异常脆弱。中国境内尚未发现距今10万到4万年前的古人类遗迹，也许就是一个旁证，说明在这个时期，原本中国境内的直立人，已经几乎灭绝，少数幸存者，根本无法抵挡来自非洲的智人的入侵。从此，东亚境内的人类进化史，主角已经变成了这批来自非洲的新征服者。
所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50万年前生活在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
好了，在上一部分中，我们简单介绍了，现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很多人可能会询问，按照现代标准，身体条件和智力水平都很一般的早期智人，是如何跋涉千里，从遥远的非洲来到中国定居的呢？在今天我们讲述的第二部分中，就接着为你解答这个疑惑。
首先，在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分子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跨界合作得出了个结论，人类走出非洲的壮举，不止发生过一次，而是三次。三次走出非洲的主角，分别是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而时间，分别是210万到180万年前、50万年前，以及10万到5万年前。
为什么人类要三番五次地走出非洲呢？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个环境气候学上的解释，那就是“撒哈拉泵”效应，水泵的泵。意思是说，在当时，非洲撒哈拉地区气候变化剧烈，干旱与潮湿气候交替产生，导致这里的人类生存环境在严苛和宜居之间周期震荡，同时也使这里通向西亚地区的通道时而通畅，时而阻隔。所以，这种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如同一台水泵，定期把非洲地区的原始人类“挤”出非洲，去寻找全新的落脚之地。
在上一部分我们说过，东亚境内的直立人，包括北京猿人，到距今五万年左右的时候，就被智人所替代。那么在当时，这些智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群“新新人类”呢？分子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最早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被称为海德堡人，他们活跃的年代大约是距今80万年到3万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在《东非大裂谷：人类的三出非洲》一书中提到，比起前辈直立人，海德堡人可以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平均身高1米72，体重62.5公斤，脑容量更是高达1100到1400毫升，比直立人高了将近10厘米，脑容量大了10%至40%。
拥有了这些优势，海德堡人是有史以来第一种能够猎杀大型动物的远古人类，因为他们不仅体型健壮，还能制造木质长矛和石头手斧等武器。在距今50万年前左右的时候，他们成了第二次走出非洲的先行官，先是来到了西亚，然后径直北上，去了欧洲。
这个海德堡人，和今天的我们，有一点血缘关系。当前，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海德堡人走出非洲后，散布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早期智人，分别是欧亚大陆西端的尼安德特人。而另外一支呢，叫作丹尼索瓦人，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这一支，是我国藏族同胞的祖先，藏族同胞能够适应高原缺氧环境，血液携氧能力更强的生理特征，就来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所谓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一晃时间已经来到距今十万年前。这时，依旧生活在非洲的古人类，已经通过进化，变成了所谓晚期智人，也叫现代智人，就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
晚期智人，比起早期智人和直立人，能力方面的更新迭代更是引人注目：他们的石器制造技术更为复杂，还能用兽骨、鹿角、象牙、蚌壳制造更精致的工具，食物来源也更加多样，包括狩猎捕获的大型动物和挖掘来的野生植物根茎，从而极大提高了自己的营养水平，促进了脑容量的发展。不仅如此，他们的用火技术也更加娴熟，能够制造火塘来长期保留火种，还在劳动之余，发展出了最原始的艺术，诸如此类。
此时，地球正处于历史上最后一次大冰期的中段，气候寒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虽然没有大幅度降温，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天气。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干旱导致食物减少，撒哈拉泵效应再度发生，这时候，我们的祖先，晚期智人的心思又开始活络了：树挪死，人挪活，要不我们再次离开非洲，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吧！
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的第一站，是今天的东非沿海地区。这里植被繁茂，又毗邻海洋，气候湿润，食物丰富，本来应该是冰期中全球最为宜居的避难天堂。然而，好景不长，距今七万年左右，在今天苏门答腊境内的多巴火山，突然开始大喷发，这是近200万年中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火山喷发，滚滚的火山烟尘遮天蔽日，导致欧亚大陆上的早期智人与残存直立人纷纷团灭，东非海岸这块避难天堂，也未能幸免。
聚集在此的晚期智人一看，没办法，只能强打精神，卷铺盖上路。不过他们惊喜地发现，大冰期和火山爆发带来了一个副作用：海平面下降了！而且一降就是100米，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海峡都变得狭窄了，有些直接变成了地峡通道。于是，一条从东非海岸，沿着欧亚大陆南端一直向东延伸的海岸高速公路，出现在了我们祖先的眼前。
人类第三次走出非洲的路线图，已经被科学家被勾勒得非常清晰：从非洲东北海岸出发，经过南亚次大陆的南端，以及东南亚地区，然后兵分两路：南下的那支居然跑到了今天的澳大利亚，北上的那一支，历尽千辛万苦，风尘仆仆，来到了东亚。
这条路线之所以能标记得如此明晰，除了要感谢沿途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与石器，更要感谢线粒体DNA分析技术。根据测算，在大约6万年之前，非洲东部一名妇女体内的线粒体DNA发生了突变，所以分子生物学家可以通过追踪这个独特的基因突变，来复盘这群非洲现代智人的出走路线和定居分布。
在距今大约4.2万年的时候，就在距离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不到6公里的田园洞，全新一批来自非洲的智人，在这里安营扎寨。根据对化石进行的基因测序，田园洞人属于现代智人，基因里还有大约1.7% 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这是晚期智人与这两个早期智人群体曾长期混居，血缘融合的证据。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祖先故事的最终结局，田园洞人并没有后代能够延续到今日，反而是另一批距今5万年左右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携带着科技含量更高的武器，原始弓箭和标枪，趁着温暖的天气，穿越了欧亚草原，最终在3万多年前，再次来到周口店龙骨山山顶，并定居下来，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山顶洞人”。他们和其他来自非洲的同胞一起，逐渐从华北地区向黄河流域挺进，繁衍生息，奏响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文明乐章。
那么，有人肯定要问，既然说非洲人是我们的共同祖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皮肤不是非洲人那样的黑色呢？这是因为，人类肤色的差异，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维生素D的合成，二是叶酸的破坏。人类的皮肤，会在阳光的催化作用下合成维生素D，阳光照射越强烈充足，维生素D的合成就越充分，但是过于强烈的阳光，会妨碍人体中叶酸的合成。所谓叶酸，又叫维生素B9，它对人体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包括促进合成DNA，以及肾上腺素、胆碱、肌酸等人体正常运行所需的物质。所以，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生长在低纬度的人类就逐渐进化出深色皮肤，以此来保护体内的叶酸水平，而生活在高纬度的人们则慢慢进化出了比较浅的肤色，以便更好利用阳光补充体内的维生素D。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对高纬度地区生活的中国人，和非洲人相比，皮肤颜色比较浅。
有趣的是，到了北极，情况又出现了特例，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生活的爱斯基摩人，皮肤反而黝黑，这是因为他们主要靠狩猎为生，海豹等极地动物的体内脂肪丰富，含有大量维生素D，所以他们并不需要从日晒中来补充这种物质，防晒反而成了一种进化中的刚需。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我们的祖先由于不断进化，拥有了越来越强的生存技能，再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让他们先后三次走出非洲，勇敢地去探寻这个广袤而神秘的世界，在地球各个角落开枝散叶，繁衍生息，而我们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也诞生于这三波伟大的人类探索之旅。
好了，波音这本《无字史记》中前半部分的重要内容，基本到这里就讲完了。正是一代代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努力，再加上分子生物学带来的基因分析技术，让人类从哪里来，我们中国人又从哪里来等古老而复杂的问题，有了全新而证据充分的答案。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更多考古化石的发现，人类的进化，这棵枝叶繁茂、结构复杂的大树，它的全貌会越来越精确，清晰。
在本书的后半部，作者波音依旧以基因溯源为主线，为我们介绍了那些支撑早期中国文明转入农业时代，逐渐繁荣的要素到底从何而来。这些要素包括水稻、小麦等农业作物，家猪、牛、羊等家畜，以及青铜器制造技术等等。简单来说，随着冰期结束，天气回暖，万物复苏，我们的先民们必须寻找更多的固定食物来源，才能养育不断膨胀的原始人类群落。在距今8000年前，位于太行山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先祖，就开始了有意识地对禾本科植物“粟”进行人工培养与种植，把这种类似狗尾草一样的野草变成了黄色的小米。随着人类迁移活动的足迹，小米从我国境内来到了亚欧草原与朝鲜半岛。几乎在同一时期，我国浙江的良渚文化，诞生了最早的水稻，并逐渐被推广到东南亚。
当然，早期中华文化也从周边地区获益良多，比如我们食谱中重要的肉类来源家猪。根据基因测定，亚洲的家猪起源于亚洲野猪，从今天越南境内的湄公河流域，到我国长江流域，都出现过野猪驯化点。而驯化马、耕牛，青铜器铸造等技术，则由西向东，沿着欧亚大草原，传入了中国。
在本书最后，作者波音总结说，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繁盛，并不是以一曲独奏、孤芳自赏的形态进行，而是在人种与物产，技术持续的交流融汇中生长。身份的发现与认同，是任何一个民族维持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文化之锚，分子生物学带来的基因检测与溯源技术，像一套解码器，让我们今天能够读懂这本“无字史记”，深刻了解文字诞生之前，属于中华文明的艰辛与光辉，让我们了解，开放、交流与包容，才是文明进化与繁盛的不二法门。毕竟，只有深刻了解过去，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未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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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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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我们的祖先由于不断进化，拥有了越来越强的生存技能，再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让他们先后三次走出非洲，勇敢地去探寻这个广袤而神秘的世界，在地球各个角落开枝散叶，繁衍生息，而我们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也诞生于这三波伟大的人类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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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繁盛，并不是以一曲独奏、孤芳自赏的形态进行，而是在人种与物产，技术持续的交流融汇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