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 盛珂解读

《斯文》| 盛珂解读

关于作者

包弼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席教授。在思想史研究中，注重回归历史本身，让历史自己说话。

关于本书

在这本思想史中，包弼德透过大量细致的文献细节研究，以及对于社会阶层变化的分析，围绕着唐宋文人对待“斯文”传统的不同理解，指出了唐宋思想转型的真相。

核心内容

“斯文”传统关注的核心是文与道的关系。唐代以前，文和道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和士人在唐代以前社会中的地位分不开。随着历史发展，士人地位的变化，科举制度在传统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普遍接受了“文以载道”的观念，文的价值变成了传达道的工具。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解读的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也就是书名《斯文》。我们现在用“斯文”这个词，经常是当形容词，用来夸一个人举止文雅，书名里用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斯文的本意，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曾经感受到传统的力量。传统是社会文化累积的经验，也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枢纽，把每一个人跟民族、国家、历史连接起来。但有时候，它也会成为一个包袱，拖着时代的后腿让时代难以向前。是守传统还是反传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对于传统都有不一样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决定了我们怎么面对过去，更决定了我们怎么面向未来。本期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就是在说中国人看待传统的方式，在唐宋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最终的结果，就是理学兴起了。中国后来一千年的思想和文化，都是那个时候决定的。

这本书的作者包弼德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的讲席教授，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中国思想史。《斯文》这本书就是他的代表作，也算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了。本期音频里我们就围绕书名“斯文”这个关键词，分三部分来讲讲这本书。这个概念是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只有搞明白“斯文”的准确含义，才能理解整本书的思路和结构，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

在第一部分，我们会先花点时间讲明白什么是斯文。理解了斯文之后，唐宋之间的思想变化就很好解释了，其实就是这两个时代的士大夫们对斯文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在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士人如何看待斯文。然后在第三部分，再说说宋人怎么理解斯文，为什么他们的理解跟唐人不一样了。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斯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斯文这个词最早是孔子说的。子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余何？”我们稍后会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说这句话的时候，孔子正在周游列国，他在匡这个地方被人围困，原因是他跟这群人的仇人很像。这大概是孔子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遭遇。所以孔子说这句话，是在说服对方不该杀自己。这句话说得很有底气，他的底气从何而来？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继承文化传统的那个人。这里的文化传统，具体指的就是周朝的礼乐教化，它们在孔子心中是完美制度的典范。这样的文化传统要传承、要发展，需要一个个具体的人。所以周文王去世之后，孔子就承担起了传承文化传统的责任。所以，按照孔子的逻辑，如果他在这里遇难了，那周朝留下的文化传统也就要断绝了，这可了不得。那么，如果围困他的人觉得文化传统不该断绝，那就他也就命不该绝。

于是，传承斯文，让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断绝，也成了孔子后继者的使命。你应该也听过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说南宋灭亡以后，中国就不存在了。为什么之前中国的朝代可以更迭，但是到了南宋之后就不行了呢？就是有人认为，南宋之后文化传统断掉了。可见文化传统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有多么重要。

在孔子困于匡的故事里，孔子把斯文跟三件事联系在一起了，分别是上天的意志、圣人的理想和礼教这种具体社会制度。从此，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有了很具体的定义，同时也有了非常复杂的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文化传统跟我们现在说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意思。文化传统不仅包括传统文化所说的艺术、文学、生活方式这些具体的东西，更关系到整体社会的结构和运行规律，它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整体。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对于古代的儒家士大夫来说，不管是学习还是创作，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文化都是一个整体，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把它分成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不同的科目，我们才能突破现代学科体系的限制，真的像他们一样去理解文学、艺术等等文化的载体。

更重要的是，这样我们才能以己度人，搞清楚士大夫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并不是现代人心目中的文学家或者哲学家，在他们看来，人生的使命是整体的，就是参与和延续孔子传递下来的斯文传统。甚至官员这个赖以谋生的身份，也只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而产生的一个衍生品。唐宋以来实行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实践文化传统的便利通道。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就曾经说过，士大夫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揭示了理学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人生价值，成了后来士大夫的座右铭。

再回到这本书讨论的问题，我们知道唐宋思想转变后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出现了理学。从斯文的视角，你就会明白宋代的理学家们不是凭空出现的哲人，他们只是一群由于时代变化，改变了自己价值观的士大夫。北宋时期，理学其实是一门经常受人诟病和抨击的新兴学问。那时候真正的文坛领袖、引领士大夫精神的是司马光、欧阳修，以及后来的苏轼那些人。所以，作者在描述这场思想转型的时候，关注的就不是思想史上常出现的那几个名字。他写了很多一般思想史写不到的人，比如前面说的司马光、欧阳修，特别是苏轼的思想。他指出，正是这群人的思想变化构成了唐宋之间思想的转型。至于理学兴起，被大部分士大夫接受，其实只是这种思想转型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不是背后的原因。

我们前面讲了，对于传统的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唐代到宋代，中国人对传统的理解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从唐宋之间做一个粗略的分割，分别看看唐代和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是怎么理解斯文，理解传统的。

在第二部分，我们先讲唐代。初唐文人非常重视文化传统，他们刚经历了国家从分裂到重新归于统一的重大变革。对他们来说，重新确定文化传统，是为了巩固帝国权力，重建统一的王朝。初唐的朝廷在重新确定文化传统这个问题上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他们在朝廷中设立了修文馆和崇文馆，选拔有学问的士人进入这些机构，让他们能够为国家政策的建设提供意见，提供学术上的支持。这些馆阁学士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当朝廷的文学侍从。

想要重新确定文化传统，文人们首先要做的是划定文化传统的边界。从先秦到唐代，社会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佛教思想传入了，所以过去的很多观念，到了唐代可能就会有歧义。我们可以从当时重要的官方文献看看这个边界在哪里。在《隋书·经籍志》里，把儒家上古圣王的文化传统归于“方内之教”，也就是处理现实世俗世界事务的道理；而把传统的道家和佛学的经文传统称之为“方外之教”，也就是那些探索玄妙、抽象领域的理论。这样区分是为了避免后世的士大夫受到佛教和道教思想的迷惑。于是，就把那些不符合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权力统一和稳定没多少作用的佛学和道家的思想排除出了文化传统。

边界确定好了，下面的问题就是怎么在既定的范围内，丰富文化传统。这方面，文人做的工作就更多了。作者包弼德举了很多例子，这里我们就重点讲一个。这个例子的主人公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这个人，可以说是初唐时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出身儒学世家，祖父王通是当世大儒。在王勃给王通的书写的序中，就引用了孔子困于匡的故事中孔子说的那段话。王勃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他把祖父和他自己都看作是孔子的继承者，也就是斯文的传递者。他在给朝廷写的十条建议中说还说道：“《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

怎么理解王勃的意思呢？这里面涉及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说文化传统是圣人观察天道的结果，其中蕴含的是天地之间的道理。其次，“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就是说单纯讲道理，语言枯燥，是没办法传播的，所以文章必须要有文采。最后王勃得出结论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就是说，写文章这件事，不仅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情感，而是延续文化传统最好的方式。那么文章写得漂亮，就是为了更好地延续和传播文化传统。

从这段话你应该能感觉到，在王勃看来，文章是力量、是武器。古代圣人，就是通过写文章，把理想的制度、高尚的道德，还有价值观凝聚下来，变得可以流传，这样文化传统才有了载体，让后人可以学习。后来的人写文章，就是在延续传统，更是让传统对于当前的问题作出反应。

作者包弼德认为，王勃的观点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文人写文章，不是为了锤炼文字、绚烂文采，而是参与到传承文化传统的大任中，进而通过自己的才情丰富文化传统，让文化传统适应新的社会，解决现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传统整合了当时文人的智慧，整个大唐帝国的繁华和稳定是接续文化传统的伟大成果。

在这套想法中，“文”和“道”，也就是文学创作和讲道理是一回事儿。这种想法跟王勃的出身有关。他们家是世家大族，每一代人都享有特权。从现实来看，这种特权来自政治，但是他们自己更愿意把特权看作是传承斯文的福利。

在第二部分我们说了，初唐的文人重视文化传统，就是要让价值观念和文学写作紧密结合，这样才能影响政治权力和社会现实。唐宋间思想的转型，正是在这个层面发生的。到了宋代，文人对斯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就是彻底打破了大唐盛世景象的那次叛乱——安史之乱。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部分。

既然文化传统和大唐帝国的统一和稳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当帝国的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开始怀疑文化传统是否像想象的那样伟大。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的命运从此急转直下。政治上的危机立刻带来了文化上的危机。士大夫开始感到，儒家的礼乐传统不能拯救这个王朝。文化传统，特别是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参与的这个传统，也许并不能像想象的那样改变人的现实生活。也许我们应该寻求别的方式，才能真正为国家的统一做出实际贡献。

最初的变化，其实从韩愈主导的古文运动就已经开始了。当韩愈说出“文者，贯道之器也”的时候，文就被看作是承载和实现道的器。文章本身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韩愈心中，文和道之间，已经开始有了裂痕。这种文化的危机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到了宋代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成为儒家士大夫心心念念，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经历过韩愈、柳宗元、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等几代人的努力和尝试，问题慢慢转变成如何在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传统形式之下，寻找到永恒不变的常道，寻找到差异背后的普遍性。

这个问题，后来的文人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解决方案。1072年，当时的文人领袖欧阳修去世了，在他之后，苏轼和跟他同时期的理学家程颐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虽然当时的程颐在士大夫中间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苏轼，但是程颐的方案似乎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这让他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理学成了日后中国官方的主流思想。

我们先来说苏轼的方案。苏轼我们都很熟悉，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亲切的一个文人。他对现实世界充满了热爱，在每个艺术领域都造诣非凡。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热爱，其实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决定了他和理学家之间有根本的不同。怎么理解苏轼的思想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宋代著名的画家文同擅长画竹子。苏轼曾经说过，文同的竹子之所以画得好，是因为他能够在画画之前“胸有成竹”。也就是说，文同在落笔之前，已经在心里把整个画面都考虑好了。然而，苏轼接着说，即使是心里已经想象得非常完美，仍然需要学习具体的技巧，才能够把心中的图像落实到纸上。可以看出，苏轼既重视心中的形象，也重视如何把这个形象成功地实现出来。而这种实现不仅仅需要理念上的了解，还需要学习古往今来积累下来的各种技巧。

这不只是苏轼对绘画的理解，其实也是他对文化传统的理解。苏轼希望寻找斯文传统内部的普遍性原则，寻求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要脱离开具体的表现形式。他喜欢美食，他说决定一道菜的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菜谱，而是厨师。对于苏轼来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更可爱的。我们只有在这个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世界中，充分实现每一个个体的创造性，一点点积累，才能够避免这个世界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所以，希望能够脱离现实世界，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

苏轼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儒家“中庸”的思想。他认为错误不是来自于多样性，而恰恰是来自于极端，来自于我们只选择发展文化中的某一个方向或者是趣味。苏轼心中的普遍性是动态的，是在各种利益的互补和冲突中不安定的保持着平衡。这需要每个参与文化建设的人都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这种想法把苏轼和理学家们彻底区分开来，他更愿意接受人类世界的多样性和传统的积累。他并没有彻底放弃唐代对于文化形式的珍爱，只不过为这种珍爱重新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跟苏轼几乎同时期的程颐，提供的是一个更加彻底的方案，这是典型的理学家的思想方式。1086年的时候，程颐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也就是皇帝的讲师，这让他的学说从此变得天下皆知。程颐认为自己和哥哥程颢重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真精神，建立了一个道统的谱系。所谓道统，就是认为在儒家的传承过程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道”，很久以来，这个“道”被人忽视和遗忘了，所以理学家们认为只有很少的人才真正理解和把握住这个道。

程颐对这个道统充满了自信，在他的描述中，从孔子开始，孔子把这个道传给了子思，子思又传给了孟子，孟子之后，道就迷失了，只有到了宋代二程兄弟这里，才重新发掘出道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和苏轼一样，程颐也试图寻找永恒不变的道，只不过，他的方式更直接。程颐建立道统的目的，确实是为了确立自己学说的正统性，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起实现永恒之道的正确方式。在程颐看来，从汉代到唐代，几百年间，文人士大夫对于斯文的阐释和积累都是误入歧途，背离了圣人的本意。这意味着，实现儒家的永恒之道，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的文化形式。

那么，在程颐看来，抛开了文化的建设，我们该如何体会和实现这个道呢。程颐为此创造了一套新的理论，他向佛学和道家思想学习，提出了天理的概念。天理是宇宙运行的规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道德规范也来自于天理。从人的本性来说，人本身都是合乎天理的，都是有道德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欲望阻碍了我们成为一个道德人，也阻碍了我们去回归和把握天理。所以，对于程颐来说，我们只要能够克服掉自己的欲望，就能够成功地变成一个道德人，让世界成为一个道德世界。这才是士大夫最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才是士大夫参与斯文的正确方式。所以他说：“技艺不能，安足耻，为士者，当知道，己不知道，可耻也。”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士人，不会什么技巧其实没什么可羞愧的，只有不了解天理，才是真正值得羞愧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回归自己的内在本质，直接向上通达天道。

这就造成了价值观念不需要依附于任何外在文化，而成了一种独立的存在。它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能力。二程兄弟没有彻底否定儒家传统的典籍，还是把典籍看成是我们更好地了解圣人的真意和天道的媒介。但是，文学写作还有其他各种艺术创作，比如书法、绘画、诗歌等等，都成为了障碍，让人远离了道。所以说，程颐其实是在否定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价值。我解读的另一本书《中国转向内在》里面就讲到过，中国的思想在宋代越来越内向了，程颐的这个观点，也符合这个趋向。人们越来越关注内心抽象的道理，而不是积极地向外去创造文化。二程兄弟提出的理学，虽然命运非常坎坷，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被更广大的士大夫群体接受了，成了时代的潮流，最终成了官方最主流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清代。

说到这儿，你肯定有个疑问，历史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理学？程颐的方案为什么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呢？包弼德认为，这是因为理学的出现满足了士大夫的需要，所以他们才会接受理学。

宋代越来越重视科举考试，宋代以前士大夫在乎学问，也在乎门第，但是宋代的科举让平民出身也一样可以跻身士大夫，可以做官。这样，门第和官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程颐建立的理学体系，就是把学问和其他身外之物都分开了。你可以出身寒微、不会写作，甚至当不上官，这都不会妨碍你成为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参与到圣贤的事业中，实现自己完整的价值。这种价值观，当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的欢迎，读书人越来越认同理学。理学对文化传统的态度，也就取代了唐代的，也战胜了苏轼的，最终成了主流。

这就是我们为你解读的第三个部分，经历过安史之乱之后，面对当时的文化危机，一代代的儒家士大夫开始反省如何重新建立斯文的统一，到了宋代，终于出现了把价值观念和文化形式彻底分离的理学思想。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首先说了这本书独特的研究视角，它是围绕着斯文这个概念展开的。它指出，斯文来自孔子，指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怎么理解文化传统，决定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三观。

初唐时期，文人认为，文化是不断积累的形式，传承文化传统就要写好文章，所以写作的意义特别重要。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人们开始怀疑这种理解方式。宋代文人其实提出了两个替代方案，这两个替代方案都是把文化和传统分开，也就是超越具体的文化形式，追求永恒不变的道。只不过，在苏轼看来，可以通过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甚至生活方式抵达道。而程颐看来，道跟具体的文化形式没什么关系，这代表了宋代以后的文化开始更加内敛。

包弼德认同史学领域的“唐宋变革论”，认为从唐到宋，中国在思想上出现了根本的变革。但是他的观点，又跟唐宋变革论有些不同。传统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以后是一个君主集权的平民社会，所以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平民化。包弼德认为，这是对宋代思想的一种误导，如果我们循着这个思路，没办法解释宋明理学家建立起来的那套精致的哲学体系。所以，他把宋代以后的士大夫看成是社会精英群体。宋代以后的文化和思想都是士大夫主导的，而不是平民化的过程。

撰稿：盛珂 脑图：刘艳 转述：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