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歧途》 裴鹏程解读
《战国歧途》|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这本《战国歧途》。
“春秋”“战国”这两个词，我们常常放在一起讲，指代那个久远而纷乱的年代。“春秋”和“战国”有什么区别呢？
有人从作战激烈程度分析，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比较有节制，都是打着周王室的旗号争当大哥，战国时期已经演变为列国生死存亡的竞争了，通过富国强兵的手段争个你死我活。还有人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春秋战国是从西周到秦汉的过渡期，春秋的特征是“破”，分封制逐渐瓦解；战国的特征是“立”，中央集权制、郡县制都萌芽于战国时期，为后来的秦汉历史演奏了序曲。
今天这本《战国歧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本书作者是历史作家刘勃，其代表作有《失败者的春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匏瓜》等。这本《战国歧途》可以看作是《失败者的春秋》的姊妹篇。书中，作者既没有局限于军事分析，也没有冷冰冰地审视历史趋势，而是抓住了“歧途”这个关键词，重点分析战国时期各国在关键时刻所做的重大抉择。
《荀子·王霸》中有一句话：“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意思是，在四通八达的路口，道家激进派代表人物杨朱失声痛哭，他说：“在这里错走半步，就陷入了千里外的歧途。”
作者认为，战国历史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君主权力扩张，二是“士”阶层的活跃。战国是个从封建制向大一统的剧变时代，君主开始集权，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在瓦解。贵族体系中最低等的士人，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庶民获得了向上攀爬的阶梯。剧变的时代创造了无数机会，高高在上的君主和身份低微的士人面前都有许多条路可以选择。选择了一条路，普通的士人可能转眼间身挂六国相印，地处边陲的小国可以发育出兼并天下的力量。如果选择另一条路，即使是能力出众的奇才也会在“求职”过程中不断失利，即使是开局极好的政权也会落入被群殴的结局。
在词典中查阅“歧途”这个词，你会发现它的本义是“岔路”。岔路并不一定是死路，有可能是当事人身处困局时的最佳选择。因此，关注战国历史，不应该只是去评论成败兴亡：秦国选择了变法之路最终兼并六国，所以赞美；不幸的六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各有各的不幸，所以惋惜。我们更应该怀着同理心站在路口去体会，为什么六国纷纷走上了岔路？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介绍本书内容。第一，为什么说君主权力扩张与“士”阶层的活跃，是战国最主要的特征？第二，为什么六国各自走上了岔路？
先看为什么说君主权力扩张，与“士”阶层活跃，是战国最突出的特征。
回答这个问题，先从一个有点枯燥的话题说起：战国始于哪一年？
如果检索这个问题，你会收获很多种说法，最主流的是西汉司马迁的观点，他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把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的开端。今天的历史教材采用的就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影响力很大。在北宋的司马光眼里，战国的起点是公元前403年，这一年周天子认可了三家分晋的事实，赵、魏、韩正式成为诸侯国。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西周实施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土上进一步分封卿族。晋是天子分封的诸侯，韩、赵、魏便是晋国分封的三个卿族。分封者和受封者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遵守严格的礼乐制度、等级秩序。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虽然长幼尊卑秩序大乱，但诸侯国内的篡位事件，是叔叔抢了侄子的位置，哥哥抢了弟弟的位置，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好歹算是一家人。 但韩、赵、魏三家分晋，卿大夫身份摇身一变，成了诸侯，不仅是低等贵族的僭越，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族人的窃取。周天子作为礼的最高象征和体现，面对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出兵讨伐，反而加以承认。因此，这是传统秩序彻底崩坏的标志。
类似晋国的政治地震也发生在齐国。晋国牌子倒了，从此消失；齐国的名字倒是保住了，但国君不再姓姜，而是被田氏取代了。另外，韩国灭掉了郑国。郑国与周天子同姓，血统高贵，原本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大家都没好意思动他。现在，新诞生的韩国毫不在乎这个。
这是个大变动时代，变动不只发生在诸侯、卿大夫层面，贵族体系中最低等的“士”也如此。
按照西周制度，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和民众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分封卿大夫。但到“士”这一级，虽然勉强算作贵族，但已经没有土地和民众可以分了。他们的出路是当“公务员”，辅佐高等贵族。但要注意，由于身份是确定的，“士”干得再好，也只是“士”，别指望升级为大夫。
不过，这一切从春秋时期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贵族秩序在瓦解，很多贵族因政治斗争失败而家道中落。《左传》里写道，有一回晋国大夫叔向在跟齐国大夫晏婴聊天，他提到，晋国里有一些家族，原本是大夫出身，现在竟然在做“皂隶”，“香皂”的“皂”，“奴隶”的“隶”，也就是穿着皂色的衣服，做一些下等人的事。那些事情原本是“士”做的，现在没落的大夫也来抢饭碗。但各国政府能够提供的公职就那么多。面对就业难题，“士”必须自谋出路。
出路在哪儿呢？好在社会阶层的界限被打破了，才能出众的“士”获得了向上攀爬的机会。一个出身寒微的“士”，可能饥寒交迫，但一时风云际会，完全可能封侯拜相，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正因为这样，“士”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活力的群体。
书中有个很巧妙的表述：战国时期的“士”都不怎么爱国。比如吴起是卫国人，“卫生”的“卫”，但他先去鲁国找工作，后来又去魏国找工作，并被魏文侯重用，最后跑去南边的楚国帮忙搞改革。再比如李斯是楚国人，却在秦国做事。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是魏惠王和齐宣王。荀子是赵国人，他却跑去齐国稷下学宫做祭酒，也就是在齐国的社科院当首席教授。
为什么“士”这个群体不爱国呢？这倒也不难理解。在周代，政权的兴亡与国君关系密切，那是国君的家事，跟底层的“士”并没有利益绑定。从士人的角度看，各个政权只是他们实现个人理想的平台。士人在各国之间奔走，就像我们今天换工作一样，并没什么道德压力。
不过，“士”这个群体朝秦暮楚，职业忠诚度好像并不高。那些国君怎么还敢用他们呢？
其实，当时各国国君更喜欢用外国人。战国时期各国竞争加剧，要想在激烈竞争中不被吃掉，国君最需要做的便是充分动员本国资源。原本，人、财、物分散在贵族手中，国君靠自己生抢，很容易遭到贵族反抗。谁能替国君把资源集中过来呢？对付本国贵族，或许用外人更好。四处找工作的士人的工作机会来了。
任用外国士人当职业经理人，至少有两点好处。第一，他们与本国贵族没有瓜葛，国君放心。第二，对他们工作的考评奖励权力，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他们干起活来积极性会更高。所以，无论是给秦国国君办事的商鞅，还是给楚国国君办事的吴起，你会发现，他们面对旧贵族，从不心慈手软。
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了战国时代最突出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君主权力扩张，一个是士阶层活跃。其实，这两个现象是相辅相成的，君主扩张权力需要出谋划策的人才，而贵族体系瓦解恰好创造了一批活跃的士人。在这个背景下，各国纷纷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在两百多年的竞争中各国选择了什么道路。秦国最终兼并六国，对于秦国选择的道路，一直以来研究很多。我们重点考察，其他国家为什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它们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先从魏国讲起。
战国开局，魏国是最强大的。三家分晋后，魏国的第一任君主魏文侯重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士”，迅速把魏国国力发展到巅峰。魏文侯把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当作老师，任用西门豹治理“邺”这个地方，重用李悝搞变法。在“士”的帮助下，仅仅过了二十多年，魏国就击败西方的秦国，占领了黄河以西地区；随后占领北方的中山国；紧接着联合赵国、韩国入侵东方的齐国，俘虏了齐国君主；后来又击败南方的楚国，夺取了不少土地。
但历史告诉我们，战国时期的魏国国运是高开低走的，到后来几乎没什么声响了。这是为什么呢？以前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惠王能力不足，不会用人，像孙膑、商鞅都是先来魏国找工作，但魏惠王有眼无珠，没有任用。结果孙膑去了齐国，商鞅去了秦国，导致魏国对手的力量变强了，因此魏国失去霸主地位。
不会用人这个原因确实重要，但本书强调了一个新的观点，魏国不能在战国争霸中最终获胜，制约因素是地缘条件。
魏惠王在位期间做了一件改变魏国国运的大事，这就是迁都。魏国都城原本在安邑 ，今天山西夏县，后来迁都到东南方的大梁，今天河南开封。所以，魏惠王在史书上又被称作梁惠王。
魏国为什么要把都城迁到东南方向呢？以前的解释是，都城安邑距离秦国太近，所以要避敌锋芒。其实，魏惠王把都城东迁大梁，并不是为了避秦，恰恰是因为魏国没把秦国放在心上。当时的秦国还很落后，都城也不在咸阳，而在一个叫“雍”的西部城池，对魏国没什么威胁。
魏国迁都是出于发展国力的考虑。魏国版图狭长弯曲，看起来像是一只弓起身子的毛毛虫。原来的都城安邑在西部。随着魏国势力不断增强，魏惠王想争取霸主地位，就不能躲在角落里，必须要密切同各国的往来。于是魏惠王把都城迁到距离楚、齐、赵、韩都很近的大梁城，也就是后来的开封。历史证明，魏惠王把国家中心东移，确实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靠着当年祖父魏文侯、父亲魏武侯攒下的家底，魏惠王才得以更进一步，从“侯”升格为“王”。
但从长远看，魏惠王为国家选择的这条路后患无穷。的确，魏国国力强盛，单挑哪一家都不成问题。但它把都城迁到大梁这样一个地形平坦、天下之中的地方，相当于站在一个方便被别人群殴的位置。不说别的，只是孙膑就曾两次带齐国军队进攻大梁，击败魏军。 更可怕的是，黄河距离大梁不远。纵观中国两千年历史，你会发现利用黄河击垮大梁城的事件不断重演。秦灭魏国，曾水淹大梁。一千多年后，金朝大军包围开封灭掉北宋，利用了黄河结冰的机会。后来，李自成攻取开封，也是用了水淹的办法。到民国时期，国民党炸花园口，又一次让开封城受难。
迁都大梁不只使魏国都城置于四面受敌的境地，还为秦国发展消除了阻碍。秦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完整占据了关中盆地。关中盆地沃野千里，农业经济发达，同时周围有高山包围，易守难攻。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就是背靠西方以关中盆地为基础，集中精力对付东方的。
原本魏国的都城在山西夏县，从地缘上讲，恰好扼守关中盆地的东部出口，直接威胁秦国。魏文侯时期，魏国在吴起的努力下，势力曾扩展到西河之地，占据了关中盆地的东段。吴起曾说：让我施展出全部才华，我一定可以灭掉秦国。以西河为根据地，魏国可以称王于天下。 但魏国迁都，相当于把关中盆地送给了秦国，为秦国后来完整占据关中并崛起提供了便利。
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魏国没有迁都，历史发展将很不一样。
七国之中，有一个国家的情况与魏国类似，这就是韩国。
最初，魏国和韩国的大本营都在今天山西西南部盆地。魏国以运城盆地为中心，韩国略靠北，以临汾盆地为中心。后来，魏国朝东南方发展，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今天河南开封。韩国也向东南发展，都城从平阳迁到阳翟，灭郑国后又迁到了郑，也就是今天河南中部的郑州的新郑市。这里平原广阔，交通便利，但问题也同样突出，首先是位于天下中心，发展空间有限，其次是容易遭到周边国家入侵。与魏国相比，韩国国土更多位于中原，所以问题更突出。因此，一直以来，韩国都是七国中比较弱的一个，秦国兼并六国的大业，也是首先拿韩国开刀的。
我们要特别说一下晋国分裂出的第三个国家，赵国。
赵国最初的根据地在太原盆地，三家分晋后为了寻求发展，也有过迁都的历史。赵国把都城从晋阳，也就是今天山西太原，迁到中牟，注意这个中牟不是今天河南郑州东边的中牟县，而是河南东北部的鹤壁。不过，赵国在中牟定都时间不是很长，之后，赵国把都城又迁到邯郸。
你看，韩、赵、魏迁都，目标都是广阔的华北平原。这里地形平坦开阔，农业条件好，经济发达。但共同的问题是缺少山川保护，容易遭到军事威胁。不过，与魏国、韩国不一样，赵国的腰杆子一直都比较硬。战国后期，赵国甚至与秦国当面叫板，打了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
赵国为什么能够强大？既然实现强大，为什么没能统一全国呢？
书中提到，赵国的盛衰与一个因素密切相关，这就是国内两股势力的斗争，一股势力来自赵国都城邯郸，另一股势力来自北方的“代”这个地方。代地相当于今天山西北部以及附近的河北、内蒙古一部分地区。
邯郸位于华北平原，农业和商业发达。代地虽然在偏远寒冷的北方，穷了点，却是优良的马场。赵国之所以能多次打败秦国，就是因为获取了代地的骑兵，实施了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
不过，代地也给赵国注入了不安定因素。这就要说到“胡服骑射”的主人公赵武灵王。《史记》记载，赵武灵王虽然“胡服骑射”取得成效，但死得很惨。原因是他宠爱吴娃，于是废长立幼，让吴娃生的小儿子赵何当了太子。后来赵武灵王觉得对不起长子赵章，就把他封为代王，结果兄弟俩手足相残，他本人也饿死在沙丘宫中，十分悲惨。
但本书作者认为，真实的情况其实是代地和邯郸之间的矛盾。同战国时期大多数君主一样，赵武灵王也想要赵国强盛，于是格外注重对代地的开发利用。赵武灵王做了一件很激进的事情，这就是退位，把王位让给小儿子赵何，自己带着年龄稍大的长子赵章去经营北方的代地。成效很明显，三年后，赵国凭借代地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击溃了中山国，这是一个半农耕半游牧的政权，一直都是赵国的威胁。
赵武灵王是一国之君，他的所作所为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的。但在邯郸享清福的贵族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赵武灵王过于重视代地而忽视邯郸，必然引起邯郸旧贵族的不满。随着邯郸旧贵族和代地新贵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冲突最终表现为两位王子的斗争。小儿子赵何在邯郸长大，获得了旧贵族支持；大儿子赵章一直跟随父亲经营代地，代表新贵族。结果，综合实力更强的邯郸集团获胜。很不幸，赵武灵王和长子赵章都在政治斗争中丢了性命。
从此以后，邯郸在赵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当然，代地是赵国军事力量之所在，赵国统治者不能放弃代地，但代地也注定无法获得国君的信任。正因如此，赵国渐渐失去了与秦国直接抗衡的军事底气。
你看，赵国国君的确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但贵族力量会牵制君主，这是西周分封制遗留的老问题。
与赵国相比，有个国家的贵族力量更强大，这就是齐国。
春秋末期，晋国和齐国政局都发生了剧变，不过晋国内部各贵族是明着干，互相兼并了好几轮，而齐国内部却上演了一场“偷梁换柱”的大戏，政权所有者换成了“田氏”，但“齐国”这块牌子却保留了下来，过去的体制和传统也统统被延续下来。
问你个问题，齐国的都城在哪儿呢？你的答案或许是临淄。答案没错，但不准确。齐国其实有五个都城，临淄是首都，临淄的东部还有即墨，东南有莒，西有高唐，西南部有平陆，它们都是齐国的都城。
齐国的这个现象正是西周分封制遗留的。作者提到，齐国是战国各个大国中唯一没有实施郡县制的。郡县制意味着君主集权，全国所有地区都听命于国君。可惜齐国的历史包袱太沉重了，君主权力很难集中。
其实，齐国国君也试过争取集权，比如兴办了稷下学宫，招揽天下人才，试图通过士人的力量削弱贵族势力。另外，齐湣王赶走了孟尝君。孟尝君是与国君同宗的大贵族，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养了三千门客。对于国君来说，他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威胁。但即使用了各种手段，齐国旧贵族的势力依然很强大。
后来秦国兼并六国时，齐国发生了一件既可笑又可悲的事情。听说秦国军队打来了，齐国大小贵族闻风而降，没有逃跑也没有反抗，在他们看来，服从于哪个君主都一样。
为什么齐国君主无法顺利实现集权呢？作者认为，或许是齐国人太有文化了。齐国有两个邻居，西南边是鲁国，西边是宋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完好保留了古老的周代制度，宋国是商代王族的封国，历史悠久，崇尚传统，再加上齐国本地稷下学宫掀起的学术风潮，齐国人的文化水平在各国中是比较高的。因此，齐国君主想要改变传统，就不太容易。相反，秦国落后，国民文化素养不高，推行变法反倒很容易。
除前面提到的魏国、赵国、齐国，秦国还有一个潜在对手，这就是楚国。
春秋时期楚国的存在感很强。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我们都听过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但到战国时期，你会发现楚国几乎没什么动静。唯一说得上名字的是那位昏君楚怀王，但他的故事都和寻欢作乐有关，什么“巫山云雨”“湘山之会”“郑袖争妒”，屈原之死似乎也跟他有关。
为什么战国时期，楚国的进取心消失了呢？
作者认为，其实还是跟贵族有关。君主要集权，国家要发展，各国之间掰手腕是一种办法，埋头积蓄力量也是一种办法。
楚国的贵族势力很强大，很难像秦国贵族那样被顺利铲除掉，有什么办法既能增强国家整体实力，同时又不会激起贵族反对呢？吴起提了一条建议，“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把贵族们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搞开发。楚国地处南方，统治中心在今天河南南部和湖北一带。既然七国都在争抢中原，楚国不妨掉头开发南方，即今天的湖南一带。正因为这样，战国时的楚国失去了迅猛的北上势头。
我们已经对比秦国讨论过魏、韩、赵、齐、楚，“战国七雄”中还有一个比较低调的国家，燕国。
本书在介绍燕国时所起的标题是“燕过无痕”。因为直到战国最后100年，燕国才在史书上留下比较像样的一笔，这就是燕王哙的禅让。作者认为燕王哙是个践行墨家理想的人。墨家讲“兼爱”“尚贤”，燕王哙索性把王位禅让给了相国。看到这样的事情，太子蒙了，怎么能这么干，后来表示了反对，结果兵败被杀。趁着燕国内乱，南方的齐国捏柿子捡软的捏，发兵灭了燕国。其他几国看到了表现的机会，搞了个国际调停让齐国退兵。后来，燕王哙的儿子继位，这就是燕昭王。与父亲相比，燕昭王是个明白人，重用乐毅，最终率领联军打败齐国，复仇成功。
总的来说，燕国的位置过于偏远，与中原各国并没有太多交集。
同样地处偏远，有个国家却在努力参与中原事务。这就是越国。
越国的大致位置在今天浙江一带。提到越国你能想到什么？可能是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可能是西施和范蠡的故事。越国在历史上确实有过精彩的亮相，越国灭掉吴国后，在中原组织会盟，确认越王勾践的霸主地位。但亮相后，越国就匆忙下场了。我们在讲战国历史的时候，即使是燕国这种没什么存在感的国家，好歹也名列“战国七雄”。但很少有人提出在“战国七雄”外给越国补个名额，凑两桌麻将。
为什么越国来去匆匆呢？
作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越国的文明程度太落后了。且不说建立当时最先进的中央官僚制、地方郡县制，越国连周代的宗法制也没有建立起来。越国灭吴之后，勾践既没有把新获得的土地收归自己所有，也没有分封给功臣和亲族，他竟然拿着战利品搞土地大派送，给宋国一点、鲁国一点、楚国一点。 原因是这些国家跟曾经的吴国有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燕国国君好歹都能学点墨家理论，搞个禅让什么的，怎么越国的文化水平总是提高不了呢？
作者认为或许是越国自然条件太好了。江南水乡，物产丰富，越国人不发展农业也可以吃饱肚子，没必要费脑子学习知识、钻研技术。所以，我们看史料记载，勾践时代的越国一切都在围绕战争打转。别国人提到越国人，条件反射想到的，一个是善于游泳、划船等水上项目，还有一个是能打、拼命、野蛮未开化。
六国为何走上“歧途”，已经解释完了。你会发现，国君都很积极，士人也很尽力，但迫于现实条件，站在路口，看起来道路很多，但能选的并没有几个。韩、赵、魏为了发展国力，选择离开山西，把重心放在华北平原，代价是牺牲了国家安全。齐国、楚国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国君活动的空间很有限。燕国和越国位置距离中原比较远，很难紧密参与中原争霸，即使硬凑上去，可惜也还不够格。
说了“失败者”为什么走向“失败”，我们似乎没有直接讨论“成功者”为什么能够“成功”。
一直以来，关于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六国的讨论太多了。答案很丰富，比如前面提到，秦国占据了关中盆地，这里农业发达而且政治安全。另外，秦国封建势力比较弱，秦国君主能顺利吸引各国优秀人才来秦国推行改革。
正如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有的事情不是我们主观意志决定的。作者认为，秦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打开中国的地形图，中国地理由高往低三级阶梯，六国的核心地区都在最低一级阶梯的大平原上，彼此之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秦国背靠青藏高原居高临下俯视六国。从开局，秦国就不一样。
但要注意，秦国的成功，绝不只是得益于地理优势，更要看到秦孝公曾重用卫国人商鞅推行变法，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在外交上实施连横，秦昭襄王重用楚国人白起多次取得对外作战胜利，秦王嬴政重用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最终兼并六国。这是一场持续一百五十年的漫长接力赛。一代代秦国君主在一位位士人的帮助下，不断校准方向，不断发力。正因为这样，秦国才避免像其余六国那样，在战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或许一时绽放，却最终遗憾地在岔路上越走越远。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秦国以外的各国为何走上“歧途”？
情况一：韩、赵、魏为发展国力把重心转移至华北平原，牺牲了国家安全。
情况二：齐、楚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国君活动的空间很有限。
情况三：燕、越位置距离中原比较远，难以紧密参与争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