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史》 小云解读
《战后日本经济史》| 小云解读
关于作者
野口悠纪雄，1940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工学部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工作，并于1972年取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一桥大学、东京大学、斯坦福大学及早稻田大学任教授，现就职于早稻田大学商业及金融研究中心，研究领域为金融理论、日本经济论。
关于本书
本书是作者野口悠纪雄对日本经济的冷峻洞察和深入思考。针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基本结构，本书提出了独树一帜的“1940 年体制史观”，为理解日本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泡沫的形成和崩溃，以及后来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核心内容
本书回顾了日本战后七十年的经济变迁，结合野口悠纪雄的洞察和思索，犀利剖析和拷问了日本经济的深层机制。书中还穿插介绍了野口悠纪雄本人及其好友、同事的大量真实经历，让我们在宏观上、理论上了解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直观地感受经济发展变化对每个个体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我们要说的，是一本关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书，名字叫《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战后经济一度迅速崛起，如今却又陷入停滞，是什么让我们这个邻国的经济经历了如此起伏呢？这本《战后日本经济史》就是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二战以后，日本劳动人口极为短缺，财力严重透支。首都东京经过大空袭，几乎被夷为平地，地方县市破败荒凉，广岛长崎是更是成为不毛之地。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包袱，日本这个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却从废墟中迅速崛起，仅仅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但崛起之后的日本，高速发展的态势却没能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日本经济开始陷入漫长的停滞期，走入“失落的二十年”，至今依然增长乏力。从喧嚣到沉寂，前后不过七十年时间。
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一直在关注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试图挖掘总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停滞的内在逻辑。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是说这都根源于二战后美国的深度介入。一方面，政治民主化让日本经济产生了活力，另一方面，日本在美国军事控制下卸掉了军费负担，得以腾出手来振兴经济。但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作者，野口悠纪雄，却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解读日本战后经济的逻辑原点不是二战结束的1945年，而是要追溯到更早的1940年，要充分考虑战时经济体制对日本经济的深远影响。他将这种解读日本经济的历史观称为“1940体制史观”。这个历史观贯穿于他对整个日本战后经济历程的理解，是这本书的题眼，也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要想打破俗知俗见，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往往需要具备更深刻的洞察和更高的视野。作者野口悠纪雄具备这样的能力，和他的自身经历是分不开的。野口本人就出生于1940年，东京大学毕业后，长期就职于日本的财政部大藏省，中间还公派留学到美国，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野口的个人成长，时间上跟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历程完全重合，而因为就职于大藏省和从事经济研究，他得以见证和深度参与了诸多经济政策的制定，因此，野口看待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就既有平民的直观感受，又有决策者的综合考量，既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亲历者，又同时具备国际视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既能用“狗眼”看社会，从微观视角来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能“鸟眼”观天下，从宏观视角审视政策的得失。所以，这本《战后日本经济史》一改以往经济史的全宏观视角，作者在叙述中恰到好处地穿插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我们在宏观上、理论上了解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直观地感受经济发展变化对每个个体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他的1940体制史观也是建立在对方方面面综合的思考之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日本经济，进而形成的历史观。这个1940体制史观和普遍历史观有什么区别呢？概括来说，就是野口认为，战后美国的介入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1940年前后日本在二战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1940体制仍然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必须从1940体制入手。
这个1940体制到底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就是国家统筹。战争时期，一般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别于和平时代，会更强调国家统筹资源的调配，像是美国、苏联都在当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而日本的情况，一方面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比其他国家匮乏，另一方面随着战争扩大化，需要为多线作战提供后勤，主战派的的官员就自然而然希望政府可以全面深入地统筹国家经济，为战争输血。在国会推动了《国家总动员法》的立法以后，1940年正式确立了日本战时体制的经济路线。之后，主张国家统筹经济的岸信介当上商工大臣，全面推进了政府统筹的经济经策，生产、生活、收入、消费、衣食住行，都将由国家限额配给。顺带一提，这个岸信介就是现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战后美国介入日本，主要是在政治、军事领域进行改革，对日本经济的干预十分有限，加上岸信介战后还做了总理大臣，所以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和战前并没有完全割裂，而是一脉相承。所以野口就将战后这种虽然不是战时体制但仍以国家统筹为特色的经济体制，叫做1940体制，并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他的1940体制经济史观。
这个 1940体制怎么就成就了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如何又成了日本之后经济停滞的原因？经济停滞之后的日本，又应该何去何从？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个掰扯掰扯，用 1940体制历史观说说日本战后经济的沉浮。
咱们先来说说日本的崛起，看看这个1940体制怎么在战后让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为日本崛起提供了体制基础。
1940体制的特色，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很深的国家统筹色彩。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占比很小。换句话说，在日本的金融体系里，银行业具有绝对的优势，而证券业的规模非常有限。在这样的金融体制下，企业也好，项目建设也好，融资的主要方式都是通过银行贷款，而不是通过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债券或是发行股份。同时，在金融机构方面，日本严格限制金融牌照的发放，想要新设立或者注销金融机构都非常难。利率方面，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存款和贷款利率都由政府指导；汇率方面，在战后日本实行了外汇管制的制度，资金汇出和汇入日本都要经过审批，限额受到管制。这样，一方面日本政府可以对金融机构以及相关的利率和汇率施加强有力的干预，另一方面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企业无法公开募集资金，只能通过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来融资。在这样的体系里，政府对金融市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能力，很容易通过政策调节的指导，来调控、引导资金的流向。
无论是哪个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通常要优先建设重工业，也就是说要优先建设钢铁、电力、石油、交通等等这一类事业，但是这些重工业领域，往往资金要求比较大，投资周期比较长，并且需要很多年才能产生回报。一般来说，如果金融体系以直接融资为主，或者让市场全面自由竞争，那么资本往往会青睐更容易快速赚钱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不会优先流向这样重工业的企业或者项目。但是，由于战后日本政府对金融体系有很强的影响能力，就可以通过优惠利率、增加贷款额度，甚至由国家直接投资成立国家持股企业的方式来引导资金流向这些重工业领域，优先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所以，日本战后最先崛起的企业，大多是像从事冶炼的日铁、生产汽车的丰田、从事矿业的日立、从事电力的东芝这样的重工业企业。这都是日本政府通过金融政策影响产业格局的结果。作者曾经用照片记录了东京著名地标电视塔东京塔的建立、为申办奥运大规模基建的盛况，如果没有国家统筹的力量，很难迅速推动这些项目。
所以说，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日本在战后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在经济体制上却和英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体系有很大不同。日本的经济体系，更像是一种国家统筹的市场经济。野口认为，正是因为日本在战后形成了这种带有很强国家统筹特色的1940体制，政府可以充分引导产业政策优先建设那些虽然见效慢但是利在千秋的产业领域，才能得以让日本缩短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时间，实现高速发展。日本如今发达的有轨交通系统，领先的汽车工业，先进高效的冶炼技术，可以说都和从战后就着手先发展这些周期长的百年大计产业有关，而这都要为1940体制记上一功。
那你可能就要问了，1940体制这么有效，一直贯彻下去不是应该万事大吉吗？怎么日本崛起之后又陷入长期停滞了呢？说到这一点，野口认为，让日本陷入停滞的，还真的就是对1940体制的抱死不放。这又是为什么呢？1940体制到底是怎么成为日本持续增长的绊脚石，让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了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老办法不适合新时代了，随着日本崛起而出现的种种问题，1940体制越来越难以应对。
第一个冲击，就是美日贸易摩擦的激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日本经济经历了二十年高速增长。算经济总量，到1968年日本就正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算人均国民收入，日本和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日本的商品出口越来越多，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也就越来越大。当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进口会击垮美国企业”这种说法，既成就了日本的自豪感，也就造成了美国的危机感。贸易赤字的经济问题开始演变成政治问题，美日之间开始产生贸易摩擦，并且不断升级。
美日之间贸易摩擦最开始的争端是纺织品。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战后最开始还是走劳动密集型的道路，所以一段时间内，关于美日贸易摩擦的谈判，基本都是纺织谈判。这时，贸易摩擦实际上还主要是经济问题。但是后来，随着日本重工业化的推进，制造工艺和效率的不断提高，贸易摩擦开始扩大到钢铁铸造等工业领域。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的半导体、机电行业、整车制造行业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贸易摩擦开始迅速扩大到了半导体制造和汽车制造等高端制造领域。尤其是汽车制造，直接冲击了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传统制造业巨头。美日贸易摩擦，尤其是汽车贸易摩擦，就开始成为美日之间巨大的政治问题。
贸易摩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广场协议的签订。当时，日本和德国在战后经济持续增长，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因此，发达国家的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协议，强迫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从协议签订开始，日元开始持续升值，从一美元兑换235日元，一直降到一美元兑换120日元左右的水平，几乎腰斩，日本的出口经济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我们也说了1940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资本跨境流通严格管制，对产业和金融强调政府干预引导的机制，但面对骤变的市场环境，就很容易尾大不掉，政策制定和推行的时间、效率都难以把握。为了应对日元的迅速升值，日本只好在国内进行降息加以对冲。但这次持续六年的货币宽松环境，却为另一个巨大的冲击种下了祸根。这个巨大的冲击，相信你也听说过，那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
为了缓和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的冲击，日本逐渐放开了一些在金融领域的管制，开始阶段性地推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化，同时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低利率，用来刺激经济。也就是一方面拓宽多渠道融资的方式，一方面降低获得资金的成本。这本来是刺激经济的常规政策，并且也确实缓和了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效果，但是，一方面，股票、债券、信托、基金、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等投融资渠道的打开，让参与投资和融资越来越容易，“借钱投资”“借鸡生蛋”的观念开始流行起来，另一方面，利率长期维持在低位的宽松政策，也让社会的投资情绪得到了刺激。政府始料未及的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这种环境下都越来越关注理财技术，经济开始渐渐偏离了原来踏踏实实生产经营的轨道。
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全民炒房。经过这一轮刺激，日本的地价开始一轮又一轮地暴涨。拆迁、倒卖土地成了迅速致富的方法，方便倒卖的超小开间户型应运而生；开发土地面积狭小，容积率高“铅笔楼”也成为这个时代独有的景观。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涨，也带动了投资从城市的房屋到乡村别墅，到高尔夫球场，甚至到海外的地产投资。整个社会对房产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日本的土地价格从80年代开始到高峰时期，价格增长超过五倍。除此以外，股市、债券、艺术品也是炒作的热门主题。日本经济以一种甚至要买下全世界的豪气，沉浸在全民投资炒作的热潮中。
野口悠纪雄在1987年就曾经指出这种炒作热潮的危险，他也是用泡沫来形容当时日本经济状况的第一人。是泡沫就会有破裂的一天，可日本经济1940体制在应对泡沫破裂的时候却有先天不足。
我们刚才也说到，1940体制下的日本经济是间接融资为主。即使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也会通过发行大规模的保本保收益产品募集资金，实质上也是一种用自由资本金兜底的间接融资业务。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系里，如果产生不良债权，将几乎都烂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手里。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金融机构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同业之间的复杂交易来藏匿不良资产，拖延泡沫破裂的时间，粉饰太平。这实际上助长了泡沫的规模，一旦藏无可藏，将很难收场。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就好比一个经济体的输血和造血系统，大规模的金融系统倒闭将导致经济系统的整体瘫痪，出现问题政府必须出手挽救，并且只能慢慢代谢，无法迅速纠正偏离正常轨道的市场。
野口就指出，正是由于这种1940体制下金融系统的天然不足，导致了日本的泡沫更严重，事后处理更难。日本的地产泡沫破裂后，随之产生了据估计高达一百万亿日元的巨额不良债权，这耗费了日本不低于十万亿日元的政府援助，用了至少十年的时间才彻底解决问题。而同样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危机的美国，因为金融体系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不良债权相对分散，金融机构藏匿不良债权的空间和能力都十分有限，所以只用了一年就基本摆脱了困境。并且，在国家统筹的体制下，权力集中于政府，容易滋生官员腐败。作者所在的日本大藏省，大概相当于财政部加银保监会再加证监会，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作者就曾眼看着不少自己的同僚出事，尤其其中几位平素谦逊儒雅，让作者也感叹实在是想不到。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1940体制开始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以前造就了日本崛起的体制，如今却成了绊脚石，真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那么未来日本将何去何从呢？这还是要从1940体制入手。
1940体制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越来越不合时宜，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之后，自然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整个经济和金融环境也都越来越复杂，野口就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政府主导的1940体制，日本将很难适应已经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因此，野口主张日本应当反思1940体制，进行构造改革，也就是体制改革。
他认为，日本的企业组织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应当更加强调市场经济。像是以前大型企业垂直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虽然在历史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在如今技术主导的市场中就显得过于笨重，需要改革。又比如日本产业结构，不能因为在2000年以后制造业又一次回暖就继续抱着制造业不放。野口认为那一轮制造业回暖的实质，是因为当时日元出现了一轮温和贬值。他提醒道，这种依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拉动的经济也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日本应当更加关注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不能再对制造业报以太高的期望。如果说美日贸易摩擦给日本什么教训，那就是一定要坚持拉动内需，通过内生增长进行可持续的发展。而金融体系，在日美贸易摩擦和泡沫经济后，几乎是被动地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未来应当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提高直接融资的占比，减少政府的干预。
同时，野口还提到，1940体制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因为在日本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国民的思想也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比起在制度上进行变革，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打破1940体制下社会思维的定式。比如，在1940体制下曾经给劳动者安全感的终身雇佣制，大企业论资排辈的年功序列制，在重工业时代的确是非常好的制度，没有了后顾之忧，员工就可以全心全力工作了。实际上，那个时代的员工也的确是为了工作可以竭尽全力，甚至可以说是无私奉献。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已经和当年截然不同，讲究的是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而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的思维模式也渐渐变成了一种鼓励偷懒、消磨斗志的思想，什么都想依靠组织，有什么不满都觉得是“组织没有照顾好我”。野口认为，这种头脑里的1940体制如果不摆脱，那么日本也无法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日本已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几乎相当于一个人的一生。实际上，这七十几年野口悠纪雄也走过了自己人生的大半。七十年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日本经济面临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野口认为，如果还一直贯彻1940体制，就无异于是抱残守缺，日本就会被前进中的世界抛在身后。所以，野口呼吁必须加速日本经济的体制改革，进一步拥抱市场化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让日本早日走出经济停滞的泥潭，重现活力。
到这里，《战后日本经济史》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说完了，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关于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大众普遍认为是美国对日本的民主主义改革和军事介入解放了日本的军费负担，但作者野口悠纪雄却提出了独特的1940体制历史观，认为日本战后的经济体制与战前的国家统筹不可以割裂看待。正是这种由政府根据描绘经济蓝图，由上而下统筹国家资源调配的1940体制造就了日本的奇迹，让日本从战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1940体制也开始变得不合时宜，在面对国内和国际中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时，越来越因为先天不足而显得无力。虽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体制已经做出了一些变革，比如金融市场已经向国际资本放开，直接融资比重逐步上升，再比如推进了日本邮政和日本国铁的私有化，在产业领域“国退民进”等等，但野口认为，改革的速度和深度还不够，并且批评近年来的经济政策在有些方面有回归国家统筹思维的意思。野口呼吁日本从根本上反思经济增长的战略和思维方式，认为日本要走出经济停滞的泥潭，就必须加速和深化日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摆脱1940体制有形或无形的束缚。
就着这本书的内容，我们最后再多说一点题外话。
说起日本经济，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泡沫经济破裂”“失去的二十年”“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似乎日本已经病入膏肓。尤其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自然让人觉得日本已经不行了。但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停滞，而不是大幅衰退，经济水平仍然很高。经济总量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而说到衡量国家富裕程度最重要的人均 GDP 指标，日本也早已超过四万美元，而中国只有一万美元左右。并且，这还真不是因为日本人口少。日本的人口密度差不多可以和中国福建、广东省这样的人口大省看齐。同是首都，东京的人口密度差不多是北京的1.5倍。所以确切地说，日本经济是衰而不弱。虽然增速放缓，但是经济总量基数仍然很大，“失落”更多的是说日本和自己高速增长的那些年相比原地踏步没有进步的意思。而且，不仅经济方面不弱，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科技、教育领域，日本也仍然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仅仅在2000年后的17年内，日本就摘走了17项诺贝尔奖。
所以，在认识并理解日本的经济发展规律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判断日本到底是行还是不行，而应该更多地从日本经济的增长和停滞中分析共性和个性，思考经验和教训。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国家统筹的的宏观调控的平衡点在哪里？外向经济和国内需求到底谁是经济重心？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算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应当按照怎样的节奏和方向发展？对任何一国来说，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所不同。日本经过国家统筹的方式快速完成工业化，又在国际国内环境的新要求下进行体制改革的做法，实际上和很多国家都有相似之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绝佳的案例素材，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借鉴。
撰写：小云 脑图：摩西 转述：孙潇
划重点
1.针对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原因，野口悠纪雄提出了独特的1940体制历史观，认为日本战后的经济体制与战前的国家统筹不可以割裂看待。
2.面对国内和国际中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时，日本经济停滞不前，1940体制显得越发无力。
3.野口呼吁日本从根本上反思经济增长的战略和思维方式，如果要走出经济停滞的泥潭，就必须加速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摆脱1940体制有形或无形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