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朱步冲解读

《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战争》，副标题是“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战争和暴力冲突，可以说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始终难以摆脱的灾难。它不仅牺牲了无数生命，造成了难以统计的物质损失，还频繁让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停滞，甚至倒退。由此，人类心中始终有一个难以解决的疑问：既然维持生命和基因的延续，是生物的共同本能，人类的文明程度和物质丰富程度也在不断增长，为什么战争和暴力冲突依旧存在？

所以，作者莫里斯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本普通的战争史，而是试图通过追溯战争和暴力冲突形成、发展的历史，来探讨战争诞生与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它的演化趋势。所谓“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莫里斯同时借鉴了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模式和成果，从而得出一个看似违背我们常识的结论：战争与暴力，其实根植于人类的基因当中，是几十万年来进化博弈的产物。另外，战争虽然带来破坏与灾难，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是推动了国家的诞生与技术的发展，从而反过来保证了和平，使人类逐步远离暴力与杀戮。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战争与暴力冲突是镌刻在人类基因中的天性，以及为什么人类能够逐步克服自己的暴力本能，相互合作，和平共处。在第二部分中，让我们跟随莫里斯的研究与叙述，来深入了解下，战争和暴力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进步与推动作用。

莫里斯告诉我们，战争和暴力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根植于人类的基因之中，是长期生存演化的产物。所以，要想了解战争与暴力冲突的起源，那么必须离开文明高度繁荣的当代人类社会，回到非洲，这个我们遥远的祖先所生活的环境中，来观察下人类祖先的近亲——灵长类动物，通过观察它们的行为模式，来推演和了解，为什么原始人类会对自己的同类使用暴力。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动物观测技术的进步和野外田野调查的深入，动物行为学家吃惊地发现，人类的近亲，野生黑猩猩并不是一种热爱和平的生物，而是频繁爆发着残酷的暴力冲突。

最先揭露这个残酷事实的，是著名的野生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她在坦桑尼亚境内对野生黑猩猩进行了长年详细的观察研究。和其他专家一样，古道尔起先也认为，黑猩猩是过着一种和平、与世无争的种群生活，但很快，这种幻象就破灭了：古道尔发现，黑猩猩种群之间的暴力冲突非常常见，不但会对误闯自己领地的同类进行袭击，更会越过领地边界，对其他种群进行偷袭。

古道尔观察到，从1974年到1977年，一个代号卡萨凯拉的黑猩猩种群，开始频繁和附近领地的卡哈马种群爆发暴力冲突。卡萨凯拉种群的成年雄性黑猩猩，开始对卡哈马种群的雄性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袭击和谋杀。

作者莫里斯说，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74年1月7日，卡萨凯拉种群的几只雄性，偷偷越过了自己的领地边界，进入了卡哈马种群的领地，并围住了一头代号“戈地”的雄性黑猩猩，用爪子、尖牙和石块杀死了它。

在接下来的4年内，卡萨凯拉种群一共杀死了卡哈马种群全部6只雄性成年黑猩猩和1只雌性。还有3只卡哈马种群的雌性黑猩猩，在被强奸和殴打之后，被迫加入了卡萨凯拉种群。最终，卡哈马种群宣布灭绝，领地被卡萨凯拉种群全部吞并。由于这场血腥的杀戮发生在坦桑尼亚的贡贝国家公园，所以动物学家们将其命名为“贡贝战争”。

不过，有些动物学家认为，贡贝战争是一个意外，有的说，是科学家频繁进入黑猩猩栖息地，为了亲近黑猩猩，给它们喂食香蕉，才让原本爱好和平的黑猩猩变得暴力。不过，随着越来越多黑猩猩种群之间的暴力冲突被发现，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才不得不承认，可能灵长类的基因里，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残暴天性。

莫里斯在书里说，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8%，既然人类和黑猩猩都是从一个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直到750万年前才在进化的岔路上分道扬镳，那么就可以推断，热爱战争与冲突，就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对于暴力的渴望，埋藏在人类的基因之中。

20世纪20年代，一个叫布朗的人类学家，仔细观察了孟加拉湾东侧安达曼群岛上原始部落的生存状况。由于这里与大陆隔绝，缺乏文化交流与外来挑战，因此这些部落的生活方式与技术水平几乎亘古不变，简直是科学家了解人类先祖的活化石。

布朗吃惊地发现，这些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模式，能够与非洲贡贝地区的黑猩猩暴力冲突找到共性：战争模式主要是奇袭，一个部落悄悄集结一批成年男性战士，在领地边界附近进行所谓的“游猎”，一旦发现一个落单的敌对部落男性，就迅速将其杀害，然后撤退。

难道灵长类动物对杀戮情有独钟？布朗认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找原因。比如，为了生存，要扩大领地，因为更大的领地意味着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食物意味着种群规模的扩大，每个个体都能拥有更大的生存概率。以刚才提到的黑猩猩卡萨凯拉种群为例，在18年中，它们的领地面积扩大了3倍，然后每个雌性怀孕的间隔年份，从6年缩短到了4年。

此外，一些人类学家曾经假设，是人类频繁的活动，压缩了黑猩猩的生存空间，造成了食物短缺，进而引发了暴力冲突。但观察下来，似乎不是这样。根据动物学家的统计，无论食物短缺与否，黑猩猩种群间的暴力杀戮频率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所以作者莫里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推断，那就是，这是一种符合生存与进化博弈的策略，从而在灵长类的大脑中以某种神经奖励的机制固定下来。

莫里斯说，包括人类在内，动物在遇到危险时，是很难根据冷静的计算来决定行动的，是生物体内分泌的激素，决定了它们在瞬间作出的反应。比如人类在遇到这类状况时，我们身体里的肾上腺就开始大量分泌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激素，促使大脑中的杏仁核开始活跃，让我们的身体迅速进入“战斗还是逃跑”的快速二选一状态。 无论是逃跑，还是战斗，每个生物作出的选择，都会影响它能否存活，从而顺利地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概率，所以总体上看，那些有利于基因传递的行为，最终会压倒那些不利于基因传递的行为，一代代地延续下去，镌刻在生物的本能之中。

说到这里，莫里斯引入了博弈论，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用暴力消灭竞争对手，是一种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策略。

从个体角度来说，对同类发动暴力行为，是一种高风险加高回报的选择：一旦成功，自己就通过消灭一个竞争者，获得了更多的食物和资源，大大增加了自身存活的概率。不过，个体一旦在暴力冲突中受伤或死亡，那么对于自身基因的传递来说，就是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当人类学家观察黑猩猩的时候，就发现，如果是在一对一，或者双方数量旗鼓相当的情况下，那么黑猩猩之间的冲突，更多采取恐吓、吼叫、摇晃树枝、互相投掷东西的形式，持续时间不会很长，直到一方认输退场。这是因为，双方的本能都作出了判定，在实力相当，彼此都有准备的情况下，如果冲突升级为流血暴力，双方都会承受巨大的伤亡。

但是，如果采用协作配合的方式，利用数量优势消灭对方个体，这种新型暴力冲突的安全系数和带来的回报，就会大得多。比如我们刚才讲述的贡贝战争，卡萨凯拉种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暴力持续削弱，最终灭绝了对方种群，这种长期战争，换取的不仅仅是更大的领地和更多的食物，也代表着消除对自身基因延续的外来威胁。

那么，为什么全体人类没有在惨烈血腥的持续战争中灭绝呢？作者莫里斯说，这要感谢农业的出现，让人类进入了一种“囚笼状态”。也就是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各个人类族群就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间里共处，因为都拥有伤害对方的能力，所以两败俱伤的暴力冲突就不是一个最优策略。

在公元前一万到公元前五千年之间，人类逐渐学会了种植作物，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位于北纬20度至35度之间的部分，以及北纬15度到20度的美洲大陆，这个地带被作者莫里斯称为“幸运纬度带”。因为这里土地质量高，气候宜人，而且，在已知的56种值得引种驯化，种子在10毫克以上的野生植物里，有50种分布在这个所谓的“幸运纬度带”上。同样，在人类能够驯养的14种体重超过45公斤的哺乳动物里，有9种也分布在这里。

农业和畜牧养殖业的诞生，给早期人类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可以获得持续而定量的食物供给。虽然战争的规模在持续扩大，人类付出的生命代价总数在上升，但好消息是，全球人口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的比例，却在逐渐下降。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这是因为农业的普及让人类进入了定居状态，不仅全球人类总量在稳步上升，各个人类社群部落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也缩小了。如果贸然发动战争，难保敌人不会回来报复。狩猎时期的人类，搬家避难比较方便，而到了农业时代，跑路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你的田地、房子、粮仓、牲畜，各种坛坛罐罐，带走很麻烦，留下来送给敌人又很心疼，所以大家对待战争的态度，就越来越谨慎。

其次，大规模农业和建设的普及，让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珍贵。即使一个人类部落或者邦国征服了对手，也会发现，比起杀戮，让对手臣服于自己，保留其生命，换来他们长期的服务和生产，是更为有利的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幸运纬度带”之外的区域，规模更小，但更为血腥的杀戮依旧存在。 所以，莫里斯总结说，人类逐渐远离血腥杀戮的首要推动力，就是和平共处与合作带来的收益在逐渐上升。

所以，莫里斯总结说，农业的出现和普及，是带来和平，让人类减少杀戮的第一个推力。让人类逐渐远离血腥杀戮的第二个推力，是技术进步。它让武器杀伤力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昂贵，从而让发动战争的风险性越来越高，但同时带来的回报没有显著增长。在本书中，莫里斯就提出，20世纪后半叶，美苏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之前解读过的《午夜将至》中，我们也向大家介绍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个核武器大国都发现，由于核武器威力奇大，哪怕挨上一颗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所以一旦核战争开打，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根本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因为没有任何一方有把握，能够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里，彻底把对手的核武器清除干净，让对方毫无还手之力。所以，冷战时期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局面，一方面美苏双方大力扩展自己的核武器库，一方面却不敢真正使用，和平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维持了下去。于是，作者莫里斯就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好比西部片里，酒吧里两个牛仔同时都拿着手枪指着对方，就那么僵持着，谁也不敢开枪。

好了，刚才作者莫里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给我们解释了战争的起源，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进化博弈中的有效策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莫里斯是如何分析，战争和暴力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进步与推动作用的。

简单来说，莫里斯的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带来和平。

在上一部分，我们提到，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之后，虽然战争规模扩大了，死于战争的人数在上升，但是它相对于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却在不断减少。所以，对于当时的全球人类来说，他们的相对安全度，是在逐渐上升的。莫里斯统计说，距今1万年前，人类即将迈进农耕定居时代的前夜，人类承受的暴力死亡率高达10%到20%，而当人类进入农业时代，逐步建立大大小小的国家后，直至公元元年左右，暴力死亡率骤减到了2%到5%左右。不过，在公元3世纪到15世纪，人类进入大迁徙时代后，由于欧亚大陆上骑马游牧民族四处扩张征服，古老的帝国纷纷瓦解，暴力死亡率又有所回弹，变成了5%到10%。最终，进入20世纪后，虽然人类接连迎来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但人类总体上的暴力死亡率已经降低到2%以下。

国家如何保护人民免受暴力的侵害？作者莫里斯和《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所见略同。比如戴蒙德直接就说了，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从远古到近代，从简单到复杂，一共四个阶段：群落、部落、酋邦、国家。人类从原始的狩猎群落和部落，升级到国家的前身酋邦——也叫邦国，往往会伴随着几个标志：农业定居、人口进一步增长、社会分工和权力结构更复杂。在这个阶段，统治者一般都会采用一些全新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之一，就是垄断武力的使用，维持公共秩序。这是因为，在部落和群落阶段，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权威，频繁的小规模暴力冲突，是早期人类生存中的常态。

作为例证，莫里斯在书中提到，在古人类学家发现的许多几十万年前的人类先祖，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中，有许多身上带有石制长矛或石块等早期原始武器留下的致命伤。 此外，莫里斯还提到了著名的“阿尔卑斯山冰人”，这是一具发现在阿尔卑斯山上，距今3300年的男性人类遗体。在检查遗骸时，人类学家发现，“冰人”的死因，是遭遇了同类，很可能是敌对部落的多次袭击，他的右手、背部和左侧腋下分别受到了弓箭和钝器的打击，最终失血过多而死。这也可以用来证明，暴力冲突，是人类先祖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

即使在今天，在某些欠发达地区的原始部落中，频繁的暴力冲突也依旧存在。比如，本书提到，一个名叫沙尼翁的人类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来到了南美洲巴西和委内瑞拉边境的热带雨林，对一个原始部落进行考察研究。结果他被告知，部落刚刚和邻近村落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暴力冲突，武器是棍棒。随着考察的深入，沙尼翁吃惊地发现，那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部落男性会死于暴力，而至少40%的男性曾经参与过杀人。这种程度的暴力普及率和发生频率，是今天的文明社会无法想象的。

随着邦国和国家的兴起，统治者可以更大程度地集中人力和物质资源，采取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措施，来维护自己和人民的安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城市和城墙的出现。19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发现了一座早期文明城市的遗址，叫乌鲁克。乌鲁克的繁荣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最令考古学家印象深刻的，就是乌鲁克拥有一道非常坚固的城墙，周长达到6英里。很明显，这道城墙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外来敌人武装入侵，原始社会那种趁着夜色突然冲进敌人聚集地进行偷袭的战术，在这种防御工事面前，已经不管用了。

另外，还有两项发明，促使邦国和国家时代的人民放弃用暴力作为解决冲突和争端的手段。第一个就是司法系统，尤其是法律和法庭审判机构的诞生。相对于“一命还一命”“以牙还牙”的原始正义，人们开始习惯接受司法系统的仲裁，接受对方的财物或者由司法机构实施的刑罚，作为对自己伤害的赔偿。

第二，是职业军队的诞生。随着人类进入农业定居时代，军事技术也出现了巨大的变革，比如青铜武器和盔甲，然后是用马匹拉动的战车。由于邦国和国家可以有效集中生产中的剩余产品，从而有能力供养一支脱离了普通人，能常年集中训练的职业军队。装备了专业武器和盔甲的职业军队，战斗力远远超出普通人。 这样一支职业军队，既可以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做有效的抵抗，也可以对内威慑那些试图推翻统治者的民众，预防大规模暴力冲突。

所以，作者莫里斯引用了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也就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作者斯蒂芬·平克的观点，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几乎历史上每一次被记录者赞美的和平时代，都是一个垄断了武力使用权的强势国家出现的结果，比如什么“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列颠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诸如此类。莫里斯进一步总结说：一方面，贸易和农业带来的收益，是维持和平的“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某个或几个强大国家掌握的武力，是维持和平“看不见的拳头”，两者相得益彰。

在本书的剩余部分，莫里斯对自国家诞生以来，到20世纪末冷战结束，这一时期的战争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因为我们得到听书栏目已经详细解读过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经典著作，所以在这里，就不做赘述。但是，莫里斯的叙述逻辑非常有独创性，他认为，自从国家诞生以来，整部人类战争史，就是由两种类型的战争构成的。一种，是由大型国家发动的建设型战争，目的是开疆扩土，统治收税；另一种，是由大型国家的敌人，比如草原游牧部落发动的破坏型战争，主要目的是劫掠。两者齐头并进，都试图压倒对方，而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形式的不断进步，让双方呈现出交替领先的态势。用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话说，就是当一项先进军事技术出现后，哪个社会，能以最适应这项技术的方式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威力，它就会成为占据优势的强者。

比如，当青铜盔甲和兵器刚刚出现的时候，只有官僚系统发达，统治疆域和人口足够大的早期国家，才有财力组织一支人数众多，使用这些新式装备的步兵。所以，这个时代的强者，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后续的阿卡德王国这样的早期大型国家。它们不断征服周边地区，扩大帝国的疆域，把更多的人纳入自己的统治，让被征服者缴纳赋税，换取和平和安全，这就是莫里斯所定义的“建设性战争”。

然而，到了公元前2100年，另一次军事技术革命发生了。在南俄草原，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那里的游牧民族驯化培育出了更高大、奔跑更迅捷的马匹，并设计出了轻便的辐条式车轮。于是，双轮战车诞生了。稍后，在欧亚大草原上，一种使用多种木料制成，威力更大的弓——复合弓也出现了。

复合弓和战车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极大的破坏力。因为战车上最多能容纳三名战士，一名驭手，一名弓箭手和一名拿着盾牌、长矛或者刀剑的武士。这使得双轮战车如同20世纪初的坦克一样，结合了速度、防御和火力。于是，在这种速度快、威力强大的新武器面前，缓慢而密集的步兵方队顿时变成了肉靶子。驾驶着战车的游牧部落，比如赫梯人和西克索斯人，就利用这种武器同时在欧亚大陆上向东西两个方向开始扩张，发动了以劫掠为主要目的的破坏性战争，所向披靡，一些古老的大型帝国，比如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和阿卡德王国，就此分崩离析，而后起的一些帝国，比如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或者中国的商朝，为了抵御来自草原的敌人，纷纷装备了战车。

于是，在大型帝国和草原民族都装备了战车和金属兵器，包括随后诞生的铁兵器的情况下，大型帝国再次发挥了他们人口众多、资源雄厚的优势，再次崛起，包括亚述、波斯、罗马与中国境内的秦汉帝国，直到公元四世纪左右，另一种颠覆性的军事技术——马镫出现，让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兵重新成为战场的王者为止。

总之，莫里斯的结论就是，在大型国家的建设性战争，和反对势力国家的破坏者战争之间，人类交替经历着和平和动荡。但是，人类文明与道德的总体进步，战争成本与武器破坏力的逐渐上升，如同两个刹车，逐渐压制了战争和暴力冲突给人类生命财产带来的威胁，从而逐渐让人类的生存环境缓慢地趋于安全。

好了，到这里，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的主要内容，就大致为你介绍到这里。作者伊恩·莫里斯用恢宏的笔法和独辟蹊径的视角，为我们带来了一部截然不同的战争史，从人类学、社会经济学等多种角度，解释了战争与暴力冲突的起源、演化趋势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塑造与破坏作用。莫里斯虽然承认暴力冲突是人类进化中产生的本能，但他也乐观地指出，战争本身并非不可抑制的破坏性力量。从长远来看，由于文明、道德与技术的进步，让战争这场死亡博弈中的收益，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让人类逐渐远离暴力与战争。换句话说，单靠我们天性中的良知，以及对和平的渴望，并不能有效制止战争，而和平与合作带来的利益，却能做到这一点。

在莫里斯看来，国家的诞生，兼具两面性作用，它既是制造大规模战争的源头，但同时也消灭了人类文明早期普遍存在的小规模暴力。随着政治与财政制度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虽然在扩大，但由于战争破坏性的增长，以及成本的上升，战争发生的频率以及造成的人口死亡率也在逐渐下降。

不过，在本书结尾，莫里斯也不无忧虑地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走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全新动荡时代。他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冲突的要素，首先是一些长期结构性变化，比如全球经济结构的重组、老龄化、人口增长带来的能源与食物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事件可能会摧毁人类来之不易的和平，比如气候变化、全新的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等。

另外，随着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技术的迅猛进步，各种武器的控制和使用，逐渐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莫里斯认为，这次新技术革命，很可能改变人类10万年以来的战争与冲突法则。比如，人工智能技术革命造成的战斗力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军事技术革命都要大，从而让掌握了技术的强者，可以霸凌技术落后国家。届时，一旦战争爆发，其惨烈程度可能将超越我们想象的最大限度。 所以，在这样的灾难到来之前，人类必须首先反思与修改自己关于战争和冲突的基本理论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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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战争和暴力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根植于人类的基因之中，是长期生存演化的产物。

2. 战争本身并非不可抑制的破坏性力量。从长远来看，由于文明、道德与技术的进步，让战争这场死亡博弈中的收益，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让人类逐渐远离暴力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