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经济学家》 刘怡解读

《战争中的经济学家》|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叫《战争中的经济学家》。准确地说，它写的是7位顶级经济学家，在“二战”前后的经历。经济学家和战争，有什么关系呢？副标题里讲了，他们影响了这场大战的胜负。不仅如此，今天我们熟知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也是从“二战”的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这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有一句谚语，大家应该都听过，叫做“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从古至今，战争都是一项要消耗巨额财富的活动。为了打赢战争，国家不仅要编练军队，采购武器装备，还得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源源不断地筹措军费。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战争，经济学人才的价值，就会格外突出。西汉的桑弘羊，发明了盐铁专卖制度。这项制度就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好支持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17世纪，欧洲流行过著名的重商主义学派，它的初衷也是充实国家财政，为军事争霸奠定基础。进入20世纪，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光是加税已经满足不了需要了。增发货币肯定是一个办法，但它的负面影响也很大。这个时候，国家就得尝试新的金融手段，比如发行债券，或者争取海外贷款。通俗地说，就是“搞钱”。本书写到的7位经济学家，有4位就是专门帮国家“搞钱”的。他们是日本的高桥是清、中国的孔祥熙、德国的沙赫特和英国的凯恩斯。可以说，经济学家参与战争的最直接方式，就是这个“搞钱”。

钱搞到手了，下一步该干吗呢？当然是花钱了，而且是精打细算地花钱。要把手里的财富，尽可能多地转化成武器和工业制品，送到前线。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又能帮上忙了。苏联的康托洛维奇，就是研究怎么“花钱”的。他提出了战时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并衍生出一个概念，叫“投入产出分析”。另一位俄裔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也是搞投入产出分析的。他甚至用数学模型，给每个国家的持久战能力打了分。后来，里昂惕夫和康托洛维奇都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帮助国家高效地花钱，经济学家还有另一项职责，那就是找出对手的经济弱点，并施以重击。你可能不知道，“二战”后期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计划，就是一群经济学家帮忙制定出来的。有些经济学家，比如里昂惕夫和他的学生，研究的是轰炸什么样的目标，效果最立竿见影。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研究的是怎样投放炸弹，杀伤力最大。在探讨这些技术细节的过程中，冯·诺伊曼等人还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国家在进行军事斗争时，它的行为逻辑是怎样产生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博弈论，就是从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导出来的。

讲到这里，想必你已经发现了：经济学家，不光能为战争作出直接贡献，战争创造的需求，还催生出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理论。有意思的是，本书写到的7位“二战”经济学家，彼此还有交集。像沙赫特、孔祥熙和凯恩斯，不仅见过面，还读过彼此的论文。康托洛维奇和里昂惕夫，也隔空进行过许多学术交流。可以说，他们虽然是为不同的政府服务，在智识上却属于一个共同体。学习完这本书，你不仅能了解到，有哪些经济学理论，和“二战”的实践。你还会发现，一个人只要不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保持智识上的好奇心，那即使他是处在战争这样的极端环境里，干着看上去“货不对版”的工作，一样能有所作为，一样能对国家乃至整个智识共同体作出贡献。

本书作者艾伦·博拉尔德，是一位经历相当奇特的新西兰历史学家。他本身是奥克兰大学经济学博士，前半生一直在政界工作，担任过新西兰财政部长，还当了10年新西兰央行行长。换句话说，博拉尔德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他可太知道，当经济学和政治相遇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了。难怪博拉尔德刚从政坛退休，就研究起了“二战”时代的经济学家，并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了这本书。想必他在回望那些响当当的名字时，也有一种心有戚戚的感觉吧。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二战”前后的经济学家，是怎样帮助国家筹措军费的。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回顾，“二战”年代的经济学家，在组织战时生产，规划对敌方的经济打击时，出过哪些好点子。又有哪些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二战”这段历史直接催生的。

本书一开篇，作者博拉尔德先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进入20世纪，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了一门相当系统的学问。国家要找经济学家出谋划策，通常只会咨询科班出身的人士。可就有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不光当过央行行长和财政大臣，还短暂出任过首相。这个人就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高桥是清。

高桥是清出生于1854年，和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先生同岁。两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呢，也差不多。清末的中国和同一时期的日本，都积贫积弱，在欧美列强入侵下，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两国的有识之士，也都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制度，富国强兵。于是，中国搞起了洋务运动，日本则有著名的明治维新。高桥是清的命运，就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他这个人家境不错，10岁就开始跟传教士学英语，后来还在美国打过一年工。当时的日本，刚刚开始开眼看世界，急需外语人才。于是，高桥从20多岁起，就成了东京最有名的高中英语老师。日本政府官员听说他精通外语，擅长交际，也开始招募高桥，请他帮忙翻译西方的商业法规，研究证券市场和商业银行的运作思路。就这样，高桥在持续的学习和历练中，成了日本一等一的金融专家。1899年，45岁的高桥是清升任央行副总裁。但在1904年，他却接到了一项棘手的任务，那就是出使英美两国，为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筹措军费。

我们都知道，国家在和平时期的财政收入，分为税、利、债、费四大类。打仗的军费，也得从这四大类里支出。但是，20世纪初的日本，属于帝国主义里的穷人，实在压榨不出更多税收，也没有太多大企业可以贡献利润。它只能发行国债，把债券卖给外国投资人，用这种方式来增加短期收入。高桥是清的英美之行，就是去卖债券的。但是，英美两国的银行，对日本政府并不信任。他们提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比如：日本并没有绝对把握打赢俄国，要是仗打输了，债券还能不能兑付？另外，当时日本的人均收入，只有英国的1/12，它到底有没有能力支付国债利息？

这些问题，没有难倒高桥是清。他亮出一堆统计数据和图表，信心满满地表示：虽然日本还是一个穷国，但在过去8年，它的外贸规模膨胀了9倍，铁路、造船和金融产业也在急速扩张。换句话说，日本的出口和消费，都处于上升期，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税基。有这些潜在收入做担保，根本不用担心国债会违约。另外，高桥是清还发现，美国的许多银行家是犹太人，他们对长期排犹的沙皇俄国政府，存在强烈不满。于是，高桥打起了情感牌。他表示，如果犹太人想报复俄国政府，就应该大张旗鼓地认购日本国债。他们买的债券越多，日本的军事准备就越充分，打败俄国的希望也越大。结果，日本国债在纽约，居然成了人人争购的抢手货，认购数量达到最初计划的5倍以上。

高桥是清的英美之行，一共“搞”到了多少钱呢？我可以告诉你几个数字。从1904年到1907年，日本总共在海外发行了5次国债，募到1.07亿英镑，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100亿美元。它们支付了日俄战争50%的军费。可以说，日本能赢得这场战争，最大的无名英雄就是高桥是清。他也因此在1911年升任央行总裁，随后7次出任大藏大臣，也就是财政部长。不过，高桥是清虽然业务能力很强，却并不是军国主义者。他很早就意识到，假如日本继续穷兵黩武，不仅会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产业结构也会变得极度失衡。因此，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开始后，高桥是清坚决反对武力入侵中国，还呼吁削减军费开支。这在日益法西斯化的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1936年，日本陆军中的激进派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把81岁的高桥是清打死在家里。日本从此彻底走上了全面侵华的不归路。

高桥是清之死，虽然发生在“二战”全面爆发前，但它反映的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大规模扩充军备，会造成财政开支急剧增加，赤字率居高不下。政府要么只能开动印钞机，冒着通胀风险，增发货币；要么就得继续借外债，寅吃卯粮。那有没有低风险，高回报的办法呢？还真有一个人说：有！这个人，就是纳粹德国的经济部长沙赫特。

沙赫特在德国现代史上，是个争议人物。一方面，他精明强干，46岁就当上了央行行长，平息过两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但另一方面，沙赫特又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他发现，1933年上台的纳粹党急需经济人才，自己大有用武之地，于是主动接近希特勒，并被委以重任。在沙赫特主持下，德国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工业产能，尤其是军火产能，并升级国内基础设施的经济刺激计划。结果不仅解决了失业问题，工业和军事实力也有了显著提升。

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德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它不产石油和橡胶，有色金属也很少。这些原材料，对制造武器是不可或缺的，需要用外汇从国外购买。但是，当时的德国经济，并不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它生产的武器装备，是要留着自己用的。民用工业品呢，在国际市场上要和英美等国竞争，没有价格优势。这样一来，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渐渐不够用了。怎么办呢？沙赫特发明了一种工具，叫ASKI马克，就是记账用的虚拟外汇。德国从东南欧和美洲进口原材料时，不付现金，只给ASKI马克额度。拿到这个额度的国家，可以用它购买德国生产的工业制品，价格比国际市场更优惠。德国就用这个办法，从罗马尼亚弄来了石油，从匈牙利弄来了铝土，还源源不断地进口南美的牛肉和农产品。ASKI马克是没法自由流通的，收到这种“钱”的国家，只能购买德国商品，无形中加深了对德国的经济依赖。德国能在短短6年间，把军队扩充9倍，和沙赫特的这项“发明”关联非常大。

在国内金融方面，沙赫特也有新点子。正常情况下，国家要是通过赤字来扩充军备，会在短期内让大量现金流入市场，造成通货膨胀。沙赫特设计了一家空壳公司，叫MEFO，用它来执行付款。军队向企业订购武器时，给的不是现金，而是MEFO发行的票据，相当于今天的商票。企业拿到商票，需要隔一段时间，才能到商业银行贴现。商业银行则在票据到期之前，找央行把它转成现金。商票的贴现间隔期，长达6个月以上，后来更是干脆延长到5年。通过这种操作，德国虽然还是避免不了通胀，但可以把货币进入市场的时间往后延迟，又是一种精明的短线操作。

通过这些操作，沙赫特以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帮助希特勒完成了军备重整。但这位自命不凡的经济学家，也有过不去的坎。1938年，德国的真实军费已经占到财政预算的52%，国债规模相当于外汇储备的100倍，通胀再也挡不住了。这个时候，沙赫特终于和希特勒唱起了反调，要求停止扩军，休养生息。希特勒的反应，则是直接解雇了沙赫特，1944年还把他关进了集中营。不过，沙赫特曾经为纳粹政权出谋划策，给“二战”初期的欧洲造成巨大伤害，毕竟是客观事实。“二战”结束后，他因此被送上纽伦堡军事法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道德污点。

说完日德两国的“财神爷”，再来看看反法西斯阵营。同盟国这边，贡献最大的无疑是英国的凯恩斯。他的创意，主要有三项。首先，凯恩斯承认，随着战争扩大，增发货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提议在全国实施强制储蓄，所有工薪阶层的工资，有一部分要延迟到战后发放。这样一来，整个战争期间，就不会有过量的现金流入消费市场，压低了通胀率。战后重建时，普通人还能得到一笔没贬值的钱，刺激消费。另外，凯恩斯还前往美国，游说罗斯福总统贷款给英国，用美国人的贷款购买美国生产的军需品。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在进口武器和军用物资时，只有40%是用自己的外汇储备和出口商品支付的，这就避免了英国财政迅速走向破产。至于1944年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是直接出自凯恩斯的倡议。可以说，凯恩斯不光是“宏观经济学之父”，还是一位有建树的实践家。

除了这三位欧洲经济学家，作者博拉尔德还写了一位中国人，就是孔祥熙。孔祥熙曾经长期担任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部长，从中大肆搜刮，个人生活极度腐化。博拉尔德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他也指出：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的十几年，国民党政权一方面要进行对日抗战，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像样的财政盈余，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孔祥熙主导了中国的税制和货币改革，强化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这对抗战事业是有功的。“二战”期间，孔祥熙还曾出访欧美，为中国争取海外贷款。在这一点上，他做的工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区别。只不过，孔祥熙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置于国家之上，最终也因此名誉扫地，沦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反面人物。

刚刚我们说的，是经济学家在“二战”前后，帮助国家筹集军费的故事。但钱到了国家手里，还不能直接发挥作用。它需要变成武器、弹药和粮食，送到前线的战士手里，才能对战局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问题这就来了：怎样分配资金，才能把它的效能最大化呢？国家现有的工业体系，要怎样调度，才能生产出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资呢？这个时候，国家又想到了经济学家。苏联的康托洛维奇，就是以一种阴错阳差的方式，被推上战时岗位的。

康托洛维奇这个人，其实从来没有受过经济学科班教育。他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数学天才，22岁就当上了教授，平时并不关心现实问题。但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启动了工业化，许多地方要用到数学工具，康托洛维奇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1939年，列宁格勒有一家工厂，负责生产小型飞机用的胶合板。他们有8种车床，要加工5种胶合板，生产效率非常低。这家工厂的负责人找到康托洛维奇出点子。康托洛维奇说，这个场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车床和胶合板，其实就是函数里的点和线。要实现效率最大化，就得找到合适的成本函数，这样才能获得最优解。后来，他根据自己的计算，给工厂出了个方案，圆满解决了问题。康托洛维奇的这个思路，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线性规划”。它在制造业、交通业、通信业等领域，应用非常广。康托洛维奇甚至把线性规划的思路，写成了一篇论文。文章里讲，整个苏联经济，都可以用线性规划法来建模，制定最优方案。这也是他第一次涉足经济学。

不过，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康托洛维奇得到的第一份新工作，不是指导工业生产，而是设计一条特殊线路。当时，德军把列宁格勒城团团包围了起来。只有城东的拉多加湖，在冬季冰封时，可以用卡车往城里运物资。冰层要厚到什么程度，才不会被卡车压裂？卡车走哪条路线，最不容易被敌人的炮火击中？这些问题的答案，得问数学家。于是，康托洛维奇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在拉多加湖上，成功找到了一条“生命之路”，为列宁格勒保留了坚守的希望。因为这项贡献，康托洛维奇后来被授予两枚勋章。苏联政府还让他转移到北方，继续研究战时生产问题。

1942年，挂着少校肩章的康托洛维奇，写出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他讲，战争时期的军火生产，虽然不用遵循供求理论，但在效率上还是有高下之分。一家工厂，生产A产品可能成本偏高，但生产B产品，却是又快又好。那对国家来说，最理想的做法，是在下达生产任务前，就搞清楚所有企业的优缺点，让每家工厂都去制造净产出最高的产品。另外，国家的计划部门，要分析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协作状况，区分短期和长期任务，用数学工具来优化经济运行。这些观点，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投入产出分析的雏形。虽然它在“二战”结束前，没有发挥太直接的作用，但当苏联开始新一轮工业化时，就参考了康托洛维奇的理论。这也是“二战”的意外遗产。

巧合的是，当康托洛维奇忙着优化苏联的战时生产时，美国也有一位经济学家，在估算苏联的工业实力。就连他的思路，都跟康托洛维奇非常相近。这个人就是里昂惕夫。里昂惕夫出生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拿的是德国的博士学位，在英国和中国工作过，随后又去了美国。他的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兴趣也非常发散。194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找到正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里昂惕夫，请他帮忙估算：苏联在过去两年的战争中，经济蒙受了多少损失？它在战争结束后，有没有可能迅速复苏，成为欧洲的新霸主？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美国的对苏政策。为了帮助里昂惕夫搞研究，情报局还提供了一堆和苏联经济有关的数据，要他在半年内把报告交出来。

里昂惕夫是怎么做的呢？和康托洛维奇一样，他建了个数学模型。里昂惕夫讲，苏联的主要工业部门，大概有二十几个，每个部门的运作，都遵循一套特定的线性函数。这些函数，是可以用数据反推出来的。苏联工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差不多有1200种，每一种的生产时间也是确定的，可以简化成技术参数。把这些函数和参数叠加到一起，就成了一个模型。它可以估算出，投入一定量的资本，能创造多少最终产品。这跟康托洛维奇的投入产出模型，已经很接近了。根据这个模型，里昂惕夫推断：苏联的工业基础相当可观，它只需要4年，就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苏联虽然从美国接收了大量战争物资，但对美国并没有形成经济依赖。这些结论，随后就被“冷战”的历史证实了。

有意思的是，里昂惕夫的模型，不光能用来搞预测，它还直接加速了“二战”的结束。1943年，美国空军开始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轰炸的目标之一是德国的工业中心。那把炸弹投在哪些目标上，效果最好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美国空军从哈佛大学物色了15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请他们帮忙出主意。这些经济学家，几乎都是里昂惕夫的门徒。他们迅速把投入产出模型用到目标评估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飞机工厂和滚珠轴承工厂，是整个工业体系里目标最集中，上下游联系最多，也最不容易修复的环节。只要重点轰炸这两类目标，德国的飞机和坦克产量就会一泻千里，没法再做有效抵抗。这项结论，很快被付诸实施，效果也很显著。诺曼底登陆之前，美国空军又来找经济学家们，询问：轰炸哪些目标，才能阻止德国人的援军迅速到来？经济学家们提议，优先空袭登陆场附近的铁路编组站和桥梁，因为这些目标既至关重要，又不好维修。可以说，诺曼底登陆背后，也有经济学家的功劳。

说到战略轰炸，还有一位“兼职”经济学家也发挥了作用，这个人就是“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冯·诺伊曼最重要的贡献，当然是在数学、量子力学和计算机科学上。但在“二战”初期，他的身份却是美国陆军的文职顾问，主要工作是研究炮弹的飞行轨迹，帮助提升火炮的命中率。进入1943年，美英两国的空军，也找上了冯·诺伊曼。他们的疑问是：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在什么高度投弹，破坏力最大，又最不容易被地面的高射炮击中？冯·诺依曼要用数学工具，加上风洞实验，去算出这个最优值。换句话说，里昂惕夫研究的是“炸哪儿”，冯·诺伊曼则要解答“怎么炸”。后来，冯·诺伊曼还被招募进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他在那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计算原子弹的最佳投弹高度。

那冯·诺伊曼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研究最佳投弹高度时，冯·诺伊曼有大量数据需要计算，光靠人力肯定是不行的。当时，美国已经开发出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也就是著名的“埃尼阿克”。但是，“埃尼阿克”采用十进制编码，运行很不稳定，还不能存储程序。冯·诺伊曼觉得这个设计有问题，就提出了一个用二进制编码的新结构。根据他的新结构研发的计算机，叫“爱达法克”，后来用在了美国的氢弹工程里。但冯·诺伊曼的关注点，并不是用计算机来研制杀人武器，他更想用计算机来造福全人类。1945年，冯·诺伊曼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篇经济学论文，叫《一般经济均衡模型》。文章里讲，有了计算机提供的强大算力，国民经济的三项变量——技术、价格和产能利用率，是可以算出最优均衡值的。里昂惕夫在计算投入产出比时，遇到的算力障碍，也可以靠新的计算机来解决。

这样看来，冯·诺伊曼虽然不属于学院派经济学家，但他把电子计算机这种强大的算力工具引入了经济学领域，称得上厥功甚伟。前面提到的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模型，想法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算力作为支持，就只能不断简化，有偏离实施的风险。比如，“二战”结束后，里昂惕夫想过要为美国经济建模。但美国的国民经济，涉及40个大部门，最终产品有2000多种。包含这么多函数的模型，靠人力根本算不过来。里昂惕夫只能忍痛把部门数量合并为10个，牺牲了精确性。等到新一代计算机发展起来，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里昂惕夫也靠着他的投入产出理论，拿到了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康托洛维奇，也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优化配置理论，并获颁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冯·诺伊曼在1945年的那篇论文，还催生了扩张经济模型，开辟了新的学术思路。

除了引入计算机，冯·诺伊曼在“二战”后期，还完善了另一项经济学理论，就是大名鼎鼎的博弈论。冯·诺伊曼认为，经济活动和战争其实非常像，都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竞争活动，而且往往是零和性质的。而若隐若现的美苏“冷战”，就是一场典型的双人博弈。美国应当充分利用核武器这个新变量，引导博弈结果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冯·诺伊曼的这项思路，后来发展成了核战略中的“确保相互摧毁”理论。博弈论本身，经过后续发展，也成为经济学中的“富矿”。截至2023年，共有15位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他们都间接受惠于冯·诺伊曼，以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

好了，关于这本《战争中的经济学家》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我们的一般印象里，经济学家，从事的是建设性的工作；战争，则以摧毁为目的。两者并不兼容。但本书告诉我们，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在战争环境下，不仅依然能发挥专长，为国家所用。他们还能借助极端场景提供的灵感和启发，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这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是有价值的启发。不过，只要是战争，就会带来杀戮、破坏、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即使是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消解不了这些负面后果。所以，热爱和平，始终是我们应当坚守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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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在战争环境下，不仅依然能发挥专长，为国家所用。他们还能借助极端场景提供的灵感和启发，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

2. 一个人只要不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保持智识上的好奇心，那即使他是处在战争这样的极端环境里，干着看上去“货不对版”的工作，一样能有所作为，一样能对国家乃至整个智识共同体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