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富强》 刘玄解读

《寻求富强》| 刘玄解读

关于作者

作者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大师史华兹。他曾经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因为博学和睿智，被尊称为“学者中的学者”。

关于本书

这本书出版几十年，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必读书。在书里，史华兹提供了一种帮我们理解思想史的框架。思想是一种酶，能缓慢地给社会带来质变。要想弄明白一种思想为什么能带来质变，就需要比较的视野，这也是史华兹这本书的独到之处。

核心内容

1.回到严复生活的时代，比较严复的思想和当时的主流思想有什么不同。

2.把严复思想放到思想史的坐标系里，比较他和他翻译的西方思想体系。

3.严复的翻译著作为何能体现他的思想，以及史华兹这本书的价值。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为你解读书的是一本讲中国思想史的名作《寻求富强》，它的副标题是“严复与西方”。

严复这个人，你应该不会陌生。清末民初，严复翻译了很多西方思想经典，是最早向国内介绍西方思想的中国学者。他翻译的书里，最有名的是《天演论》，成了当时新学的通识教材，影响了胡适、鲁迅、李大钊等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翻译《天演论》的核心思想。这八个字太有名了，成为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口号。胡适就是受了这句话影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适者生存”的“适”。

我们要说的这本书，讲的就是严复的思想，同时，它也回答了，严复的思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大师史华兹。他曾经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教授，因为博学和睿智，被尊称为“学者中的学者”。史华兹一开始研究的是中国当代政治。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如果不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的思想脉络，就没办法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所以，他从当代中国开始往回找，找到了五四运动，又找到了严复。

你可能会说，严复的那些作品，都是在翻译西方经典，史华兹为什么会把严复看作思想家呢？

实际上，翻译，正是严复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一种方式。晚清以来，传统儒学已经没办法应对强大的西方带来的各种危机。当时的中国学者不得不求助外力，借助西方思想改变传统观念，寻找济世救国的良方。严复创造性地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思想经典，提出了晚清到民国中国面临的问题，和他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案。他的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走向，甚至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寻求富强》这本书，出版已经有几十年，但它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必读书。在书里，史华兹提供了一种帮我们理解思想史的框架。思想是一种酶，能缓慢地给社会带来质变。要想弄明白一种思想为什么能带来质变，就需要比较的视野，这也是史华兹这本书的独到之处。

今天的解读，我会顺着作者的比较视野，分这三部分来讲这本书。首先，我们回到严复生活的时代，比较严复的思想和当时的主流思想有什么不同。第二部分，我们把严复思想放到思想史的坐标系里，比较他和他翻译的西方思想体系。最后第三部分，我还想跟你说说，严复的翻译著作为何能体现他的思想，以及史华兹这本书的价值。

第一部分，我们先回到晚清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来理解严复的思想。史华兹认为，严复是第一批想要突破中国传统思想束缚的学者，而这正是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起点。

要想理解这个观点，就得从严复的成长环境说起。1853年，清咸丰三年的时候，严复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小村庄。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可以写出漂亮的古文和古诗，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严复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传统教育也不幸结束了。在史华兹看来，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决定了严复思想的底色，始终是儒家的。

14岁以前，严复的人生理想就是考科举，求仕途。父亲突然离世，让这个理想化为泡影。他不得不放弃学习四书五经，改学西方的军事技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选择了用英文教授的驾驶专业。当时的传统学者轻视西学，西学还不像五四时期是一种显学。所以严复这个人生选择，在当时看来，还是很大胆的。这个选择，决定了他后来的道路。英文成了他吸取西方思想的媒介，而英国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家。

1877年，24岁的严复到英国深造，算是最早一批留学生。当时的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不久，同时，英国正处在大不列颠帝国的鼎盛时期。可以想象，身在英国的严复，亲眼看到英国的富裕和强大，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严复热情地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也开始关注英国的思想。史华兹认为，那时严复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富强不仅是因为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跟法律制度、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有关系。这种想法，让严复在他的时代里，显得非常与众不同。

为什么说严复与众不同呢？这就需要了解一下当时主流的思想，也就是儒家士大夫的普遍想法。我们知道，西学东渐从明代就开始了，到了清末已经有好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儒家士大夫讨论晚清的社会政治问题，几乎很少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始终局限在中国传统思想内部。

儒家士大夫有两个很有名的口号：一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另一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说白了，就是不想改变传统思想的框架，把外来的资源当成查漏补缺的补丁。儒家士大夫看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也想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始终深信，儒家思想才是永恒的真理。只要更好地实现儒家思想的要求，再学习一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晚清面临的各种问题了。

举个例子，1820年，晚清的官员编了一部书，叫做《皇朝经世文编》，汇集了当时的官员和学者关于如何改革图强的奏章，还有政府颁布的文书等等。可以说，这部书代表了晚清兴起的“经世”思潮。所谓经世，就是注重解决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问题。听起来很务实吧？但是，如果打开《皇朝经世文编》你就会发现，里面提出的那些社会问题都是老生常谈，和几百年前官员奏折中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比如改革官员选拔、改革军队、调整赋税、加强海防等等。

你想想，问题依旧，解决方法就更不会有什么新意了。儒家士大夫的解决方法，无外乎两条思路。第一条，是坚持儒家正统路线。儒家认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社会道德和文化秩序的稳定，让天下和谐太平。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是推崇道德榜样，提倡节俭，抑制扩张，减轻农民负担。虽然儒家士大夫也承认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他们还是特别强调，不能单纯发展经济。这样不仅不能带来幸福，而且会强化奢靡之风，败坏道德水平。他们的第二种思路，有点像先秦法家的想法，觉得富国强兵是国家的基本目标，而富国强兵，又可以反过来增强国家权力。

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儒家士大夫的美好愿望，因为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彻底破灭了。这场失败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也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这时候，从英国归来，一直有些沉寂的严复，撰写了《原强》《救亡决论》等好几篇文章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发出他自己的声音。

严复在英国学到的西方思想让他意识到，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不仅是武器和技术的先进，也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先进，更在于东西方思想的不同。可以说，严复的想法，引领了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新变。他是最早突破传统思想框架的学者。在他看来，一种文化的体和用之间，根本不可能做这样简单的划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是走错了方向。晚清中国遇到的种种磨难，也许是因为思想本身出了问题。

第二部分，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严复的思想到底说了什么。在严复看来，东西方思想上的差异，决定了东西方国家在近代的不同命运。西方国家强大，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资源里，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能在思想上不断向前发展，激发社会活力。相比之下，晚清中国的衰落，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思想资源。

严复很早就接触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他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出了这个世界的某种真相：天地万物都为了自己的生存，相互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整个宇宙，都遵循这样的法则，没有怜悯，没有道德。听起来好像很残酷，但是严复没有觉得沮丧，反而很兴奋。对他来说，进化论不仅描述了现实真相，还指出了现代世界的价值标准。正是因为遵循这种价值标准，西方国家才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和很多晚清到民国的学者一样，严复心头念念不忘国家富强。所以他一接触进化论，就不知不觉地用进化论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这样的倾向，严复后来被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吸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斯宾塞是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最早用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严复很推崇斯宾塞，在他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西方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他的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就是在说社会达尔文主义。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斯宾塞的思想为严复提供了一种关于国家的想象。每一个国家，都像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这些有机体共同处在一个残酷的竞争环境中，为了生存、发展而相互斗争。再进一步说，国家富强的动力，也来自国家内部个人之间的竞争。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是有机体，那国家里的每个个体，就是构成这个有机体的细胞。斯宾塞把每个人都想象成为具有潜在活力的个人，拥有体力、智力和道德三种力量。想要发展这些潜在力量，就需要给人们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要追求个人的幸福。在严复看来，斯宾塞描述的这种每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世界，特别美好，充满了建设性。每个人都会在竞争中发展，激发出自己的潜力，最终实现国家富强。

严复觉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他称之为 “运会”（运气的“运”，会面的“会”）。接下来，严复就要回答另一个问题，既然东西方国家要经历同样的阶段，有同样的“运会”，为什么命运却完全不同呢？晚清中国为什么变得如此衰弱呢？

严复把原因归结为东西方的思想对待竞争的态度不同。西方思想家懂得进化，积极促进人类社会中的竞争。中国传统思想中，从来没有这种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观念。儒家圣贤之道，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也不是相互竞争的有机体，而是一起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就是“天下”。在儒家看来，竞争是可怕的灾难。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任由欲望发展，虽然可能暂时会带来进步，但是长远来看，却让人得不到满足，离真正的幸福越来越远。

史华兹说，严复思想的核心，就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和提升个人的能力。按照这个逻辑，反对竞争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晚清中国寻求富强的阻碍。后来的很多研究者也说，严复抨击儒家思想，从理论上抛弃儒学传统，是近代学者里“全盘西化”的代表，开启了五四运动时期全面反传统的先河。

不过，这么说其实有失公允。第一部分我们说了，严复虽然很早就开始学习西学，也对外国文化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他的底色始终是儒家的。跟后来五四运动中的新派学者相比，严复始终是儒家传统内部的一分子，而不是局外的旁观者。比如，在1897年，严复强烈批评德国强占胶州湾，说这是强权行为，是野蛮之民的做法。显然，他并不真的认可“强权就是公理”，依然把道德放在更高的位置上。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儒家政治伦理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相信“强权即公理”，另一个相信“仁者无敌”。纵观严复一生，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严复的想法没有偏离中国的传统。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它给当时西方的富强和中国的衰落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释；同时，它描绘了晚清中国所处的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说出了压抑在中国人胸中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这句口号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了希望。它的潜台词是，我们面临的不幸一点都不特别，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境遇。只要我们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一样可以实现国家富强。

达尔文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然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却成为影响中国最重要的西方学说之一，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这一切，都是由严复开启的。

最后，我们来说说，严复的翻译著作，为何能体现他的思想。

严复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经提出一条著名的翻译标准，就是“信、达、雅”。这里，最基本的要求“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可是在史华兹看来，严复的翻译，似乎不符合他自己的标准。严复从来不是逐字逐句翻译，而是用古文重新描述书里的意思，还添加了大量的注释。可以说，严复正是要借助翻译和注释，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晚清，想要借用其他文化的思想资源，这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史华兹在《寻求富强》这本书里，分析了严复翻译的六部著作。解读中，我们就重点说说其中最有名的《天演论》。

1898年，《天演论》出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不仅影响了严复同时代的学者，也改变了20世纪初那一代青年人的思想。严复翻译所用的文风来自清代的桐城派。这个学派追求复古，文风简洁明快、清新雅致。严复用这样的文风翻译《天演论》，就是想通过典雅的文字，引起儒家士大夫对西方思想的重视，让那些保守之士也愿意捧起这本书读。《天演论》的成功，说明严复实现了他的想法。

《天演论》的原作者，是英国作家赫胥黎。如果直译英文原名，其实应该翻译成《进化论与伦理学》。你看，严复不仅用“天演论”来翻译“进化论”，而且忽略了原标题中的“伦理学”这个词。显然，他是故意的，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我们今天往往认为，《天演论》是一部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但实际上，原作者赫胥黎写这本书，是为了反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赫胥黎虽然认同达尔文对宇宙进化的描述，但是，他不同意用进化论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赫胥黎虽然承认自私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他把自私看作是人类身上残存的兽性，希望人类能够通过伦理来抑制自私。在赫胥黎看来，宇宙如此残酷无情，人类社会的价值，正在于可以摆脱残酷，建立伦理道德。

严复不是没有看懂赫胥黎的想法，但是他受到斯宾塞的影响，无法接受赫胥黎。在严复看来，宇宙进化的无情，正好符合老子对于天道的描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宇宙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从来不会特别对待某些群体。这说明，天道对于人类一视同仁，这并不残酷。人类为了生存展开的竞争，不应该被压抑。

严复把他对赫胥黎的批评，和对斯宾塞的维护，都表达在翻译和注释中了。换句话说，严复翻译《天演论》，不仅没有忠实还原原作者的想法，反而颠覆了他的想法。严复表达的，其实是他从斯宾塞那里学到，然后经过他自己内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史华兹说，与其说严复是一个翻译家，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思想家。

在我看来，严复借翻译和注释来传达着自己的思想，某种意义上说是继承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述而不作是一种自谦的说法，表面意思是说只转述、阐释别人的思想，自己并不创作。但实际上，转述、阐释、翻译，都可以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创作。朱熹就是通过注释“四书”，形成了自己的学说。这种创作，有它独特的优势，它不会脱离既有思想体系的脉络，就像是一棵大树上长出的新枝。对后来的人来说，学习这样的思想，它会把我们带回背后整个思想史的脉络中。我们就不只是获得了一种答案，细心的读者也能从中看到问题，看到争论，启发自身的思考。

这正是史华兹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他不只是介绍严复的思想，更是想说清楚，严复的思想为什么能对近代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为什么严复的思想能够为晚清中国的困局，这个千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甚至把历史带向了新的方向。

也有人说，史华兹这本书还有另一个目的。史华兹是一位西方学者，他研究严复，也是想通过严复反过来理解西方近代思想。关于如何理解20世纪的西方思想，西方学界一直以来也很难达成共识。毕竟，大家都是处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内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当他们把目光转向东方，透过严复这个外部的视角，反观近代西方，问题的关键好像突然清晰了，其实就在于“富强”二字。

思想史的问题，永远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面临同样的困境，有着同样的关切，也做出了平等的探索和努力。

好，这本《寻求富强》就讲到这里。严复是一个翻译家，一个思想家，但是，他不能算是一个实干家。他的思想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可他始终和现实政治保持距离。1898年的戊戌变法，他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到了晚年，经历过袁世凯复辟，严复选择归隐田园。这时的严复，听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的灾难，也开始反省自己一生的思想，重新看待东西方思想上的差异。

他晚年给学生的信中写道：文明科学的发展，让人类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先贤也许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才采取了和西方人不同的道路。整个西方三百年的发展，大概只让人变得自私自利、寡廉鲜耻。也许，先贤终究是对的。

这是严复最后留给自己的问题，也是他留给今天的我们的问题。

撰稿、转述：刘玄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 严复是一个翻译家，一个思想家，但是，他不能算是一个实干家。他的思想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2. 思想史的问题，永远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面临同样的困境，有着同样的关切，也做出了平等的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