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之国》丨闫达解读

关于作者

史景迁，又名乔纳森·斯宾塞，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曾任2004～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与魏斐德、孔飞力一同，号称美国的“汉学三杰”。

关于本书

《大汗之国》源于史景迁在耶鲁大学做的一系列演讲。全书列举了四十八位西方学者的涉及中国的作品，展现出八百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记录与幻想、洞见与偏见。

核心内容

在这本书里，史景迁列举了大量涉及中国的西方作品，并对它们的创作初衷一一解析，进而展现了一代代西方人眼中不断变化着的中国。而这种种素材，也不断验证了史景迁的那份感慨：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系列作品中的《大汗之国》，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西方眼中的中国”。在这本书里，史景迁列举了大量涉及中国的西方作品，并对它们的创作初衷一一解析，进而展现了一代代西方人眼中不断变化着的中国。而这种种素材，也不断验证了史景迁的那份感慨：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

这本书的作者史景迁，其实也叫乔纳森·斯宾塞，他是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曾任2004～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与魏斐德、孔飞力一同，号称美国的“汉学三杰”。史景迁这个看起来充满韵味与内涵的中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修史学博士时，由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起的。史景迁的文笔特别华丽，写的虽然是史学研究，却让人读起来有小说一般的酣畅淋漓。但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会经常被一些评论家排除在史学研究之外。他们认为史景迁视野过于宽广，没有成为某一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但这种批评并不能站得住脚，因为中国史学的传统写法之一，就是像《史记》那样，从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角度来展现历史恢弘的全相，用流畅优美的文字传递历史的温度，而史景迁也正是如此。

我们本期要说的这本《大汗之国》，始于1996年春天史景迁在耶鲁大学做的一系列演讲。他要讲述的，是作为“他者”的中国，被西方社会不断想象和描述的历史过程。这段历史从蒙元时期的马可·波罗，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中断。这段历史以各种西方文字为媒介，从手稿到印刷品，从报告到书信、小说、诗歌乃至戏剧，既有西方人在中国的各种经历，也有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对中国的想象。通过这些素材，史景迁试图重现的就是西方人如何一步步认识东方的中国，认识这个“大汗的伟大国度”。

接下来，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跟你说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首先，在早期西方社会眼中，中国是遥远而神秘的，这种神秘感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刺激和影响？

然后我们再看看，随着接触的增多，在神秘感逐渐褪去的情况下，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印象有了怎样的改变？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失去了神秘感的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还有吸引力吗？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最初是怎样被构建起来的。

聊到这个话题，肯定绕不过我们一开始说过的马可·波罗。当然，对于这个人，在史学上有很多的疑点和争议，比如他是否来过中国？或者，《马可·波罗游记》是否是伪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马可·波罗与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热情。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中国对于当时的西方社会来说，被称为天堂也不过分。

在13世纪，欧洲因为强劲增长的人口极大地刺激了经济，但与此同时，不同国家间的商业壁垒也越发森严，到处都有因贸易而引发的战争。比如马可·波罗所在的威尼斯共和国，就与热那亚为争夺地中海的市场，动不动就要干上一架。再看正处在元朝的中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因为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商人在与整个欧洲差不多大的疆土上进行长距离穿行时，并不会受到频繁的盘查和盘剥，这在国家众多的欧洲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大一统模式下的国家也有利于改善陆路、内河与海运交通，这让元代中国的经济非常繁荣。再加上扩张性帝国天然的包容性，大量海外商人被吸引过来，国际贸易也空前火爆，比如泉州、广州等地，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气的国际化大都市。

史景迁在书中提到，在描述东方富饶的同时，马可·波罗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自己的城市进行了批判。比如，当时的威尼斯社会阶层严明，马可·波罗这种平民很难有出头的机会，但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马可·波罗因为个人能力很受中国皇帝的重视，不光被尊称为先生，还被派出管理重要的商业城市扬州。虽然这件事很不靠谱，今天怎么看都像是编的，但对于当时的欧洲读者来说，根本没法分辨真假，也无所谓真假，因为他们本就是从书中满足自己的幻想。

而对既神秘富饶又机会无限的东方的向往，并不只存在于普通人的心中。马可·波罗这本《马可·波罗游记》最早的印刷品在1485年出版，在早期的读者中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人，那就是哥伦布。哥伦布第一次出海探险是在1492年，当时他带了西班牙女王写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但很不巧，他跑错了地方。不过这并没有消减哥伦布对中国的欲望，史景迁在书中写到，在哥伦布阅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书稿中有着近百个批注，其中除了对异国风俗表达出震惊和好奇外，哥伦布最在意的还是商贸机会。只要是书中马可·波罗提到黄金、白银或者瓷器、丝织品等中国特产的地方，哥伦布都会做出标记。尤其对于北京，哥伦布更是明确写出了“商机无限”四个字。当然，哥伦布一直也没有搞清楚去中国的正确航向，不过正是因为对东方财富的向往，才让他最终为欧洲找到了“新大陆”。

但对东方的探索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却停滞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欧洲对中国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很多不利因素的不断出现，比如黑死病的再次蔓延，或者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在近东地区兴起。当然，作为扩张性帝国的元朝的衰亡，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扩张性帝国有着天然的开放性，这特别有利于异质文明间的往来与交流，但中国在接下来的明帝国时期，却牢牢抱守着“大陆孤立主义”，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越发地成为一个封闭停滞的小农社会。东西两大文明的往来原本就困难重重，如此一来就更是互不来往，导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探索一下子停滞了近百年，直到十六世纪末才有了转机。

十六世纪末，在欧洲扩张主义日渐兴起的同时，因为宗教革命影响力受到打击的天主教，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而晚明的隆庆时代，政府对海禁的开放也给了两大文明再次发生联系的机会。虽然晚明政府严格限制西方人进入中国内地，但经过不懈地努力和经营，还是有少数几个天主教传教士获得了进入北京的资格。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就是史景迁在书中特别提到的利玛窦。利玛窦对中国的风俗文化和历史典籍很有研究，比如他曾翻译过“四书”，也一直与晚明的精英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这都对传教事业的拓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在传教事业上的成功，当时的西方各界都非常重视利玛窦对中国的描述。而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又非常的讨喜，史景迁在书中提到，相对于在宗教革命后四分五裂的欧洲，利玛窦描述的中国是一幅辽阔、统一而有秩序的画面，而且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日常风俗、道德习惯，利玛窦也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总之，在东西方还没有相互深入接触的时期，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他们都对中国的形象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肯定。这让“中国”这两个字，在西方世界的印象里成了文明和财富的代表。这让由距离和陌生构成的神秘感，让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魅力达到了极致。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从1644年明朝灭亡后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清政府放宽了外交政策，允许西方使节进入北京。而因为航运技术的发展，更是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随着贸易的脚步，涌向了以往对他们而言极为神秘的东方古国。虽然大多数人都止步于港口，但这并不影响丝织品、陶瓷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商品流入西方社会。而商品的材质、样式及商品上所带有的花纹和图案，都让西方世界对所谓的中国风有了一种极致奢华的想象。史景迁在书中提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剧作家戈德斯密斯在自己的作品《世界公民》中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只会对欲求的东西发生探索的兴趣，而奢华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并让人们产生欲望。”也就是说，这种对奢华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欧洲向外扩张的持续动力。而这同时也让一直把中国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西方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中的重要性，试图将中国也作为一部分，纳入世界历史的体系当中。所以，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尝试构建出中国文化与政权的特有模式。

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进入的第二个话题：随着接触的增多，在神秘感逐渐消退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有了怎样的改变？

显然，靠想象是没法做研究的，但这并不耽误西方人从十八世纪开始就试图系统地了解中国。但你可别觉着弄这事的人都不靠谱，因为其中的学术大牛可真不少，比如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就是跟牛顿几乎同时研究出微积分的那个牛人。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所有了解，都来源于书本资料和一些与传教士们的通信。首先引起他兴趣的是中文，史景迁在书中提到，莱布尼茨在数学上的天赋及对宗教和逻辑的热诚，是吸引他探索中文系统的原始动力。事实也是这样，因为莱布尼茨很快又迷上了《易经》，在他看来，《周易》中的八卦可以用他发明的二进制来解释。莱布尼茨对中国的评价极高，比如他认为相对于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不过处在入门阶段，连野蛮时期都没有脱离。但这明显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毕竟莱布尼茨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也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中国人，通过由资料和传言构建起来的想象，当然不可能推导出有价值的观点和结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交往的逐渐深入，中国的神秘感也越发地减少，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也开始发生了转变。我们现在就以史景迁在书中提到的孟德斯鸠为例，来看看西方人的看法是怎样发生转变的。

孟德斯鸠就是那个与卢梭、伏尔泰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客”的牛人。他出生于1689年，年轻时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所以当得知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天主教徒到了巴黎时，孟德斯鸠立刻想办法促成了一次会面。这个中国人叫黄嘉略，是最早几个进入西方社会的中国天主教徒之一，也是一名文化功底深厚的学者。孟德斯鸠向黄嘉略询问了关于中国宗教、刑罚、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当他发现两大文明间之间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不禁发出了“有可能完全了解中国人吗”这样的疑问。虽然孟德斯鸠已经能够直接接触到中国人，但康熙时代的中国在他眼中依然有着戳不穿的神秘感。

但到了晚年，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独立性的看法与观点，与年轻时大相径庭。史景迁在书中提到，孟德斯鸠在他的作品《论法的精神》中，驳斥了以往的传教士对中国做出的正面评价。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社会缺乏荣誉感，而这种荣誉感在其他君主制社会里是不可或缺的领导理念。但在中国，由上至下的统治却是依赖于人们对无限的权力的恐惧。孟德斯鸠还认为，中国社会的道德也并没有传教士们认为的那么好，比如在传教士们写给他的信中，就提到过很多中国宫闱内因争夺皇位而引发的各种谋杀，而这很好地印证了他的观点。《论法的精神》的成书时间是1748年，中国正处于清朝的乾隆时代，孟德斯鸠从传教士那里听说的宫闱秘闻，并非出自街边小报，而是来自雍正年间通过政府渠道向全国发行的《大义觉迷录》。正是因为连宫闱秘闻都不再是秘密，所以在西方世界看来，中国似乎已经没什么神秘感了。

当然，在提出批判的同时，孟德斯鸠也承认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独特性，并对这种独特性的形成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是中国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了这种独特性。中国气候温和，有利于人口的繁衍，但人口的膨胀随之会导致饥荒，每当饥荒来临，盗匪就会大量出现，虽然大多数盗匪会被政府剿灭，但终究会有漏网之鱼，影响到朝代的存亡。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历史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宿命论，不停地轮回。当孟德斯鸠谈到地缘政治时，他认为中国的周边都是弱国，而且因为强弱悬殊，不会产生有威胁的挑战，但欧洲各国之间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以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不能如欧洲一样健康发展的原因之一。

很明显，孟德斯鸠对中国提出的这些观点，都是在与欧洲进行比较中得来。史景迁在书中提到，这种以比较性眼光来观察中国的方式，是西方世界重要的思考模式。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而且在中欧的比较中，对于文化和政治得失的评判，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多倾向于以欧洲为准绳。但这在很多时候会容易进入误区，比如在对社会的领导理念上，孟德斯鸠拿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对比当时还属于多民族帝国模式的中国，但这是两种不同的政体。民族国家宣称的是民众的共性，所以要用荣誉感这种类似意识形态的概念来凝聚社会，而现代政治学传统观点认为，帝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对统治方式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

正是因为这种以西方社会为标准的对比式研究，让西方世界有了种“真理在手，天下我有”的感觉，也因此使中国的形象开始在西方世界急转直下。比如史景迁在书中提到，在1743年，带领英国皇家军舰在广东靠岸的准将乔治·安生，以西方惯例向清政府提出免缴港口税和享受领港及补充物资等服务时，遭到了拒绝；而在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代表东印度公司和英王乔治三世造访中国时，也因为是否可以避免对中国皇帝跪拜的问题，经历过很多的不愉快。不论是乔治·安生还是马戛尔尼，都代表了当时在急速扩张中的大英帝国，所以可想而知，当他们在中国遭遇了所谓的不公待遇之后，带着愤懑和怨气的讲述必然不会有什么太好听的话，而乔治·安生和马戛尔尼的身份地位，让他们关于中国的言论足以在西方世界造成影响。

那么，当神秘感消失，印象分也急转直下，中国是否会失去对于西方世界的吸引力呢？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说的话题。

在十九世纪，因为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空间上的距离再也不能成为文明交往的障碍。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仅更多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也开始有大量的中国人走进了西方社会。比如史景迁提到，在美国，就出现了很多中国人聚居地，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城。但异质文明在低层次上的直接接触，必然会引发不可调和的冲突。就像史景迁提到，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记录过发生在1869年美国旧金山的种族歧视事件。有一名中国人被美国男孩用石头活活砸死，但在法庭上，中国人却被规定不能指证白人。另外，马克·吐温还记录，不光当时的政府会对来自中国的煤矿工人征收额外的税，就连为移民局工作的医生，也会针对中国人进行高收费。这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华工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而美国人则需要为排挤华人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所以由马可·波罗时期蒙古人西征而来的“黄祸论”，重新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史景迁在书中提到，美国人在政治演讲或法律案件中，经常用“蒙古人”代替“中国人”。

而在同一时代的欧洲，随着政治和贸易往来的加剧，产自中国的奇珍异物和异域审美，被源源不断地带回了欧洲，勾起了欧洲人对中国风情无尽的幻想。比如史景迁提到，法国作家福楼拜在他的作品《情感教育》中，对中国器物诸如灯笼、瓷器、屏风等，都有着极为详细且准确的描写。欧美作家们的创作选择，足以说明不论是神秘感的减退，还是印象分的走低，中国元素在西方社会中仍然有着极高的热度。

当时间进入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及中国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又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和接来下清朝的灭亡。西方作品在提到中国人时，普遍会在中国人的身上赋予危险、邪恶、不可靠等特点，但相反的是，对于清朝的灭亡，很多西方作品却发出了一声叹息。比如史景迁在书中提到的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当时在使馆任职的皮埃尔·绿蒂，亲身跟随八国联军进入了中国皇帝的宫殿，他笔下的北京城满眼都是萧条和杀戮的景象。因为对北京城景物的详细描写，皮埃尔·绿蒂的作品从1902年第一次出版起，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一共印了五十版。史景迁在书中写到，对于那些迷恋中国风味的人来说，这是个失落的时代，因为之后的中国社会开始了全方位向西方文明靠拢的步伐。

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因为烟管、绣花丝线、长辫子的消失，而对西方世界失去一直以来的吸引力。就像书中提到的最后一位西方作家卡尔维诺，在时间上已经是离我们很近很近的人了，但卡尔维诺仍然会利用中国元素进行创作，就比如他那本名著《看不见的城市》。中国对于西方世界创造力的激发，仿佛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无穷无尽地散发着它那独特的魅力。

而在艺术创作之外，西方学者仍在尝试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做出系统性的阐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汉学家魏复古。魏复古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是德裔美国人。他在1935年夏天进入中国，于两年后离开。史景迁在书中提到，在西方众多尝试为中国建立体系的学者中，魏复古不仅是仅有的一位可以阅读历史原文的人，更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居住过并拥有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的人。除了和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古代中国的专制是以恐惧而非荣誉感作为领导理念外，魏复古最具特色的一个观点是，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模式该被称作“水利社会”。这是魏复古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在之后被很多历史学者借用，比如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水利社会是指因为地理条件，有必要完成庞大水利工程的国家。魏复古认为这种国家必然会发展出同样庞大的官僚系统，也因为无法对官僚系统进行剥离，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权力持续失衡。当然，“水利”是泛指，各种大型工程也可以包含在这个概念里，比如秦始皇建造的长城、阿房宫或者地下陵寝。

史景迁在本书中列举了近五十位西方学者的作品和观点，而在这些人中，史景迁对魏复古所用的笔墨之多，是特别明显的。从这方面我们可以推想，在史景迁看来，魏复古或许已经接近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本质。但很明显，就像文学创作一样，学术界也没有在魏复古之后对中国失去兴趣。可见，不论是感性的艺术创作，还是理性的学术分析，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吸引力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一直延绵不绝地持续至今。而这，正是中国的伟大之处。就像史景迁在全书导论中写下的第一句话：“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也正是因为这样，史景迁才写下全书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完全无需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到这里，《大汗之国》这本书就聊得差不多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其中的要点。

第一，对中国充满欲望的想象，给了早期的西方世界向外探索的原始动力。虽然在十六世纪初，因为种种不利因素，让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探索暂停了脚步，但当二百年后的清政府放宽了外交政策，允许西方使节进入北京之后，贸易往来的日渐频繁，让西方世界对中国充满欲望的想象也再次升腾，这为欧洲扩张运动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第二，随着中国与西方的来往日益增多，中国对于西方的神秘感也随之减弱。同时，因为西方世界在近代的高速发展，让西方社会的自信愈发增长。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在西方社会中不再享有百分百的好评，甚至因为西方至上的“真理主义”，凡事都以西方为标准作出比较式的看法和结论，让中国的形象在西方社会中急转直下，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第三，不论是神秘感的减弱，还是印象分的走低，都没有让中国失去对西方世界的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至今延绵不绝。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两方面，西方世界也都不停地在对来自中国的文化刺激做出反应。

撰稿：闫达脑图：刘艳转述：宝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