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 三津解读
《士与中国文化》| 三津解读
关于作者
余英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曾获“人文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国际学术大奖“唐奖”。余英时的史学研究视野广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士”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研究。
关于本书
在本书中，余英时通过中西对比、纵贯古今的研究，为我们解读了“士”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士阶层的兴起和两千多年中的发展演变，中、西方古代的知识阶层的异同，士人代表的“道统”与皇帝代表的“政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士人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
核心内容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在2000多年历史中，虽然士人的外在形态不断变化，但他们身上有一股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处在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方面对“道”保持不懈的追求，一方面关心并投身现实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士人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努力在政治权力面前保持自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士”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条动脉。虽然到了现代，传统的“士”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士”的灵魂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音频解读的是《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是对中国当代学术界、知识界影响很大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经典必读之作。作者是著名的旅美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这本书大约有60万字，我会用大约30分钟，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阶层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士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士的格言、成语，比如“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这些话中可以听出，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可以说，士的历史文化特质，是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一把金钥匙。不仅如此，“五四”以来，一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知识分子还把士作为自己的文化祖先，视其为古代的知识分子，试图从士身上找到自己的文化根源。因此，近百年来知识界关于士的研究时常成为热点。
早在民国时期，关于士与知识分子的研究著作就已经出现，比如费孝通、吴晗的《论绅士》《论知识阶层》等一系列著作。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的历史研究者把主要着眼点，转向了阶级斗争史、社会形态史的研究上，几乎没有人再关注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直到“文革”结束，社会对知识分子才逐渐有了重新认识的条件。
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迎来了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反思的热潮。一方面，放眼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让一部分知识分子深受刺激。另一方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又让人们对东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产生了丰富想象。“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西体中用论”……这些关于文化走向的争论，一时成为知识界聚焦的中心。
就是在那场文化热的浪潮之中，《士与中国文化》于1987年在国内首次出版，引起了读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书中内容恰好呼应了文化热中提出的众多问题，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重要的新窗口。本书的第一版共收录了8篇论文。2003年再版时又增加了4篇论文、1篇附录，这便是现在读者最常见到的版本。
关于士与知识分子的早期研究，多是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外在视角进行考察。但《士与中国文化》跟这些研究不同，这本书引入了文化史、思想史的视角，特别强调了士人精神在人文层面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作者梳理了不同时期士人外在形态的历史演变，同时展示了士人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也就是对“道”的不懈追求，对建立理想政治、社会秩序的不懈追求，以及士人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自重。这本书对国内后来兴起的知识分子研究热影响极大。
本书的作者余英时生于1930年。他原本出生在天津，但抗战爆发后，被迫回到家乡农村。抗战八年，他在乡村中也生活了八年多。当时的中国乡间与现代世界几乎隔绝，乡村的生活秩序完全是儒家伦理维系下的宗族自治。没有电灯、自来水、汽车，也没有现代式的学校，已经开始上小学的余英时在乡间不得不转入私塾。余英时后来常说：“人类学家强调文化研究必须身临其境和亲自参与，我的乡居就是一个长期的参与过程。”这段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生动而直观的认识。
后来，余英时在香港求学，师从钱穆先生。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他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一生为故国招魂”，他后半生生活在香港、台湾，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并终身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钱穆的代表作是系统阐发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脉络的名著《国史大纲》。
余英时曾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摘抄《国史大纲》中的重要观点，并不断向老师请教。令他记忆深刻的是，钱穆先生对待学问的开放态度。老师告诉他说：“你的笔记本最好留下一半空白，将来读到别人不同的见解，可以写在空白处，以便进行比较和进一步研究。”余英时对此念念不忘，他曾说，钱先生是对他学术上影响最大最深的一位老师。
余英时研究士与知识分子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56年，此后不断有著作问世。他的研究贯通古今，对古代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都有过专论。他的学术成就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可，并获得了有人文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近年又获得国际学术大奖唐奖。余英时的史学研究视野很广泛，但他曾说过，关于士与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他治史生涯的一个重点。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重点内容。书中涉及的内容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晚清，纵贯2000多年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必逐篇展开。在我看来，本书收录的十几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阶层是怎样兴起的？第二，中国士阶层的特点是什么？第三，士阶层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是怎么样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士阶层或者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是怎样兴起的。
前面说过，“五四”以来，关于士的研究就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主要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有着对自身历史渊源进行寻根的意义。早期有些学者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解“士的起源。
比如，有人认为士字与国王的王字同源，都像一个拱手端坐的人，说明士与政治、礼仪有关；有人认为士字的形状像一柄战斧，说明士与战争有关；也有人认为士字像禾苗插到地里，说明士与农业相关；还有人认为士与事情的事字同源，表示士是做事务性工作的中下层官吏。但余英时认为，用文字学来解释士的起源，只能说明在非常古远的时代士字的意思，而本书所要讨论的是，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士，是怎样兴起的？它的背景是什么？对此，余英时从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先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周代社会原本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塔尖是周天子，下面依次是诸侯、卿、大夫和士，他们都属于世袭贵族，其中士的等级最低。在士阶层的下面就是庶人、工匠、商人、奴隶。这个社会结构原本非常稳固，可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内乱不断，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一部分没落贵族从旧的等级体制中游离出来，同时一部分庶民通过不同途径，从社会下层浮上去。士阶层恰恰处在上下浮沉的交会处，人数大大增加。
孔子的弟子中，颜回出身旧贵族，曾参来自庶人之家，虽然出身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典型的士。此时的士不能再通过血缘关系获得贵族身份，而是成了士、农、工、商这四种平民中的一种。士人要通过求学，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以此为职业，也就是所谓“学而优则仕”。各诸侯国为了争霸的需要，对这种学有所长的职业官僚需求量大大增加。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士阶层兴起的社会背景。
不过，光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还不足以把问题说透，也不足以说明士文化能够延续2000余年的原因在哪里。解释这个问题正是《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的一个重点。余英时指出，现代人之所以把士当作古代的知识阶层，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的知识。因此，必须从思想变革的文化层面来探究士阶层兴起的原因。在这里，他引用了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哲学的突破。
哲学的突破是指，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元年期间，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古代文明，原有的社会文化秩序被打破了，出现了一批哲人，努力寻求新的突破。他们摆脱了旧式的迷信和巫术文化，改用一种新的理念、新的信仰来理解宇宙，理解自然，理解天与人的关系。
比如在希腊，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哲学家，他们不再以神话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是提出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理念世界，一切本质规律都出自理念。在以色列，出现了一批“先知”，他们明确了上帝为造物主这一信仰，把世界分为上帝的天国和上帝创造的人世，提出人类应该推行上帝的意旨。在印度，也出现了他们的圣贤和佛陀，出现了《奥义书》哲学和佛教哲学，提出业报和轮回的观念，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苦难的，彼岸世界才是真实的、美好的。这些新出现的思想、信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后世影响深远。这就是所谓哲学的突破。在此之前，各大文明的知识系统还处在巫术、迷信、神话的氛围之中。在此之后，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才得以出现。
这一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旧文化系统的崩溃，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传统的礼乐文化到了此时已经被认为是虚伪的形式，不再被人们真心遵守。为了克服弊端，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对世界、对社会秩序的新认识。有些对礼乐文化的意义做出了新的解释，有些则要彻底批判、抛弃礼乐文化。虽然他们的理论各有不同，但他们大多使用了道这个概念，把是否符合道当作新的评价标准。
比如，儒家把仁义作为君子之道，道家把自然作为天地之道，墨子明确提出要遵守“先王之道”，法家韩非子也专门著有《守道》篇，并且承认道是万物之始、万物之源。《庄子·天下》篇用“道术将为天下裂”来描述百家争鸣、各持己见的现象。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就是说，天下各家分别论述自己对道的理解，这好像是把道这一个概念变得四分五裂了。这是对战国以来学派林立现象的生动描述。尽管各家阐释的道的内涵不一样，但他们都选用了道这个概念。与希腊哲学家的理想国、以色列先知的天国、印度哲人的彼岸世界相似，中国诸子各家的道也描绘了超越现实的、理想化的秩序准则。
对道的不懈追求，恰恰是新兴的士阶层秉持的价值理念。孔子说“士志于道”“以道自任”，正是强调了这一点。余英时认为，正是由于明确了对道的追求，士阶层的兴起才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基础，也因此士文化才得以长久延续。这就是士阶层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士，有什么特点呢？中西方古代的知识阶层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是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某一领域内是专家；另一方面，是要关心公共事务，做“社会的良心”。这种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余英时认为，这句话恰好点出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知识人之间的分歧。在西方，古代知识人只是专注于解释世界，而现代知识分子才开始投身于改变世界。然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的知识人——士最关注的就是改变世界。
前面讲到古代四大文明的哲学的突破，余英时在引用这一理论的同时，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哲学的突破后，各大文明的哲人都提出了理念世界的概念，但是如何认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中国与其他三大文明有所不同。在希腊、以色列和印度，哲人们认为，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两者是一分为二、相互对立的。比如，希腊哲学家提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而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不完美的复制品。在以色列，天国与人间是尖锐对立的两个世界。在印度的《奥义书》哲学和佛教教义中，此生被认为是虚幻的，是无常轮回的苦海，彼岸才是永恒的极乐世界。这种将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一分为二的现象，余英时称之为“外在超越”。
相比之下，中国的哲学的突破则是以“内在超越”的形式实现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哲学中的道与现实生活并不截然分离、相互对立，而是“不即不离”的。这就是《中庸》中说的“道不远人”，意思是说，道与现实生活是不可以分割的。即使是最超脱的道家著作《庄子》，也有《人间世》这样的不仅关注人间，而且关注政治的篇章。因此，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政治者也。”这话的意思是说，各家各派思想都是围绕现实政治展开的。
中国的思想家不太关注彼岸世界，也缺少那种试图解释世界的思辨传统，他们秉持超越现实的价值理念，但关注点在于用道去改造现实世界，变“无道”为“有道”。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先秦诸子那里，也体现在中国后世的宗教中，就连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也变得更关注“现世”了。这就是余英时所说的内在超越。
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的区别，导致了中西方古代知识阶层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其他古代文明里，哲人们对“解释”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更感兴趣，认为“改变”纷乱的现实世界是不值得注意的。因此，西方古代哲人往往重理论而轻实践，并且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一直到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才开始关注俗世，关注现实，逐渐承担起社会良心的责任。而在中国，由于道与现实世界是不即不离的状态，以追求道作为自身使命的士人，从来都以改变世界为己任。在他们看来，追求道最主要的就是要在现实世界里参与政治，也就是要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不管是归上帝管的，还是归凯撒管的，放在中国，士人都要参与进去。这是中国士阶层的特点。
既然中国士阶层有这样的特点，那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这个阶层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呢？这个问题占据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解释这个问题。余英时在本书里分别研究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士人的面貌，比如战国的游士、两汉的循吏、魏晋的名士与世家大族、宋代的士大夫、明清的士商等。
战国的游士是士阶层最初兴起时的形态。游士的游是游走的意思。当时的士人来自没落的贵族和上进的庶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游走于各国君主与权臣门下。在列国争雄的局面下，出现了君主礼贤下士、权臣私门养客的现象。进入秦汉之后，大一统政权建立，四方游走的士被视作一股不稳定的离心力量，于是朝廷出现了禁止民间讲学、禁止外出游学的法令，游士逐渐减少。
此时，循吏成为士精神的一个代表。循吏是指善于治理地方、教化民俗的官员。我们都知道，儒学在汉武帝以后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不过余英时指出，西汉时儒学的真正影响并不在中央政治，而是在文化、社会范畴。儒学发挥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无形重于有形，民间过于朝廷，风俗多于制度。循吏就代表了儒学以德治国的精神，他们不仅治理地方、发展经济，而且教化民众，把礼乐文化注入民间，将中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
同样也是在汉代，士阶层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无根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士大夫这个名词古已有之，大夫与士本来是贵族的最下两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词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余英时认为，至少到东汉政权建立前后，士大夫已经成为一种新社会阶层的称谓，士大夫阶层包括由士人形成的士族，还有大姓、官僚、豪强等。汉光武帝刘秀就是依靠这一阶层的支持，取得了政权。然而后来，也是因为皇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东汉王朝最终灭亡。
东汉开始，士人的群体意识逐渐觉醒。东汉中期以后，政局混乱，外戚、宦官轮流当权。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士大夫的领袖“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也就是说，他们把引领和改善社会道德风气作为了自己的责任。这种担当精神上承先秦、下开宋明，影响深远。这时，士人群体还出现了交游结党的风尚，也就是有了为了政治诉求，联合起来的士人群体。志同道合是士人群体形成的基础，“同志”这个词也是在当时盛行起来的。通过交游结党，士人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得到了提升，成为与外戚、宦官并立的另一支左右政局的力量。随着士人群体力量的上升，一部分士人开始世代为官，到魏晋以后逐渐发展成了所谓的“世家大族”。
在东汉，士人的个体意识也开始逐渐觉醒，出现了“尚名节”的风气，也就是非常崇尚、重视名誉和节操。不过越是发展到后来，士人群体里名不副实、欺世盗名的行为就越来越多。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汉末魏晋时期，讲求君臣纲常、家族伦理的儒家名教出现了危机。
在这一轮“礼崩乐坏”中，士人群体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士，用个性解放来反抗现实政治。他们纵酒放歌、故意做出种种不合礼教的放荡行动，发表反对礼教的言论。其实这是他们对黑暗政治的反讽，是在表达对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心怀鬼胎的权臣的不满。可以说崇尚真情、反对虚伪是这一时期士人精神的体现。
余英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魏晋以前，《士与中国文化》中没有关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士人状况的论述。不过在本书的引言中，余英时指出，在动荡战乱时期，中国处于孔子救不得、唯佛陀救得的局面。这就是说，“教化”的大任已从儒家转入佛家的手中，这个时期的佛教“高僧”实际上体现的正是士的精神。到了隋、唐时代，除佛教徒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余英时曾经表示，自己最近几年在对唐代诗人和禅僧作专门研究，但由于年事已高，研究进度不可能很快。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最新成果。
宋代是余英时后期研究的一个重点，在本书新版中，收录了他的成果。他指出，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宋代实现了复兴。宋仁宗时，范仲淹倡导“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获得普遍而热烈的回响。此后，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大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同商定国家大事。正是在这一原则下，王安石才接受了宋神宗的变法大任。同样，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南宋依然是士大夫们的心中梦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之所以要探讨心、性、理、气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普通民众，而是希望皇帝提高道德修养，皇帝的道德修养高了，士大夫们也好与贤明的君主一起，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明清时期士商合流现象，是余英时研究的又一个重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这样一个观点，说中国宗教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余英时尝试回应这个问题。他指出，唐代中期以后，儒释道各家思想都向着更加入世、更加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并不存在阻碍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特别是在明代，随着市场经济迅速扩张，许多科举无望的读书人都“下海”经商去了，形成了一个士商合流的社会。
王阳明对这一新的社会变化十分敏感，因此提出士农工商虽然职业不同，但道是相通的。他说商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成圣成贤”，这是王阳明对商人的鼓励，因为商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是很卑下的。王阳明希望他们不要自卑，只要投身到圣贤的事业中来，同样可以成圣成贤。事实上在明清时期，随着士与商的合流，商人们确实承担起一大部分以前专属于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比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办理书院、寺庙，修缮道路桥梁等，并且产生了受儒家道德影响的商人精神、儒商文化。
本书讨论的士与中国文化，时间下限是晚清。书中以曾国藩为例，探讨了中国的“士大夫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区别。曾国藩曾对子弟们说，自己“生平读书百无一成”，但对古人治学的途径，却已经“窥见其大”。之所以说“百无一成”，是因为他没有对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等进行专家式的钻研；而说“窥见其大”，则是因为他已经对各类学问有了整体性的通识认知。余英时认为，曾国藩说的士大夫之学与西方人文主义通识教育有相似之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并不追求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是力求通过治学，培养自己的人格，获得对道的体悟。虽然现在士大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但是现代公民仍然离不开通识。
说到这儿，《士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观点就为你分享完了。回顾一下，我们一共讲到了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我们说到了士阶层兴起的背景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思想大变革。随着战争与动荡，士从一个社会等级变成一种职业身份，士人们通过求学，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随着各诸侯国争霸的需要，对这种学有所长的职业官僚需求量大大增加。这是士阶层兴起的社会背景。在讨论士阶层兴起的思想背景时，余英时引用了哲学的突破这一概念，提出中国思想中的道，与希腊的理想国、以色列的天国、印度的彼岸世界有相似之处，是一种超越旧文化的新理想、新价值。对道的追求，是士阶层兴起的思想基础。
其次，我们说到了中国的士与西方古代知识阶层的异同。中国的道与现实世界并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不即不离的。因此，相比其他文明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中国的士更加关注现实世界，上帝的事、凯撒的事都要管。他们的理想是以道为标准，重建现实中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有相通之处。
最后，我们说到了士阶层在2000多年历史中的发展演变。在不同时代，士表现为不同形态，比如战国的游士，两汉的循吏，魏晋的名士、世族，宋代的士大夫，明清的士商等。
源远流长的士人传统，虽然不断变化，但士人身上有一股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处在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方面对道保持不懈的追求，一方面关心并投身到政治、社会的秩序建构之中，并且士人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努力在政治权力面前保持自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余英时曾说，士是中国史上一条动脉。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到了现代，传统的士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士的灵魂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是民主与科学，虽然追求的目标不同了，但是如果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他们仍有“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
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对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进行观察后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他们独有的责任，这是和美国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识分子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他推断，这一定是和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有关。余英时认为，沃尔泽“完全猜对了”。
正如，我们开头时所说的，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自己也常常把士作为文化祖先，因此关于士的探讨也就具有了一种寻根的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士与中国文化》出版以来一直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本必读书。其实，余英时对现代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深入研究，我会在今后的说书里继续给你分享。
撰稿：三津脑图：摩西转述：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