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芯熔毁》 刘怡解读

《堆芯熔毁》|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日本资深记者大鹿靖明的《堆芯熔毁》。这是一本将近500页厚，30万字的书，它的副标题叫“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实录”。听到这个书名，你马上会想到：它写的一定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期间，发生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堆芯熔毁事故。可作者大鹿先生却说，他起这个书名，其实还有一层双关义。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也可以比作核反应堆，它的“堆芯”，是由政府高官、企业家、科技专家等精英人士组成的。在2011年大地震期间，日本的“堆芯”同样发生了故障，做出了一系列荒唐的决策。正是这个大“堆芯”的熔毁，才造成了福岛的小堆芯的毁灭。大鹿先生甚至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本书讲述的是一群蠢人的故事。”

如果你是一位关注环保问题的朋友，你一定注意到了这样一则消息：2023年6月，日本政府宣布将在当年夏天，把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污水，经过处理后排放入海。这个决定在整个亚洲引发了巨大争议。我曾经采访过十几位福岛县居民，他们告诉我：在报废的核电站周围，堆放着1000多个装满污水的大罐子，令人望而生畏。这些累积了十几年的核废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还让福岛出产的水果、稻米和海产品在市场上长期滞销。但一位当地果农却说：“有错的不是那些拒买福岛产品的人，而是日本政府和核电站背后的大企业。他们太不负责任了。”

2011年的大地震，本来是一场天灾。福岛核电站被地震和海啸破坏，也是始料未及的情况。这跟1986年由人为失误导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是很不一样。那为什么十几年过后，福岛当地的居民，依然对日本政府和大企业怨声载道呢？要知道，历届日本政府在重建地震灾区时，投入了整整3500亿美元巨资。福岛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株式会社，也就是“东电”，同样派出4000多名工人，连续十几年对核事故现场进行清理。这样的补救力度，应该说相当有诚意了。毕竟，日本从来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要求事前防范做到尽善尽美，那是不可能的啊。

福岛民众的不满，为什么持续了这么多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核事故本身的来龙去脉。而这本《堆芯熔毁》，就是一份系统的“福岛核事故调查报告”。作者大鹿靖明在悲剧发生后的9个月里，密集采访了195位决策当事人。他们中有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和东电职员，一些人还提供了重要的内部文件。把所有这些信息拼接起来之后，大鹿震惊地发现：“人祸”给福岛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天灾。当核电站在地震中受损后，日本政府和东电管理层，既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专业能力，也没有任何责任担当。他们明明有一个星期时间，可以控制事态发展，阻止核泄漏恶化，却在误判、推诿和逃避中错失良机。福岛民众持续十几年的怒火，就是被这种糟糕的应对措施点燃的。

不仅如此，大鹿先生还把目光投向了事故发生后的一整年。那段时间，日本政府和东电的关注点，不是救助灾民，而是推卸责任。东电这家总资产超过1800亿美元的超级企业，不仅通过闪转腾挪，摆脱了巨额赔偿，还联合国会中的在野党，把希望废止核电的首相菅直人赶下了台。而东电为了弥补核事故带来的财务损失，居然还上调电价，让全体国民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种避重就轻的作风，同样反映在今天的核废水问题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反思过。

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大鹿先生对自己所在的新闻行业也做了批评。他坦言：许多日本记者，为了拿到独家消息，主动充当政客和东电高层的传声筒。这种作风，也属于日本精英群体“堆芯熔毁”的一部分。精英的败坏，首先伤害了民众，随后又重创了日本的国家形象，留下了惨痛的教训。通过大鹿先生的记录，我们不仅能了解福岛核事故的详细经过，还能给自己的日常工作提供警示，避免在怠惰和狭隘中铸下大错。

本书作者大鹿靖明，是日本朝日新闻社资深经济记者，从事调查报道超过35年。在日本新闻界，他以大胆敢言著称，对许多政商丑闻进行过激烈的鞭挞。这本《堆芯熔毁》，是大鹿先生的代表作。它在2012年第一次出版后，就被日本著名的出版商讲谈社评选为“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随后又两次再版。每当日本出现和福岛核事故有关的新闻时，大鹿先生的这本书都会被提到。它的精彩记录和冷峻观察，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2011年大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星期里，日本政府和东电的哪些错误决策，造成了堆芯熔毁这个恶果。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梳理，为什么说日本政府和东电的善后处理工作，依然是避重就轻，它又给今天的日本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

提起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想必你已经知道：它是由当年3月11日的里氏9.0级地震诱发的。这次地震的威力相当于7亿多吨炸药同时爆炸，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不过，对福岛县这个地方，你可能就不太了解了。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福岛县的位置，在日本的中部偏东，紧挨着太平洋。日本最大的电力公司东电，在这里运营着两座巨大的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是其中的一号站。在这座核电站里，一共有6台反应堆，装机容量相当于三峡工程的1/5。当福岛第一核电站在1979年建成时，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核能发电设施。不过，在2011年3月11日这天，6台反应堆里只有3台在运转，另外3台正在停机检修。这倒是意外降低了事故造成的破坏。

“3·11”大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是下午2点46分。那个时候，福岛一号核电站里有5000多名员工在值班。剧烈的地壳晃动摧毁了整个办公区，也触发了1到3号反应堆的应急冷却装置。因此，最初的破坏其实是可控的。不过，仅仅过了41分钟，地震引发的海啸席卷了整个福岛海岸，浪高超过13米。它像一记重锤，狠狠拍在核电站上方，破坏了大部分供电设施。冷却1到2号反应堆用的应急电源和水泵，就在这次海啸中被摧毁了。反应堆堆芯里的核燃料棒，开始持续升温。它们把所剩不多的冷却水加热成蒸汽，给罩在机组上方的外壳造成了巨大压力。冷却水蒸干之后，滚烫的燃料棒还会熔化堆芯表面的合金涂层，产生大量氢气。无论是氢气发生爆炸，还是堆芯被高温熔毁，都会造成惊人的辐射泄漏。现场工作人员意识到大事不妙，马上决定疏散无关人员，并向东电总部告警。

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即使没有出现事故，东电管理层也应该主动联系核电站，了解当地情况。这好像是所有正常人的心理吧？但东电的最高负责人，却表现得极为麻木不仁。公司一把手、会长胜俣恒久正在国外访问。他打电话到东京成田机场，听说因为地震破坏太大，飞机暂时无法降落，居然当起了甩手掌柜。直到第二天中午，胜俣才终于飞回东京，又坐了4个小时车赶到公司总部。这个时候，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25小时了，但胜俣自始至终没有给福岛打过一个电话。东电二把手、社长清水正孝，也就是总经理，表现同样好不到哪儿去。3月11日明明是工作日，他却带着夫人在奈良游山玩水，直到地震后一小时才匆匆往回赶。这时，福岛那边已经是一片狼藉了。

东电高层陷入瘫痪，日本政府的表现，总该好一点吧？毕竟，地震发生时，首相菅直人就在参议院开会。地震的规模有多大，他是有直观感受的。菅直人最初的表现，也还算雷厉风行。他马上召开内阁会议，要求调查全国受灾状况，并对震中地区实施救援。就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下午4点半，福岛发生核事故的消息通过东电总部传到了首相官邸。菅直人当即决定，在福岛县实施紧急状态。但这位首相领导的是一个根基不稳的执政党，他特别担心因为程序处理不当，被在野党抓住把柄。于是，菅直人要求自己的秘书先去查法律条文，看看因为核事故宣布紧急状态，到底有没有依据。结果，几个秘书就抱着厚厚的《六法全书》，在办公室里东翻西翻，白白浪费了两个半小时。

首相举棋不定，其他官员的表现更是一场灾难。菅直人让秘书给他找一位核工程专家，详细说明一下福岛核电站受损的后果，评估距离堆芯熔毁还有多长时间。秘书找来的这位“大咖”，名叫寺坂信昭。他领导的机构，叫做“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是日本负责核安全问题的最高部门。但寺坂压根不是什么技术专家，而是东京大学毕业的财经官僚。他能当上保安院院长，纯粹是凭资历和交际圈。面对首相的询问，寺坂一问三不知，最后被愤怒的菅直人直接赶了出去。这个时候，首相终于意识到：他的这些下属根本靠不住，必须自己拿主意。因此，在晚上7点，菅直人最终宣布了紧急状态。但福岛县居民的撤离工作，由于流程繁琐，实际上拖到晚上10点才开始进行。

首相不知道的是，下午5点左右，1号反应堆顶部的冷却水已经被蒸干，堆芯开始暴露，并向外泄漏辐射。而这条至关重要的信息没能传到东京，则是因为一个荒诞的理由。其实，东电总部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是派驻了一个5人安全组的，这个小组的责任是随时汇报反应堆的运行状态。但安全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基层员工出身，在公司内部不受重视，对高层怨气很大。海啸发生之后，他们决定提前跑路，把包袱甩给了留在现场的850多位抢修人员。抢修人员并不懂检测反应堆，又没有电力可用，只能苦苦哀求总部尽快从东京派发电车来。直到3月12日凌晨，9辆应急发电车才赶到了事故现场，但它们带来的连接插头却是错的。这个时候，2号反应堆的堆芯已经开始熔化了。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东电社长清水正孝，还被困在奈良附近的名古屋。因为全国公共交通停运，他既赶不回东京，也去不了福岛。直到11日深夜，清水才借到一架军用运输机，打算返回东京总部坐镇。但飞机升空后，却收到日本防卫省的通知：全国的运输机要集中起来，用于疏散福岛的灾民。结果，已经在中途的清水又被送了回去。等到他终于租下一架民用直升机，费尽周章抵达公司总部时，时间已经是12日上午10点了，什么都没赶上。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那留在核电站里的850多位抢修人员，表现怎么样呢？平心而论，他们相当勇敢。在站长吉田昌郎的指挥下，抢修人员尝试了一切办法，希望恢复停电的1到2号堆的冷却系统，但没能成功。11日入夜后，这两台反应堆的外壳，出现了严重受压的迹象。继2号堆之后，1号堆的堆芯也在晚上7点30分开始熔化。但抢修人员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只能凭几台已经损坏的仪表上的数据，推断1到2号堆到底哪一台受损更严重。到了12日凌晨，心急如焚的吉田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打开1号堆的外壳，释放蒸汽泄压。

按照正常流程，吉田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任压力继续上升，反应堆的外壳就会破裂。到那时，所有放射性物质会直接倾泻出来，造成最可怕的后果。但吉田并不知道，1号堆的整个堆芯，在12日清晨就已经熔毁了。这个时候进行泄压作业，会让辐射物和大量氢气暴露在空气中，极为危险。更要命的是，12日早上6点多，菅直人首相突然决定要去第一线视察。为了迎接首相，现场作业又中断了快两个小时。等到吉田派出的敢死队员，终于用人力艰难地打开1号堆上的泄压阀，开始泄放作业时，时间已经是12日下午两点多了。仪表数据显示，1号反应堆的壳体压力，的确出现了短暂下降。但到了下午3点36分，泄漏的氢气发生了大爆炸，一切都太晚了。

其实，整个抢修工作，从一开始就有第二个方案。那就是就近抽取海水，灌进每台反应堆的外壳。这种做法，虽然不能遏止已经出现的泄漏，但能让堆芯迅速降温，减少进一步危害。不过，反应堆一旦灌进海水，就会立即报废，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务损失。吉田站长作为东电的员工，是不敢随便做这个决定的。菅直人首相也是在反复权衡之后，才下达了注入海水的命令。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是12日傍晚7点，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27个小时了。

整个12日白天，现场抢修组的工作一直是围绕1到2号反应堆展开的。毕竟，3号堆的应急电源没有被海啸破坏，还能对堆芯进行冷却。但应急电源是有使用时限的，到了12日中午，它也开始“罢工”了。本来，3号堆还有一个自动注水系统，会抽取所剩不多的淡水为堆芯降温。偏偏到了12日夜里，反应堆的水位计突然坏了。3号堆的操作员担心一下子注水太多，蒸汽会把外壳压裂，在13日凌晨自作主张关掉了注水阀。这样一来，3号堆的堆芯，温度也开始飙升了。吉田直到将近7个小时后，才发现这个新隐患。而3号堆的堆芯，和1到2号堆一样，也熔毁了。

注意了，菅直人首相在12日傍晚下达的“注水令”，针对的只是2号堆。但到了13日晚间，3号堆的新情况变得更危急了。吉田反复给东京打电话，希望把注水范围扩大到3号堆。然而，首相正在部署撤离灾民，顾不上这档事。至于东电的清水社长，他虽然回到了总部，但一整天都在会见媒体，替公司洗白，同样不去关心福岛的情况。在这种致命的耽搁下，3月14日上午11点，3号反应堆从内部爆炸了。紧接着，已经注入一部分海水的2号堆也因为设备损坏，无法再继续作业。这个时候，东电管理层居然通知首相：他们打算放弃抢修，让核电站自生自灭。

3月15日清晨5点半，已经四个晚上没怎么合眼的菅直人冲到东电总部，劈头盖脸地把清水社长和所有值班的工作人员臭骂了一顿。他插着腰怒吼道：“东电要是逃跑的话，100%会倒闭的！”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报告：处于停机状态的4号核反应堆，发生了废弃燃料棒爆炸，所有现场抢修都得停下来。到了这个时候，首相即使有再大的怨气，也无处发泄了。于是，日本政府被迫宣布：在核事故现场，只留下70名抢修人员继续值班，其余人员立即撤离。东电承诺会在48小时内，铺设一条通往福岛的应急供电线，随后重新派人去处理核泄漏问题。这条线路，实际上直到20日才贯通。中间几天，日本政府一直在派军用直升机和消防车，继续为1到3号反应堆降温，这才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讽刺的是，核事故的重要责任人、东电社长清水正孝，在3月底就称病躲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做出的最重要决定，是提前还清两年前买的豪宅的贷款，节省了一大笔利息。福岛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

好了，以上就是《堆芯熔毁》一书回顾的，福岛核事故的主要经过。在天灾和人祸双重影响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6台反应堆，有3台堆芯熔毁，1台发生燃料棒爆炸，后果极为严重。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将这起事故的破坏性评估为7级，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当。受辐射污染影响，整个福岛县共有16万居民被疏散到外地，超过1300人死于辐射造成的慢性病或者疏散过程中的失误。距离事故现场10公里的土地，一直到今天都还不适合长期居住。

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故，总该有人被追究责任吧？毕竟，根据作者大鹿先生的调查，日本政府、东电管理层和现场抢修人员，都出现了严重过失。比较起来，抢修人员因为人手不足，设备又很有限，要负的责任比较小。日本内阁混乱的决策流程和应对安排，影响就大得多了。但问题最严重的还是东电公司：管理层集体玩“失踪”的是他们，延误注水的也是他们，在3号堆爆炸后策划逃跑的还是他们。对这种毫无担当的企业，直接把负责人送上法庭，追究刑事责任，再罚一笔巨款，不算过分吧？偏偏并没有。虽然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东电集团陆续为核事故造成的房屋和土地损失支付了10万亿日元的赔偿金，也就是5000多亿人民币，但直接赔给灾民个人的，只有区区14亿日元，不到8000万人民币。东电的几位高管，更是被法庭裁定“无法预见会出现意外的海啸”，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这样儿戏的处理结果，是怎么产生的呢？大鹿先生认为，它和东电这家公司的特殊地位有关。东电是日本最早的上市企业之一，也是第一家同时经营发电、输变电和原子能业务的日本公司。“3·11”大地震发生前，它的发电设备装机容量接近5000万千瓦，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垄断了日本东部的电力供应。像这样的优质企业，在当时日本的金融市场上是有恃无恐的。不光银行追着东电，想要贷款给它，证券公司也常年在为东电兜售债券。

福岛核事故的消息刚一传出，日本的金融机构马上慌了。他们担心东电要承担巨额赔款，更担心它就此破产，这样手里的债券和没收回的贷款就会变成坏账。于是，以三井住友银行为首，东电背后的金融势力结成了同盟，千方百计为东电寻找免责的机会。偏偏日本的《原子能损害赔偿法》里还真有这么一条：如果核事故是由巨大的天灾或者社会动乱造成的，那电力公司可以免于赔偿。银行家们直接找到日本政府，亮出这个条款，要求政府帮东电渡过难关。

前面已经提到，在福岛核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日本首相菅直人对东电产生了强烈不满。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在毁灭性的核事故之后，东电居然还想一毛不拔，没门！但菅直人毕竟是政府最高首长，他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研究东电的善后问题，于是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经济产业省，也就是日本的经济部。这个部门的立场，和首相可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说法叫“下凡”，它指的是：中央部委的高级公务员，年龄超过50岁之后，如果觉得仕途无望，就会主动退休，进入大企业领取高薪。企业通过这些前官员，为自己进行游说，形成了官商结合的利益集团。电力系统在“下凡”这种现象里，尤其是重灾区。据作者大鹿先生统计，2011年时，经产省“下凡”到电力企业的高级公务员，一共有108位，其中一大半都和东电有关。经产省负责核电安全的保安院，跟东电公司的核电部门更是多年的老相识。一旦东电垮台，官员们要想再“下凡”，就少了一个去处。即使是为了这一点，他们也必须保住东电。

正是在这种复杂心理的驱使下，经产省在2011年5月公布的福岛核事故善后方案，根本不是对东电的惩罚，反而成了撑腰。按照这个方案，日本政府会成立一家壳公司，为它注入1万亿日元的资金。东电可以从这家公司借款，支付清理核事故现场、赔偿土地和受害者家属的费用，再用自己的资金慢慢归还。银行团也同意多给东电2万亿日元的贷款额度。这样一来，东电不仅不会破产，还获得了政府“输血”，可以松一口气了。而东电想出来的增加偿付能力的点子，也很离谱，就是把电费价格上调12%，用客户的钱去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称得上史无前例了。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这个时候，东电高层还觉得政府开出的条件太苛刻。经产省希望东电卖掉手里的大楼、酒店和电视台，筹集2000亿日元现金，再通过降薪在10年内削减2.5亿日元的成本。这样可以少借一点政府的钱。但东电自己制定的方案，直接把数字打了对折。东电的20位董事，也只同意降薪50%，一副已经吃了大亏的样子。

是谁给了东电这样豪横的底气呢？又是日本政治的暗流。前面已经提到，菅直人领导的执政党民主党，在日本政坛根基并不深。它在国会里，一直受到老资格大党自民党的攻讦。自民党是核电政策的长期拥护者，和东电有许多利益往来。东电的一把手胜俣恒久，就经常跟自民党党魁安倍晋三互通消息。但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核电在日本舆论场里的形象急剧恶化。菅直人不仅下令，让所有核电站停止运行，还打算出台一个能源多元化方案，彻底“废核”。这就触动了东电乃至整个电力系统的利益。要知道，在2011年的日本，核电占到全国发电量的30%。在东电的营收里，核电带来的进账更是超过1/3。他们是绝不会容忍菅直人的新方案的。东电和首相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看似高高在上的首相，东电走出了一招狠棋：他们主动找媒体爆料，把福岛核事故的责任统统推给菅直人。在当时的日本，民众虽然对福岛事件的处理很不满，但政府和东电，究竟哪一方责任更大，一般人并不清楚。而东电向媒体传递的信息，是经过歪曲和捏造的，它无中生有地宣称：3月12日白天，东电是支持向反应堆注入海水的，但被刚愎自用的菅直人耽误了。经产省的一些中级官员，也在给东电输送“炮弹”。他们匿名接受媒体采访，把菅直人在应对福岛问题时的表现说得一无是处。在野的自民党以及民主党里的其他政客，更是直接在国会“开炮”，大骂菅直人是愚弄民众的骗子。这个时候，菅直人再怎么为自己辩解，也没人肯信了。他已经走到了下台边缘。

2011年9月2日，距离福岛核事故发生还不到半年，灰头土脸的菅直人就在同僚的施压下黯然辞职。由他提出的能源多元化方案，也悄无声息地搁置了。不过，为了平息民众对电费涨价的不满，新任首相野田佳彦还是决定对东电实施“准国有化”，把尾大不掉的胜俣恒久赶出董事会。但野田的执政只持续了15个月。2012年底，拥护核电政策的自民党重新上台，“重启核电”再度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旋律，东电这个巨无霸也变得更加大而不倒。退休之后的胜俣恒久，在2017年遭到东京地方检察厅起诉，罪名是“业务过失致人死亡”。但他成功利用“天灾条款”这个漏洞，全身而退，没有坐过一天牢。反倒是指挥福岛抢险的吉田昌郎站长，因为强辐射引发了癌症，在2013年不治去世。

好了，关于大鹿靖明这本《堆芯熔毁》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作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核事故之一，“福岛”对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只是一个地名，它还承载了我们对核安全的关切和忧虑。而大鹿先生通过对亲历者的详细采访，整理出的这本《堆芯熔毁》，则把目光延伸得更远，直指日本核电产业背后的管理缺陷。菅直人政府，本来有能力制定更严格的核安全法规，任用精通技术的专家，并在天灾面前表现出政治担当。但当地震和核事故接踵来袭时，从首相到一般官员，都表现得混乱而茫然。东电管理层作为核事故的第一责任方，更是临阵脱逃，百般推卸责任。但当东电公司面临赔偿甚至破产的威胁时，它却恢复了长袖善舞的本色，充分利用日本政界的潜规则，成功存活下来。作者大鹿先生痛斥这些日本精英是“一群蠢人”，其实不完全准确。他们并不愚蠢，只是极端自私，缺少起码的公共利益观念和责任心。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所有日本国民。

我们普通人，通过这本《堆芯熔毁》，也可以获得重要的警示。日本是一个地震高发国家，东电公司对福岛核电站的运行安全，本来应当格外重视。但它的长期垄断地位，却滋生出怠惰和傲慢，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种怠惰心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避免的。另外，生活中难免会出现糟糕的意外。面对这些意外，逃避只会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能减少最终损失，并为你赢得尊重的，永远是勇气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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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作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核事故之一，“福岛”对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只是一个地名，它还承载了我们对核安全的关切和忧虑。

2. 生活中难免会出现糟糕的意外。面对这些意外，逃避只会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能减少最终损失，并为你赢得尊重的，永远是勇气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