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与文明》 哈希解读

《商贸与文明》| 哈希解读

关于作者

张笑宇，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这本《商贸与文明》是他所著的“文明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在2021年10月获得了“亚洲图书奖”的《技术与文明》，“每天听本书”曾解读过；第三部《产业与文明》尚在写作中。

关于本书

本书认为，我们人类的整个现代史，是被‘要钱’的社会而不是被‘要命’的社会开启的。一个社会要想从“要命”走到“要钱”，需要从零增长走到正增长。正增长的社会认为人本质上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由此衍生出了保护个人权利、重视交易互利的社会治理秩序。这样的秩序在书中被称为称为“正增长秩序”。

作者指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由正增长秩序拓展而来的；而在人类历史上，是商贸活动最初孕育了正增长秩序；又是商贸集团，通过漫长而坚定的斗争，捍卫了正增长秩序，并最终使它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流。

核心内容

你将听到：

为什么作者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由正增长秩序拓展而来的？

商贸活动是怎样孕育正增长秩序的？

正增长秩序是怎样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哈希。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商贸与文明》。它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社会从何而来？

在这本书的最前面，你会看到由罗振宇老师作的一个序。他说一本社科好书应该拥有一个“超级问题”的内核。所谓的超级问题，就是那种永远被追问，永远也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而这本书问的“现代社会从何而来”，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也正因为它是一个超级问题，所以我不能说，也不敢说这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我可以说的是，这本书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解释视角，这个视角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花半个小时来一起进行学习、思考。

这个解释视角，名字叫做“正增长秩序”。书中提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由正增长秩序拓展而来的；而在人类历史上，是商贸活动最初孕育了正增长秩序；又是商贸集团，通过漫长而坚定的斗争，捍卫了正增长秩序，并最终使它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这也是本书书名《商贸与文明》的由来。

这本书的作者张笑宇，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这本《商贸与文明》是他所著的“文明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在2021年10月刚刚获得了“亚洲图书奖”的《技术与文明》，“每天听本书”也曾为你解读过；第三部《产业与文明》还在写作中，尚未问世。

今天的解读，我们主要聚焦三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作者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由正增长秩序拓展而来的？第二，商贸活动是怎样孕育正增长秩序的？第三，正增长秩序是怎样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的？

下面，咱们就来一起，顺着这条观察路线，探寻“现代社会从何而来”。

要回答“现代社会从何而来”，咱们首先得弄清，“现代社会”是什么样的。

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你眼前出现的东西太多了。这也很正常，毕竟当局者迷嘛。

那我们换个视角：不现代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是不民主？不富裕？还是技术落后？可能都有。但是在这本书里，我还看见了这么三个词。

第一个词叫“饶把火”，意思是多烧点火才煮得烂；第二个词叫“不羡羊”，意思是味道比羊肉还鲜美；第三个词叫“和骨烂”，意思是肉和骨头能一起煮得熟烂。

这三个词分别是指什么食材呢？其实，它们指的，都是人。只不过，“饶把火”说的是年纪大、比较瘦的男子，“不羡羊”是少妇，“和骨烂”是小孩。

这是在吃人的原始社会里出现的词吗？不是。这是宋朝靖康年间出现的词。也就是说，是中国社会经历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大繁荣之后出现的词。

靖康年间，金国入侵，战乱四起，官兵无粮可食，于是人肉就成了储备粮，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个词，其实就是对不同类别储备粮的称呼。

这样的事并不是个例。比如，唐代“安史之乱”的时候，一个叫张巡的守将就把自己的妾杀了，分给将士来吃；黄巢之乱的时候，反叛军用磨把俘虏磨碎了当粮食。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些提醒我们的是，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一个不现代的社会，他最深刻体会到的可能不是什么不富裕、不民主，而是他可能连自己的命都做不了主。因为在当时，以人作为军粮储备，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潜在的、会被不定时激活的社会治理模型。书里对这种社会模型，有个称呼，叫“要命”模型。

不过，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想的是，这类现象，在战争频繁的年代，或许是很难避免的吧？

作者其实一开始也是类似的想法，直到发生了一件小事。

2018年9月的时候，他跟爱人一起在法国的科尔马度蜜月。科尔马是一个很美的小城，城区里遍布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比如，那里的主座教堂是13世纪建的，就连很多私宅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

但是，这其实是很奇怪的。因为科尔马所在的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可是法德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那这座小城是怎么在战火当中，完好地保存到现在的呢？

作者就去问他们住的那个公寓的主人。这是一位法国老奶奶。她说：“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历史上比较有钱，所以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的军队过来，我们就交个钱，买个平安，就好了。”

真的是这样吗？作者专门去查阅了科尔马的历史，发现，还真能对得上。1226年，科尔马被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帝国自由城市”头衔。意思是，科尔马在帝国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有法定的、能够跟皇帝谈判的能力；而这样的一种政治权利，其实是科尔马花钱买来的。所以，这还真是一笔“花钱买平安”的交易。

事实上，类似的例子不仅发生在科尔马，如果我们去一些欧洲城市，游览当地的博物馆或研究当地的地方史，会发现，这种记载很常见。作者指出，虽然，在历史课本里，那些被大书特书的，往往是一些关于摧毁和劫掠的重大事件，但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远比“花钱买平安”的频率要低得多。

明白了这件事之后，作者说，他又接连想明白了一连串事情。

首先是，这类“花钱买平安”的历史，其实反映出了跟我们刚才说的“要命”模型不同的，另一种社会治理模型。书里给它起名叫“要钱”模型。

作者指出，这两种社会治理模型的底层算法有着根本的区别，“要钱”模型的底层算法是“平民可以创造财富”，而“要命”模型的底层算法是“平民只能作为炮灰”。这两种算法的区别，在平时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一旦战争或者冲突爆发，可能就是生和死的差别。“要钱”的算法允许我们把生死问题转化为买卖问题，相当于给了你一个生的选择。

不过，在这里，作者也提醒道，我们并不能做绝对的论断，说“要钱”模型一定是优于“要命”模型的。因为“要命”模型社会在面对战争或大规模危机的时候，它的应对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因素也考虑进来，就会发现，“要钱”就比“要命”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它能够让财富在长时段内得以缓慢积累。这就能够酝酿进步，让量变渐渐积累出质变，推开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大门。

所以，关于“现代社会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书里给出的第一个重要观察就是：“我们人类的整个现代史，是被‘要钱’的社会而不是被‘要命’的社会开启的。”

那么，一个社会，怎么才能从“要命”走到“要钱”呢？

作者给出了两个重要的条件：首先，平民成为财富的源泉；第二，财富能够持续积累。

这两个条件，本质上就是让平民在社会里变得值钱了。用书里的话说，“越是认识到个人价值的社会，其实就是那些个人越值钱的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光看这两个条件的话，还是会感觉有点抽象。因为它们不是那种量化的衡量指标。

不过，书里提到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叫库兹涅茨，他提出过，现代经济的总体增长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中前两个是，人均产值高速增长，并且，这种高速增长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仔细体会这两句话，你会发现，它们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两个条件，本质上是一码事。

所以库兹涅茨的这段话，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量化的思路：如果一个社会满足那两个条件，那么最直观的、从统计数据来看，它的人均GDP应该是逐年增长的。

中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李稻葵教授，利用历史文献的数据记载，对中国从北宋到清代的GDP进行了重构。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北宋到明代，中国的人均GDP几乎一直在一条水平线上波动；再往后，到了清代，人均GDP开始逐年下降，到清代1840年，只剩下北宋980年的70%左右了。

书里把这样的，人均GDP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社会，叫作“零增长社会”。

那么，如果你是当时的人，处在这样一种宏观环境下，你对未来的预期会是什么？大概率是，明年不会比今年更好，甚至可能更糟。你也不会考虑投资某个新产业，因为在一个长期不增长的社会里，投资产业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最有投资价值的资产是什么呢？作者给出的答案，你肯定也能想到，是土地。因为拥有一方土地，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张长久的饭票，即使不能增值，也多少能保值。很自然地，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地控制更多的土地。

在古代社会，对土地最有效的控制方式是什么？

你可能也想到了，是暴力。我们在历史里最常见到的武士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统治，还有国家之间的互相争战，从本质上来看，其实都是以暴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资源分配秩序。除此之外，农民阶级的内部也经常因为争夺土地资源产生暴力冲突。

比如，明代的《义乌县志》里记载，明代嘉靖年间，一个浙江盐商经过义乌，发现当地有片山麓是个富矿，于是纠集了九十多个人，去采矿，被义乌当地的大姓豪族给发现了，双方就开始互殴。一打就是好多天，开始是几十人，然后是几百人、上千人，最后演变成了六千人的大混战。当地官府都已经控制不了了。

而且这样的事，在中国民间并不罕见。比如清朝中叶前后，南方地区的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浙江等等，普遍发生了大规模的乡族械斗。所以，这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个案，也不是战争年代才独有的社会状态。

它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当农民不断增加劳动投入、不断提升精耕细作水平，也没办法增加产出的时候，他想要更多的资源，就难免要求助于暴力。

而我们前面说的，古代社会里典型的“要命”模型，就是在国家间、阶级间以及阶级内部的这一层层的暴力秩序里生长出来的。

而梳理完前面这整个逻辑后，作者发现，“零增长”才是“要命”模型背后的那个根本原因。

这给他带来的启发就是，如果想要跳出这种“要命”模型，归根到底，要从增长入手。

前面说了，零增长社会，体现在数字上就是，人均经济产值增长停滞甚至倒退；那么与之相对的，能够持续实现人均经济产值增长的社会，在书里也有个名字，叫“正增长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能实现正增长，我们前面说的那套逻辑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作者指出，首先，土地不再是大家唯一重视的投资对象，人们可以投资产业，投资技术研发，等等，争夺的对象也由土地转向了财富；因此，人们会更倾向于把生死问题转变成买卖问题，接受“花钱买平安”这套逻辑。

更重要的，当一个人每年都能创造比头一年更多的财富的时候，他自己会对未来更有期待，在社会层面，他的生命也变得更有价值、更值得被保护。因此，在正增长社会当中，虽然暴力现象依然会存在，但是人们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意愿会大大降低。

说了这么多，其实作者想表达的就是：人类社会如果能从充斥着暴力的“零增长社会”变成允许交易、更尊重生命的“正增长社会”，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或者可以说，这是我们迈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

那么，整本书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一个社会如何才能从零增长变成正增长呢？

这就要说到书名里的这个关键词了——商贸。

其实，“商贸能带来增长”这个观点，没什么稀奇的。

我们知道，商贸活动能把人们原本各自极其有限的生活和交易空间连接起来，拓展成一个更加广袤的市场，并通过市场激活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怎么激活呢？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得很清楚，第一，规模带来需求；第二，分工带来效率。你看，在一个规模有限的社区里，一种药物可能只有三五个人需要，没什么人会愿意为这么小的需求去投资、研发、生产，但是站在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里，面对三五十万人的需求，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在一个没有分工的世界里，一个人想造一根铅笔都很难，但是在一个分工有序的市场里，500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可以在一天之内造出上万支铅笔。并且，我们都知道，商贸带来的这种秩序，并不需要人们无私奉献、相亲相爱，每个人在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的同时，就能创造共同的繁荣。

上面说的这套“商贸带来增长”的逻辑，你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即使不熟悉，也没关系，因为有一件事咱们都能看到，那就是，在古代社会里，那些实现了正增长的、最富有的地区，都是商贸最为通达之地。我们顺着作者的目光来看一看：

比如，在中国，是杭州、扬州、泉州、广州这些通商口岸；往西到两河流域，有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这些远近闻名的商贸中心；北上地中海，我们看到的是威尼斯、热那亚、米兰这些贸易起家的城邦；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从富裕的香槟地区到莱茵河流域，商贸城市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刚才提到的科尔马正是其中之一。

作者指出，在农耕文明零增长的汪洋之中，这些星星点点的商贸城市，就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正增长孤岛。进一步地，我们也能发现，在以暴力秩序为主导的古代社会里，也是这些商贸城市，孕育出了最初的、现代文明的微光。

比如，很多港口城市对外来商人采取友好政策，有的甚至允许外来民族在当地建立自治社区、当选本地官员；有些城市制定特殊的法律仲裁制度，便于商人们在当地的活动；有些城市对异教徒实行包容政策，借机吸引其投资，等等。还有，当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起源于欧洲北方商贸城市组成的“汉萨同盟”，而当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等等。

《国富国穷》的作者兰德斯曾经对这种现象，进行过一个比较清晰的总结。他是这么说的：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往往来自那些本就富庶，因而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优秀个体的价值，并给予更大回报的社会，比如港口、商贸城邦或文明中心。这也是作者希望向我们传递的观点。在研究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我们熟知的、现代社会赖以运行的思想和制度，最早都是在一些商贸活跃的地区被提出来的；只是后来才被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这些启蒙知识分子，从中提炼出了光辉灿烂的理念，成为普世价值。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句话：越是认识到个人价值的社会，就是那些个人越值钱的社会。

到这里，稍微总结一下：书里把能够持续实现人均经济产值增长的社会，称为“正增长社会”；这个社会认为人本质上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由此衍生出了保护个人权利、重视交易互利的社会治理秩序。作者把这样的秩序称为“正增长秩序”。

“正增长秩序”可以说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刚才说的所有内容，其实都是在说一件事：现代社会本质上是由正增长秩序拓展而来的，而在人类历史上，最初孕育了正增长秩序的，就是商贸。

不过，要想完整概括本书的内容，我们还得再给在这段话后面续上一句，那就是：商贸不仅孕育了正增长秩序，而且捍卫并传播了正增长秩序。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为你讲述的故事。

回忆一下，我们刚才说，现代社会本质上是由正增长秩序拓展而来的。“现代”本身是一个时间观念，所以人们往往把古今之变当作前后关系。但是这本书提醒了我们，如果我们把正增长秩序看作现代社会的内核的话，那么，古今之变就不再是前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因为，正增长秩序不是现代社会诞生之后才开始的。它早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里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星辉斑斓的正增长城市，就是它存在过的证据。

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正增长秩序在当时以零增长为主导的时代里，是绝对的少数。那么，是什么让它们广泛传播，成为今天现代社会的主流呢？

作者给出的回答是，商贸集团为了捍卫“正增长秩序”，跟暴力集团进行了漫长而坚定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目光聚焦到欧洲。因为这里是正增长秩序最终得以传播扩展的背后，那个最大的功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者的思路，来追溯一下这段交织着必然与偶然、抗争与合作的历史。

在欧洲，商贸集团为了维护正增长秩序而展开的斗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当时，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商贸城市，为了保留自己的自由权利，已经开始绞尽脑汁地跟暴力集团展开博弈了。而以帝国统治阶级为代表的暴力集团，为了扩大税源、享受更多的物质财富，也会同意对商贸集团作出一些承诺。

作者指出，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5世纪，暴力集团对于商贸集团的承诺形式，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

低级的承诺形式是允许其自治。比如，亚述帝国承诺授予推罗城一定的自治权，波斯帝国允许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有自由经商权，等等。当然，暴力集团也可以随时推翻这种承诺，所以书里称它为低级承诺形式。

更高级的承诺形式，是以法律形式，允许商人集团进入暴力集团主导的政治体系，参与权力分配。比如，波斯君王允许富商担任官职，迦太基和罗马允许商人参选公职，等等。

从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崛起，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其间的1500年，正增长社会在星星点点的商贸城邦出现，在罗马时代发展到高峰，却又在罗马帝国的衰落中瓦解崩溃。

此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这是一个农耕经济占绝对主体、零增长秩序占社会主导的时期。庄园主对农奴的暴力剥削，构成了人们对于这一时期黑暗、血腥的印象。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时代，也依然有一些沿海港口，凭借自己的地理优势，复兴成为重要的商贸都市，进而发展出了正增长的社会空间。其中一些城市开始自立议会，自定规范，自行创设一些便利于商贸活动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这些制度，他们要么跟暴力集团展开斗争，要么像我们在开头提到的中世纪小城科尔马一样，收买或依附于暴力集团。

好，到现在我们讲了两个历史时期，分别是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这1500年，以及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往后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时期。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里，出现了许多有利于交易活动以及个人权利保护的制度形式，这就是正增长秩序的最初形态。商贸集团为了维护正增长秩序，通过多种多样的路径，与暴力集团展开了博弈。

但是，作者指出，由于商贸集团的力量分散、薄弱，对于暴力集团来说，即使有时出于利益考量同意跟他们合作，却也不算是一段值得用心经营的合作关系。因此，无论选择何种路径，当时的正增长秩序，都只能在暴力秩序相对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存活。一旦暴力秩序强化，或者暴力集团执意不合作，他们苦心经营起来的正增长秩序，就会被迫土崩瓦解。

但是，进入15世纪后，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欧洲金融领域出现了大量创新突破，像复式记账法、汇票、纸币、股份制等创新的金融形式，拓展了商贸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也促进了商贸集团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引发质变。商贸集团开始拥有了把钱借给国王和政府的能力。

与此同时，一种极其有利于强化国家力量的新技术——火枪——诞生了。在这种技术的加持下，欧洲各国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胜负也越来越取决于各国的“综合实力”。

作者认为，在这两个变化的作用下，商贸集团和暴力集团的力量同时发生了扩展，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质的改变。从前是商贸集团需要收买、依附暴力集团，而现在，暴力集团也需要收买、依附商贸集团，因为国王们越来越需要商贸集团的资本实力、军事技术创新、后勤供给，等等，作为战争支持。

从本质上来看，双方这个时候已经结成了一种联盟。在这种联盟下，国王可以为商人建立保护性的制度，而商人可以为国王提供财政能力，让国王赢得对内和对外战争的胜利。

但是，对于商贸集团来说，这样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联盟还不够稳固。只有把它以政体的形式确定下来，才能保证国王不反悔、不“撕票”，商贸集团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那么，是哪个国家最先达成了这一成就呢？

你肯定已经猜到了答案——正是英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从1640年到1689年的内战、复辟和光荣革命，再到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包括内阁制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最终为商人和国家间的稳固联盟提供了政体保障。

此外，由于在光荣革命后接任英国国王的威廉三世，同时也是荷兰最高的军事领袖，于是，荷兰与英格兰成为“共主联邦”，荷兰商人将国内的信用秩序带到了英国的土地上。这样机缘巧合的历史时机，使得英国在18世纪初发生了一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英国建立起了以央行、证券交易所和长期国债机制为特征的信用体系。这为英国带来了强大的、远胜于零增长社会的财政能力支持，助力它在“第二次百年战争”中战胜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

从人类的整个现代史的视角来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以政体的形式确立了正增长秩序在一国之中的主导性地位；后来，英国18世纪初的金融革命，第一次建立起以央行、证券交易所和长期国债机制为特征的现代信用体系，从经济的角度保障了正增长秩序在国内的稳定运行。随着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以“民主”和“信用”为重要特征的正增长秩序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变成主流，也成为今天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

作者指出，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开启现代社会的“先导者”，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其中，历史的必然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当商贸集团的力量和暴力集团的力量同时发生扩展，二者就结成了一种互信联盟。但这种联盟想要稳固，需要政体的保障，也需要信用体系的支持。这是现代社会在诞生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套动作。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最先完成这套动作，一些偶然性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在书中重点提到了当时发生在英国的四个关键性偶然事件。关于这一段具体历史，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末尾的电子书，在原书第五章里探寻更多细节。

以上，就是《商贸与文明》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总结一下：

本书认为，我们人类的整个现代史，是被“要钱”的社会而不是被“要命”的社会开启的。一个社会要想从“要命”走到“要钱”，需要从零增长走到正增长。正增长的社会认为人本质上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由此衍生出了保护个人权利、重视交易互利的社会治理秩序。这样的秩序在书中被称为“正增长秩序”。

作者指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由正增长秩序拓展而来的；而在人类历史上，是商贸活动最初孕育了正增长秩序；又是商贸集团，通过漫长而坚定的斗争，捍卫了正增长秩序，并最终使它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正增长秩序”主导下的社会，也并不是全然理想、没有污点的。但是相比于围绕暴力建立的零增长秩序来说，围绕商贸利益和个人权利建立的正增长秩序，显然已经是一个莫大的进步。

也正如作者指出的，能够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正增长秩序的理想秩序，我们今天的人类也尚未建立起来。而正增长秩序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启迪是：人类文明中最大的财富就是个人。现代社会之所以能成为现代社会，是因为现代社会尊重、嘉许和捍卫个人的权利。而在这背后，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财富可以无限积累，社会可以不断进步，每个人都可以解放自己的创造力，不断推动文明的持续繁荣。这才是现代社会得以绵延成荫的最根本支撑。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你会看到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也欢迎你点击“红包分享”按钮，免费把这本书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正增长的社会认为人本质上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由此衍生出了保护个人权利、重视交易互利的“正增长秩序”。

2.  社会本质上是由正增长秩序拓展而来的；在人类历史上，是商贸活动最初孕育了正增长秩序；又是商贸集团，通过漫长而坚定的斗争，捍卫了正增长秩序，并最终使它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