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魂汉神》 朱步冲解读

《和魂汉神》|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历史学家吴伟明的《和魂汉神》，副标题是“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

对中国民间神话传说感兴趣的朋友，估计都听说过“八仙过海”的故事。而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这本书，研究的，正是一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八仙过海”：意思就是，随着中日两国间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持续深入，很多中国民间信奉崇拜的神灵，也东渡日本，并且顺利扎根，成为日本民间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作者吴伟明，是中国香港大学日本研究学系教授，专研中日文化交流史。他在本书序言中说，撰写这样一本研究著作的动力，是基于自己在日本游历，访学时萌发的兴趣：传说中受命出海，寻求仙药的方士徐福，变成了日本沿海地区的守护神；而中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神灵伏羲，大禹也在日本民间被崇拜，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吴伟明发现，中国民间信仰从12世纪初，至17世纪初，已经陆续传入日本，而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迎来黄金时代，这种宗教信仰上的融合也迎来了高峰。

直到今天，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烙印，在日本民俗文化中，依旧清晰可见。在日本各地的庙宇里，依旧供奉着关羽、钟馗、妈祖等来自中国的神仙，也被称为“汉神”；他们的故事，也一再被写入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搬上舞台；不过，这些外来神仙的形态，职能乃至背景故事，已经不同程度地本土化了。作者吴伟明，就形象地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和魂汉神”，这也算是本书书名的来历。

吴伟明在本书一开头就说，宗教信仰的传播和演变，是观察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有趣切入点。早在距今大约1700年前，随着中国逐渐向周边国家地区系统输出文化与技术，增强经济与政治交流，东亚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归所说的那样，当时的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有四大共同元素：汉字、儒学、律令制国家体系，以及宗教。

然而，日本无疑是东亚“汉字文化圈”里，最具个性的一个成员。对待中国文化，日本在吸收的同时，都会做出改造和调整，以便配合日本的政治社会现实，作为对日本传统价值观和本土文化的增强和补充。所以，来自中国的历史人物、鬼神精怪、概念，甚至语言词汇，都会被日本在引进之后，赋予更多的内涵，或者做出全新的解读。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读完这本薄薄的小书，相信你一定会对一年多年来，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互动模式，以及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产生更深刻、丰富的理解。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中日两国融入“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大背景，以及中日两国文化上的兼容性，如何反映在宗教信仰领域。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随着作者吴伟明的讲述，来具体看看伏羲、神农、关羽、钟馗等中国民间神灵，是如何扎根日本民间，并且被重新改造为日本本土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的。

一说到古代的中日交流，可能大家想到的，是隋唐时代，日本多次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前来中国系统学习引进各类技术、商品、书籍，甚至典章制度等等。但实际上，从宋代到明代，由于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不断发达，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往来，就攀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峰。

中日之间的海洋贸易，被称为“唐船贸易”。由于德川幕府时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与荷兰商船，只留长崎一个港口开放 ，所以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船，都把货物先运送到长崎，与当地德川幕府指定的进口代理商，叫“唐方”来进行贸易，而“唐方”为了应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商船，也必须雇佣在日本定居的中国移民来处理沟通翻译和事务性工作，这些翻译被称为“唐通事”。

日本出口到中国的，除了铸造货币急需的铜，还有海参、鲍鱼、鱼翅等高端海产食品，以及雨伞、纸扇、刀剑等手工业商品，而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主要有药材、瓷器、丝绸、砂糖等副食品。1800年12月，有一艘从浙江乍浦出发，原本驶往长崎的“唐船”，叫“万胜号”，因为遇到风暴，漂流到日本静冈县附近搁浅，船上装载的货物，居然有将近70吨，包括药材、砂糖、水晶、染料等等。中日之间海洋贸易的兴盛，可见一斑。

在长期的中日交流中，来自中国的各类书籍经典，也随着其他技术和商品，持续输入到日本。由于汉字是当时东亚地区的通用语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取向、价值观，以及浩繁的人物典故，都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入日本等周边国家，而宗教信仰，也是中国文化输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中日两国虽然在文化特质上截然不同，但在宗教信仰领域，却拥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得到听书曾经解读过许倬云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书中说，中国传统宗教的一个特征，则是世俗化，不仅各种自然力量会被人格化体现为神仙，历代帝王名人、忠臣良将，也会被民间封为神灵。这既是中国人惯用的感恩情绪在推动，也是盼望这些人对苍生的贡献，可以持续长存。同时，神仙的功能性设定，也非常具体，必须要照顾到日常生产起居中琐碎的方方面面：比如专门保佑远航水手的妈祖、伏魔捉鬼的钟馗等等。

巧合的是，中国这种世俗化的宗教信仰崇拜，和日本传统精神里的“万物有灵论”，十分契合。所谓“万物有灵”，说白了就是，古代日本人相信，自然界中万事万物，从山川河流，到动物植物，甚至人间的建筑器物，都可能成为人格化的神灵。而一些生前作恶多端或者含冤而死的人，死后会变成厉鬼或者怨灵，危害人间。人类要想平平安安，就要和它们搞好关系。

在我们解读过的《发现阴阳道》里，曾经提到过，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和相应的占卜、相面、巫术等等，从六世纪开始，传入日本，被天皇朝廷和宫廷贵族看重，所以间接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在日本的普及。

早在佛教进入日本的同期，这些林林总总的中国神仙，也进入了日本，被统一称为“汉神”。

早期被引入日本的中国神明，就有来自中国上古神话的伏羲、神农和大禹。原来，自从公元8世纪奈良时代起，来自中国的儒家经典就逐渐进入日本，由于日本当时也跟随中国，认为中国上古时代，是治理良好、圣人辈出的理想时代，所以伏羲、神农和大禹也被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所崇拜。为了让日本普通民众能够顺利接受这三位外来的大神，日本当时的儒学家、佛教高僧和贵族公卿费了不少脑筋，宣传的调子不外乎两种，一是利用儒学“天下一家”的精神，淡化这三位神仙身上的中国本土色彩，强调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祖先。

另一种宣传口径，是强调，他们和日本本土的神仙，其实是一家人。其实早在奈良时代，为了把经中国传入的印度佛教本土化，日本佛教僧侣就吸取了东晋时期，一位中国高僧，“僧肇”的理论。僧肇提出一个什么理论呢？就叫“本地垂迹”； 就是说，佛教中的神明，也就是各位佛祖和菩萨，为了普度众生，早就分出了很多化身，前往印度之外的各个国家、地区。这些化身到了目的地之后，为了搞好本土化，吸引当地老百姓来听自己的宣教，就以当地人熟悉的本土神仙面目出现：比如，日本神道教的最高神，天照大神，就变成了佛教里大日如来，在日本列岛上的分身。

所以，当看到中国来的鬼神之后，日本人就灵机一动，说，也可以套用这个“本地垂迹”理论，把这些中国神仙，也收编进佛教和神道教的神仙系统里，比如日本的僧侣就说，伏羲和女娲，就是佛教中的两位菩萨，宝应声菩萨和吉祥菩萨的化身；而神农呢？因为他勇尝百草，首创了医学，所以就被中国佛教僧侣，称为药师如来佛的化身，这个观念，也被日本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这样一来，日本的民间宗教信仰，就出现了一种三教合一，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的局面：比如在日本至今还被信仰崇拜的“七福神”，就包括三位来自中国的神仙，三位佛教菩萨和一位日本本土神仙。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一些日本历史和文化学者就总结说了，奈良时代，日本的自我定位，是东亚的偏僻边陲地区，困难户。从整个东亚地区来看，经济文化中心是唐代中国，宗教信仰的中心是印度；佛教寺院的金碧辉煌、佛教经典的博大精深、佛像的精雕细琢，以及佛教做法事的宏大排场，加在一起，让简陋的日本神道教自惭形秽。所以，让日本神道教、印度的佛教，和来自中国的民间信仰合流，也算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不过，对于一般日本老百姓而言，崇拜神明，信仰宗教的理由很直接，就是趋吉避凶、祈福消灾，这一点和中国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不同；前面我们说过，日本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万物有灵。所以在中国民间宗教鬼神信仰进入日本之前，日本本土已经有了大量属于本土宗教，叫神道教的守护神；所以，日本老百姓，在看到这些漂洋过海而来，功能都特别具体的中国神仙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眼熟！可以拿现成的本土神仙模板来套。所以，中国来的神仙，能不能打动日本老百姓，其实就靠两个简单粗暴的指标来衡量：第一，专业是不是对口，也就是这位大神是不是负责保佑自己所从事的行当，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第二，就是灵验不灵验，这个就要看老百姓民间流传的口碑。当然了，名人效应对口碑影响比较大，就像今天的IP拉动流量：比如对关羽的崇拜，就因为十七世纪，《三国演义》故事在日本民间的流行，而进一步兴盛。

中国民间鬼神被日本老百姓接纳并信奉，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作者吴伟明就说，首先，是在日本本土的庙宇里和功能、身份相近的日本神明一起被膜拜祭祀，甚至被认为是同一个神仙的两个分身。 其次，是被日本老百姓加上了全新的身份、背景故事或者职能，比如中国的伏羲，到了日本，还变成了忍术、茶道、兵学的始祖和保护神。第三，这些外来的神仙，还会被日本人编进自己的民间文艺作品，如小说、浮世绘、能乐剧或者木偶剧里。

刚才，我们顺着本书作者吴伟明的思路，为你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会在来到日本后，被无缝接纳的历史文化原因。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几个生动的案例，来看看，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中国神仙，到日本后，它们的形象、职能发生了哪些有趣的变化，对日本本地民间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精神，起了哪些潜移默化的改变作用。

首先出场的，是我们在上一部分中提到的伏羲、神农和大禹。值得注意的是，在咱们中国民间，伏羲的形象、地位和功能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变发展的。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传说，就是伏羲画八卦，所以就被尊为发明易学、天文占星的圣人。对伏羲的崇拜，首先发源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黄河流域，再逐渐随着华夏文明与中国版图的扩展而传播。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伏羲已经是身份横跨儒教、道教、佛教三大信仰的神仙：在儒家信仰中，他是羲皇，所谓“三皇五帝”中的一位；在佛教中，伏羲是宝应声菩萨的分身，而在道教中，伏羲是大家熟悉的“东王公”。

虽然伏羲的事迹，早早随着儒家经典在东亚的传播，进入日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伏羲还只是一个古代圣人和明君的形象，也只有爱好儒学的贵族和学者，对伏羲比较推崇；日本民间老百姓也没有把伏羲当神仙。比如，公元840年，日本的仁明天皇，就下过一道圣旨，说，因为天灾，决定减免老百姓的税收和劳役，理由是，中国上古的明君，伏羲、神农就是这样体恤人民的。在12世纪，日本有个高僧叫静宪，也用伏羲的典故来劝诫当时的后白河天皇，说您不要沉迷游乐宴会，因为即使是伏羲这样的圣人，尚且时不时要探查民情，知民间疾苦。

到了17世纪，德川幕府时代，随着战乱的结束，日本社会进入一个较为长期的安定时期，经济文化繁荣，再加上幕府极端提倡儒学，所以作为儒家尊崇的伏羲，就被日本当时的一些学者，甚至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拿出来给自己背书。

由于伏羲属于上古神话人物，所以各种经典里对他的记载篇幅有限，比较零碎，所以这也正好给了日本人足够的想象空间，可以放手加以演绎，加上各种各样的职能 ：比如一些兵法家，就说，伏羲首创的易学，对用兵之道，有指导性的作用，所以伏羲是兵法的始祖；甚至做日本料理的师傅也说，伏羲是料理界的始祖，保护神，因为上古时候，伏羲教大家祭祀神明和先祖，而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把珍贵的家用牲畜宰杀，再烹饪，作为合格的祭品，在这个过程中，料理和烹饪技术就被伏羲发明、改良。

比起伏羲，大禹和神农在日本民间，显得就比较“用户下沉”，在下层社会里，对他们的崇拜就比较普遍。这是为什么呢？用咱们今天互联网产业的话来说，因为这两位大神行使的职能，都是普通人的“刚需”：大家知道，在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部药典，《神农本草经》，作者被假托为神农本人。在唐代，这本药典就传入了日本，被广泛引用，比如日本天皇宫廷内的御用医药机构，叫典药寮，就把《神农本草经》当作基础教材。

由于神农在中日两国，都被当作药神来崇拜，而身体健康、祛病长寿又是普通人的普遍愿望，所以到了德川幕府时代，神农就变成了医生和药材商普遍供奉的保护神。很多汉方药，也就是日本本土化的中药，在给药丸取名的时候，都会加上神农两个字，像什么“神农解毒丸”“神农感应丸”之类；因为这样叫，会让前来求医问药的老百姓觉得，这药肯定有疗效。

不仅如此，在日本著名的商业城市大阪，有一个药材商铺云集的商区，叫道修町；1780年，在这里做买卖的药材商人，就集资建了一座神社，把神农和日本自己的药神，叫少彦命名，一起来祭祀，并且还说，这两位药神，实际上是互为彼此的分身。有了这样的新人设，于是神农的职责又扩大了，他和少彦命名一样，同时还兼职当上了保佑酿酒工匠和温泉的神仙。 所以，如果大家去日本旅游，就会在一些温泉旅馆里，看到神农的塑像或者画像。

同时，在普通日本老百姓家里，常常也会挂一幅神农画像，因为神农有祛病消灾的法力，可以保佑全家人不得传染病。甚至，德川幕府的将军，也把神农请进了自己家的神社进行供奉，希望他保佑自己的统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禹。大禹身上的光环有两个，一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明君，第二就是曾经成功治理洪水，造福万民。而日本，恰恰是一个河川纵横，地形复杂，洪灾等自然灾害频繁的地方，所以日本民间对大禹的崇拜，也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刚需”。

比如，日本京都附近的著名河流，鸭川，在1288年发过一次大洪水，把桥梁都冲走了，根据民间传说，正当负责防洪的官员惊慌失措的时候，鸭川当地的地藏菩萨，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国土地城隍一样的神仙，就化身为一个和尚上门，对他说，要想杜绝洪水，就应该在鸭川的东岸给大禹修一座庙。 于是洪水之后，当时统治日本的镰仓幕府就下令，重新修桥的同时，在旁边修一座禹王庙，用来震慑河流，不再发水。所以，古代日本历代政府，就开始陆续在容易泛滥决堤的河流边，修大禹庙，或者立一块禹王碑。一来是祈求大禹显灵，制止洪灾，二来是彰显自己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的功绩：比如，在赞岐国，也就是今天的日本香川县，曾经有一条泛滥的河流，叫香东川。17世纪初，德川幕府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个日本著名的水利工程师，叫西岛八兵卫，他花了13年时间，完成了香东川水利工程的建设。于是，西岛就在河畔立了一块刻有大禹名字的石碑，他自己，也被当地百姓尊称为“赞岐国的大禹”。

另外，日本宫廷中负责占卜、祭祀、施法的神职人员，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阴阳师”，他们有一种驱魔消灾的仪式，叫“禹步”，大禹的禹，步伐的步，就是模仿大禹走路的样子。“禹步”，据说为大禹本人创立，是大禹在治水祭典上向鬼神祈祷的仪式，后来被中国道家引入，发扬光大，又传到了日本。具体来说，“禹步”就是要施法者按照一定的步伐和节奏，朝着既定的方向一边念咒，一边按照天空中遁甲九星连接的轨迹走动九步，用来驱逐恶鬼。根据日本典籍记载，历史上第一个实施过“禹步”仪式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阴阳师安倍晴明。

不仅如此，在日本各地，大概在四月春天的时候，还会举办民间祭典，祭祀大禹。逐渐地，大禹就成为日本民众心目中最灵验的治水神。到了18世纪之后，日本著名的绘画艺术“浮世绘”流行之后，“大禹战蛟龙”这个来自中国的神话故事，也成为历代浮世绘画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只不过，大禹的形象、衣着与兵器，已经转变为当时流行的日本武士形象，与刚刚传入日本时，相去甚远。

好了，接下来出场的两位东渡日本的神仙，无论在他们的故乡中国，还是日本，就比较广为人知。他们，分别是武圣关羽和捉鬼的判官钟馗。

关羽的形象，是在魏晋之后的民间艺术创作中，一点点丰富起来，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历史人物，变成了神灵，以及武勇和忠义的化身。其中的具体过程，得到听书曾经专门解读过一本《关羽》，在此就不再赘述。总之，在诸多戏曲、民间传说和评书话本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三国演义》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兴盛，在14世纪中后期，流传到了日本。

关羽的武艺高超，对主君刘备忠心不二；这两个特征，和日本武士阶层的守则纲领“武士道”的宗旨，非常契合，再加上在中国本土，关羽已经成为佛教里的护法神，所以当时在日本，最先把关羽当作偶像和神灵来崇拜的，就是封建武士阶层。在14世纪，日本国内也发生过一次长时间的内战，史称南北朝时期，最终，北朝武将足利尊氏统一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当时民间就有传说，说足利尊氏上阵打仗的时候，在自己的军营里就悬挂关羽的画像，结果真的引来神灵关羽助战。而在取得胜利返回京都后，足利尊氏还请了许多画家，来给自己画肖像，描绘自己凯旋的英姿，这些画家也纷纷把足利尊氏的形象往关羽身上靠：全身披挂，手持大刀，身骑骏马。

德川幕府建立后，随着中日两国贸易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常驻长崎港，更有部分移民从中国渡海而来，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国东南沿海故乡的建筑、土特产，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作者就考证说，长崎城里，中国海商和移民就建了很多寺庙，寺庙里供的是什么神仙呢？首先是保佑水手出入平安，避开风浪的妈祖，其次就是关羽，因为这个时候关羽在中国本土已经当上了财神，而在平安抵达异国他乡后，能够通过贸易发财致富，是这些中国商人和移民的共同愿望。

经过中国商人和移民这么一宣传，来长崎做买卖的日本老百姓也逐渐觉得，关羽这个神仙，一专多能，神通广大；所以对于关羽的信奉，就逐渐从长崎，扩散到日本各地。很多高僧在自己开山建寺的时候，都会隆重地给关老爷修一间专门的殿堂，从中国本土请一尊关羽像放在里面供着，很多日本老百姓还学会了中国的求签习俗，都说，关帝庙里的签，特别灵验。

关羽在日本民间的热度，还体现在各类文艺作品对他的改编和描写里。在日本特色的绘画“浮世绘”、歌舞伎舞台剧，以及被称为“净琉璃”的木偶剧里，以关羽为主角，三国为背景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主题大多都是彰显关羽的勇武，比如刮骨疗毒、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等。 甚至，当时的日本市民情色文学，也要把关羽写进作品，改造为女人无法抗拒的情圣男主角，把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传奇，改编为关羽夜宿花街柳巷，一夜连续约会五大花魁名妓的艳遇故事。

不仅是民间老百姓，日本的精英阶级，也对关羽崇拜有加，但崇拜的点，主要是他恪守儒家的道德宗旨。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文学界一共出现过几百首歌颂关羽勇武、忠心、遵守儒家思想的汉文诗歌。当时有个大阪儒学家，兼文学家中井竹山，由于生日和关羽的诞辰在同一天，非常引以为傲，于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同关子”；他还请人给自己刻了一枚私人印章，用来做自己书信和书画作品的落款，上面是四个字“髯公同物”。简单四个字，蕴含了中井的自我期许和激励：翻译过来就是，以这枚印章，提醒自己，时刻要学习偶像美髯公关羽的言行和为人。

最后，我们来看下面目狰狞、主管捉鬼的钟馗。在中国道教信仰里，关羽、钟馗和真武大帝，被并称为“三大伏魔帝君”。作者吴伟明分析说，钟馗形象和传说引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平安时代末期，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各种灾害和灵异事件不断出现，而钟馗的人设，正好是捉鬼驱魔，所以钟馗崇拜，首先在日本民间流行开来。到了室町幕府时代，也就是公元14到16世纪，各种流行疾病又在日本横行，尤其是致命的天花；于是钟馗又被日本老百姓安上了祛病辟邪、防治天花的功能，还被当作是日本神道教大神素盏鸣尊的分身。当时，日本的民间艺人甚至还创作了一出能乐剧，剧情结合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钟馗捉鬼故事：说杨贵妃忽然得了重病，唐玄宗急得一筹莫展，结果钟馗显灵，斩杀了附体杨贵妃的恶鬼。

在16至17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很多信奉佛教的战国武将，为了彰显自己的武勇，震慑敌人，纷纷在军旗和铠甲外罩的战袍上绘制钟馗的形象，甚至模仿神像和绘画中的钟馗，留起了浓密蓬松的络腮大胡子。这种大胡子，就被称为“钟馗髭”，一直流行到德川幕府时代。

直到今天，在日本各地许多民间祭典活动中，都有钟馗的身影。在祭典游行中，民众会推着载有巨大钟馗塑像的花车游街，同时还会上演舞剧“钟馗捉鬼”，钟馗画像也在被当作门神，贴在民居的大门口。

好了，这本《和魂汉神》的基本内容，说到这里就介绍得差不多了。本书虽然是一部学术巨作，但是作者吴伟明在写作中，不仅参考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还踏访了日本各地的庙宇神社，亲身体验了中国民间宗教对于当地民众信仰和风俗的影响，收集了许多传说和民间逸闻趣事，所以本书读起来让人感觉是深入浅出，饶有风趣。

在本书中，作者吴伟明提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漂洋过海，在日本落地生根，首先要归功于两国持续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建构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在东亚，中国长期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不仅持续向外输出各类产品、技术与制度，也让中国文化的精神，演化为东亚地区共有的价值文化。

中日两国交流早期，日本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属于积极输入方，努力接受中国传入的技术、文化、商品、制度等成果，既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算是积极融入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表态，和文化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其次，古代中日两国，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高度趋同性，也让日本在接受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抵触与障碍。无论是妈祖、关羽还是钟馗，他们身上高度人格化，和现实具体化的职能，都与日本本土宗教里的各路神灵高度相似，从而迅速融入日本社会的信仰系统。同时，强调注重自身文化特性的日本，又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各路神仙，进行了长期的改造，赋予了他们本土化的形象、背景和故事传说。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文化在不同地区、民族、文明之间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改写与再创作的过程。每一批传播者，都会根据自己民族与文化的审美与价值取向，对这些文化结晶中的叙事细节，以及形象设定进行修改、补充，甚至二次创作。所以说，文明，如同一条浩瀚、永远在变化的河流；而沿途每一条支流都在汇入后，为它增添了不同的生命力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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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文化在不同地区、民族、文明之间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改写与再创作的过程。

2. 文明，如同一条浩瀚、永远在变化的河流；而沿途每一条支流都在汇入后，为它增添了不同的生命力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