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裴鹏程解读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甚至不需要加“之一”两个字。他为后世留下的《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三千年的历史，而且开创了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古代修史传统。除了在史学领域有极高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古至今，人们对《史记》进行了各个维度的研究。今天这本《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关键词是“记忆”。
本书作者是历史作家刘勃，他曾写出像《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这样既叫好又叫卖的作品。翻开这本《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你会发现，作者并不打算系统解读《史记》的内容，也不打算全面介绍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而是从《史记》的叙述之中，尝试还原司马迁的处境，捕捉司马迁的情绪，理解他对许多事件的视角。而这些信息，都与“记忆”这个词有关。作者认为，《史记》正是一部有关司马迁“记忆”的作品。这个“记忆”包含了很多内容：司马迁回望过去，这份“记忆”包含继承父辈的修史遗志，振兴“太史令”这个古老职业，精进编修史书的工作技艺；司马迁站在当下，这份“记忆”还包括参与伟大时代的历史进程，记录游学四方的所见所闻，抒发对社会现实的所感所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是司马迁对“记忆”在时间、空间、精神维度的整合。
了解司马迁的记忆，不只是在深入理解《史记》这部伟大作品，还是在侧面观察汉武帝这位千古帝王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找到一个答案：中国人独有的对历史的热情是怎么来的？
下面，我们将紧紧把握“记忆”这个线索，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讲过去父辈的记忆如何影响司马迁。也就是为什么写《史记》？第二部分讲时代给司马迁带来什么记忆，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如何写《史记》？第三部分，看司马迁留给后世的记忆。也就是《史记》给后世带来什么价值？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常见的解释是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工作职责是掌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并不负责史书编写。不过，司马谈有个心愿，希望能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但突然到来的疾病和死亡中止了这个计划。于是，作为儿子，司马迁代替父亲完成了愿望。
为什么司马迁要坚定地遵照父亲的遗愿，不惜忍受宫刑，耗费一生时间也不放弃呢？
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司马迁子承父业。既然别无选择，不如把事情做到极致。请注意，汉代的太史令，并不是一个世袭的职位，司马迁并不是天生就只能当太史令 。
要破解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的修史之谜，我们需要回到一个重要的年份，公元前110年，这是汉武帝在位的第31年，这一年，汉武帝更改年号为“元封”。 在古代，更改年号意味着大事发生。所谓的大事，是指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当古代统治者治理天下，成绩特别出色的时候，会通过封禅仪式向上天汇报工作。汉武帝新年号“元封”的“封”就是封禅之意。
封禅不是一个单独的仪式，而是连续很多天的一整套典礼。皇帝在泰山祭天之前，先要祭祀无数山川鬼神。流程如此烦琐，不是随便找个官员就能组织起来的，而需要庞大的学术团队做支撑。封禅典礼与天文、祭祀有关，在汉代属于太史令的职责范畴。因此司马谈有幸参与了典礼的策划筹备。
但就在祭祀完嵩山后，皇帝没有继续带司马谈前往泰山。司马谈是封禅仪式的学术顾问，为什么会被中途留下来呢？作者提到两种解释：一种是司马谈对封禅方式的主张与汉武帝意见不合，因此被逐出了随行队伍；一种是因为他生病，汉武帝不愿意让病人参加这样盛大的典礼。
无论原因是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最终的封禅大典。这样巨大的失落使司马谈身染重病。好在，出使西南的儿子司马迁提前回来了，父子俩得以见了最后一面。临终前，司马谈没有要求儿子多陪陪自己，而是叮嘱了他两件事情：第一，离开自己，追上皇帝的队伍参加泰山封禅；第二，日后写一部伟大的史书。
司马谈在弥留之际跟儿子谈起了孔子。为什么孔子能成为无数学者心中的偶像呢？司马谈认为，这是因为他编写了史书。编写史书对本人来说，能深度参与时代的进程；对后人来说，能将重要的历史流传到后世，这是孔子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不过，孔子作《春秋》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有四百多年了。这四百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不仅没有新的史书诞生，连旧的官方记录也流散失传了。
而现在，也就是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公元前110年，是编写史书的最佳时机，作者提到，这是汉朝的极盛之年。 以前，农耕地区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但这时的汉朝已经全面压制了北方的匈奴。汉武帝亲自巡视边境，派出两路大军深入匈奴腹地，却看不到一个匈奴人。于是，汉武帝派遣使者找到匈奴单于并带话：“南越王的头颅，已经悬挂于汉朝皇宫。如今，如果单于准备前来与汉朝交战，天子将亲自带兵在边境上迎战。单于如果没有一战的勇气，就南下来做汉朝的臣子吧。何必逃那么远，躲在大漠以北的寒苦之地呢？” 在过去，这番话足以让脾气暴躁的单于杀掉使者，但如今的单于，既不敢杀害使者，也不敢前去应战。这时的中原王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边境安定。
除了边境的安定，大汉天空下的土地也真正实现了一统。秦始皇认为自己“德过三皇，功高五帝”，而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疆域面积，早已远远超过秦朝。虽然这些土地理论上还分成朝廷直接管理的郡县和属于诸侯王的国，但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区别。诸侯王曾搞出“七国之乱”，结果惨败收场。此后，汉武帝的诏令没有人敢不听从。
司马谈出生在汉文帝时期，司马迁出生在汉景帝时期，文帝、景帝的统治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这是汉代最幸福的日子。 司马迁长大后曾经游历全国，这更加深了心中“统一”的印象。因为，假如汉朝没有大一统，他不可能平安旅行那么久。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之所以有志于写一部史书，正是因为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代。
回顾中国古代史，一个新的时代开启后，国家往往会做一件事情，这就是为前朝修史。比如，唐朝建立，正式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分裂时期，唐太宗就组织人手，把晋朝到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编纂成八部史书，这就是著名的“唐修八史”。
但我们想一下，只是时代好，就一定能诞生好作品吗？《史记》显然不是一部任务式的平庸作品。所以，只讨论时代因素，不足以解答我们心中对司马迁伟大成就的困惑。
答案或许隐藏在两个词中：“太史公”和“太史令”。
父亲过世三年后，司马迁凭借出色的学识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这是当初父亲曾经担任的官职。但你是否发现，《史记》中司马迁自序的那篇文章名为《太史公自序》，并不是《太史令自序》。《史记》这部书最初的名称是《太史公书》，并不是《太史令书》。
“太史令”和“太史公”的区别是什么呢？
从字面上看，两者的差别在“公”和“令”这两个字上。“令”的含义之一是：某个工作的主管官员，比如县令、尚书令。“太史令”也一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汉代的“太史令”是个小官，职责是管理图籍，观察星象天文，另外也做一些记录历史的事情，但主要是记录近几十年的事情，不需要著书立说，更不需要耗费心血写一部贯穿千年的鸿篇巨制。
说完“太史令”，再看“太史公”。查阅有关汉代四百年的历史记录，并不能查到一个叫“太史公”的正式官职名称。在古代，“公”是第一等贵族。管理图书、记录历史的“太史”，怎么可能获得“公”那么高的地位呢？
显然，“太史公”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历史事实，这其实是司马谈父子的自我期许。
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自己的家族历史。其中第一段就说，司马氏曾经负责管理周王室的历史典籍。
在西周，史官的地位非常崇高。因为，“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记忆”，史官的职责便是掌管“记忆”，掌管记录前人“经验”的文书。在书写工具并不普及的时代，掌握“记忆”便意味着保管着国家存亡的经验，这些经验能直接服务于君主的统治。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史”这个工作，可以加上“公”这个耀眼的尊号。
既然史官很重要，为什么到汉代，史官却沦落为没什么影响力的小官呢？
西周时期史官的地位的确很崇高。但进入春秋以后，社会变动越来越剧烈，政治家们发现，过去的经验对当下政治的参考价值越来越小，甚至会成为一种束缚。从此以后，史官被逐渐边缘化。
阅读《太史公自序》你会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的祖辈们不再担任史官，而是去做了更多能获得实际成果的工作。比如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是秦国大将，多次重创楚国，战功赫赫。六世祖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副手，参加了长平之战。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担任“铁官”，掌管铁这种战略物资。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高祖时期做过长安城的“市长”，负责管理长安城的商业活动。祖父司马喜的爵位是“五大夫”。“五大夫”在汉代是九级爵，普通人奋斗一生也就八级爵。不过，司马喜虽然有爵位，却没有实际职务。作者认为，司马家族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落的风险。
司马谈父子回顾着家族史，眼睁睁看着史官工作不断被边缘化，家族影响力不断减弱。父子俩还有实现抱负的机会吗？
好在，汉武帝时代创造了一个契机。汉武帝时期推崇儒术，古老的史官工作重新被人注意到了。有的人甚至宣称，在一些仪式性场合，太史令的位次应该在丞相之上。于是，一些人在“太史”这个官职名称的后面加了“公”这个美化语。 正如我们今天也会用“公”或“老”来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一样。
而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恰好担任了太史令，司马家族的命运迎来了转机。作者认为，司马谈是个政治素养很高的人，他的内心有很大抱负，即使是在区区“太史令”这方寸之间，也要干出一番事业。比如他抓住机会深度参与了封禅活动。但真正能让史官留名青史的，不是策划一次活动，而是编修一部旷世巨著。这部著作蕴含着伟大的治国之道，既能影响当代统治者，还将流传千古，影响后世。 一团熊熊烈火在司马谈胸中燃起。
修史最大的挑战不是耗费时间，而是搜集大量素材。前面提到，孔子以来的四百年间，官方没有修过史，而且各地的史料零落不堪，这就需要一点一点搜罗整理。这不只是个体力活，还是个烧钱的事。从全国各地找材料，旅途经费从哪儿来呢？
司马谈敏锐地抓住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什么叫盛世？国土空前辽阔、国力空前强盛还不够，思想学术领域也要空前繁荣。于是，司马谈巧妙地把个人修史的冲动，变成了国家级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借这个机会为儿子争取到了旅行经费。
你看，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之所以要编修历史，有一个深刻的动机，这就是激活家族记忆和修史传统，把修史的工作做到极致，让“太史”这个古老的身份焕发生机。
到这儿，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封禅大典，竟然会一病不起；为什么司马谈在去世前要反复叮嘱司马迁不要管自己，而是要追上汉武帝的队伍。因为，司马迁要做的，不只是追上封禅的队伍，更是要乘着时代的风，实现两代人的抱负。
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接下来，司马迁应该如何完成这部史书呢？
对于怎么写这部史书，父亲司马谈已经有了基本的想法。大原则是要完全呼应儒家正统，从儒家主张的尧帝开始写，并以汉武帝封禅这个历史的高潮作为结尾。
之所以要按照儒家的模式，有两个原因。第一，重视史官的理论依据是儒家的主张，修史这个行为也是学习孔子的，呼应儒家正统才能逻辑自洽。第二，汉武帝独尊儒术，任何文化活动都要顺应时代风潮。
不过，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并不是司马谈预设的那样。时间的上下限都被打破了。司马迁把能记录的历史都记录了下来，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武帝封禅后，并没落实父亲的建议。
另外，最初父子俩决定写史书，契机是处在一个伟大时代。按理说，史书应该以颂扬时代为主。但司马迁常常在文章中发表评论，夹带私货，后来甚至惹得汉武帝毁掉了部分作品。
司马迁不是要恢复传统吗，为什么实际工作中充满了个性呢？
其实，司马迁复兴传统，学习孔子编著《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体现周公以来的道统，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历史，更要承继历史写作的核心精神。
《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在司马迁心中，他真正要传承的其实是“春秋笔法”，也就是孔子编著《春秋》时坚持的褒贬精神。
司马迁在筛选史料时，一直都关注着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像《春秋》一样，微言大义，针砭时弊。
比如，司马迁在记录“封禅”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体现得很明显。
《史记》中有一篇是《封禅书》。其中记载，“封禅”这个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的，即使汉武帝做了空前绝后的贡献，大典也需要等上天释放肯定的信号后，才能举行。什么叫上天释放肯定的信号呢？说白了就是天降祥瑞。一些人看懂了皇帝的需求，便人为地制造祥瑞。有人说自己发现了上古时期的大鼎。传说大禹曾铸造九鼎，象征天下九州。一百多年前秦始皇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凑齐，现在失落的大鼎，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这充分说明汉武帝是一位圣明的君王。
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地演戏，司马迁却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并将此类闹剧记录下来，一点点戳破汉武帝的小心思。
在封禅大典举行前，负责策划活动的儒生和方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儒生认为，封禅的目的是向上天汇报盛世；方士认为，皇帝应该借这个机会祈求长生。
双方吵来吵去，汉武帝看不下去了，以政治家的魄力解决了学术争论。最终是这样行动的，封禅典礼分为公开和秘密两部分。公开的部分，汉武帝十分谦卑，说自己战战兢兢，实在是承受不起封禅大典，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大赦天下，慰问孤寡老人，给泰山附近地区减免租税。另外还有秘密的部分，汉武帝带着自己的宠臣悄悄登上山顶，过了一夜才下山，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知道了。人们只知道，跟他一起上山的那位宠臣，下山后第二天就死了。后人猜想，这是因为那天晚上，许多征兆显得上天更喜欢那位宠臣，而不是汉武帝。这引起了汉武帝的猜忌。
回到司马迁，他对封禅的情绪很复杂。和其他读书人一样，司马迁也相信封禅是一件盛事，但他看不惯封禅过程中的种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封禅的意义在于为天下人祈福，而不是皇帝个人追求长生。
像《封禅书》这样的写法，在《史记》中随处可见。比如，他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表达了他对严刑峻法治国的反对。他写了《游侠列传》，反映了那个时代皇帝对民间人士号召力的警惕。这并不是司马迁夹带私货，而是继承先秦传统，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成一家之言”。
最后，我们系统地看一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落成的丰碑——《史记》。
上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句话：《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意味着什么呢？
在司马迁以前，古人编纂的历史书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古代君主的重要讲话稿，或君臣讨论问题的会议记录。比如《尚书》。
讲话稿、会议记录，这都是热腾腾的第一手文献，真实性很强，能够把历史现场的情况，包括发言者的情绪保存下来。但这些文献问题也很突出，首先是很难懂，别说今天的学者读起来很吃力，战国、汉朝的学者读周代文献也是要抓破脑袋的。另外，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有些文献就算字面意思能读懂，但时过境迁，我们没法理解，上古统治者是在什么场景下说的那些话。
除了《尚书》这类的讲话稿文献，最初还有一种历史书：编年体史书。也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按照发生的年份，一年一年写下来。
编年体的好处是事情有明确的先后次序，但坏处是，如果一年内发生的事情很多，读起来就会很零碎。比如，某一年，山东的粮食大丰收，山西发生了地震，河北一带遭遇了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江南的读书人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这些事情没什么关联，却都要写在一起，当然会让读者理不出头绪来。
于是，《史记》的特色便显而易见了，它以一种全新的手法编写而成，这就是纪传体。
所谓“纪传体”，不只是写一部人物传记那么简单。《史记》可以分为五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分成这些类别，而且是这样的排序呢？
简要看一下。第一部分是“本纪”。有人说“本纪”是在给帝王作传，记述帝王生平。其实不是。“本纪”的宗旨是记录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当我们翻看《史记》的目录，你会看到：截止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朝有过五位正式的皇帝，分别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但《史记》中并没有“汉惠帝”的《孝惠本纪》，取而代之的是《吕太后本纪》。这是因为，刘邦死后十多年里，汉朝政治的最高主导者是刘邦的妻子吕后，而不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
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本纪”记录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有点像过去的“编年体”史书。但《史记》中“本纪”的主线要比“编年体”史书清晰得多。原因是，“本纪”的作用是提纲挈领地记下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有一些内容不太重要，但舍掉可惜，怎么办呢？
这就要说到《史记》的第二个部分“表”和第三个部分“书”。“表”就是我们熟悉的表格，“表”有一目了然的意思。一些比较重要但杂乱的信息，写在文章里显得乱，但列在表格里，沿着时间、地域、人物线索查阅起来一目了然。如果说《史记》的“表”是在画轮廓，那《史记》的“书”则是对一些重要专题的素描。司马迁选了八个关系到“国家大体”的主题，包括财政、水利、天文、历法等方面。
国家运转只有皇帝是不够的，还需要大贵族的帮忙。于是《史记》有了第四部分“世家”，也就是权力世代相传的家族。司马迁认为，那些大贵族就像是天上的二十八宿，拱卫着象征皇帝的北极星。
只有国家大事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司马迁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开创了“列传”这个门类。以前，血统、地位不高的人没有资格被历史记录。但在司马迁笔下，除了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只要是值得一说的，即使他是社会底层占卜的人、做买卖的人、能言善辩的人、行侠仗义的人，都可以被载入历史。
你看，这五部分合起来，是一部有主线、有细节、有概貌、有专题，能够全面反映历史风貌的作品；分开看，阅读体验很好，尤其是很多人物传记，生动有趣得像小说一样。“纪传体”特别适合记录中国历史。后来写历史的人，都延续了司马迁的写法。
其实，纪传体最广泛的影响，并不是为中国古代编修史书创造了模板，而是降低了历史的阅读门槛和写作门槛，让历史从少数史学家独享，变成中国人共享。
作者说，我们读《水浒传》，未必记得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出场次序；读《西游记》，孙悟空先打哪个妖怪，后打哪个妖怪，可能也弄不清。因为，要把这些问题捋清楚，需要“编年体”思维，常人很难有。相较而言，精彩的故事我们能大致记住，这是“纪事本末体”思维。当然，对于事情的个别细节，我们有可能会遗忘，但是像武松、林冲、孙悟空、猪八戒这些形象，却能鲜活地留存在我们的脑海中，这就是“纪传体”思维。
围绕人物展开故事的“纪传体”写法，很符合一般人的欣赏趣味。这恰恰是《史记》的功劳。有了《史记》，历史记载与普通人的关系一下子变近了，只要识字的人，都能从阅读人物故事中获得乐趣。
阅读门槛降低了，写作的门槛也就降低了。如果用“编年体”思维写历史，你得有很强的搜集史料的能力，以及条分缕析的思维，这是专业的史官才具备的。但写“纪传体”文章，难度就降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逐渐普及，书写成本降低，社会上兴起一股私家修史的风潮。而且，魏晋南北朝的人们身处大动荡时代，很多人都有反思历史的热情。这个时候，人们把《史记》找来，以“列传”部分作为范文，参与到历史创作中。
人们常说中国是个史学大国，拥有“二十四史”这样的皇皇巨著，这得益于《史记》开启了官修史书的传统。其实，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史学方面有这么高的成就，更在于浓厚的读史、写史的文化氛围，这同样是《史记》的功劳。
关于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历史是关于记忆的一门学问，《史记》正是“司马迁记忆之野”落成的杰作。《史记》的诞生过程，饱含着司马迁继承父辈遗志、振兴古老传统的热情，也体现了司马迁对时代进程的积极参与、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
对于《史记》的价值，不少人提出质疑。记录历史就应该准确真实，不夹杂私人情感，像司马迁那样充满情绪和评价性的写法，是不是过于靠近文学而远离史学呢？
优秀的史学家，是能够精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人。优秀的文学家，表达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更多。而司马迁从来都不愿意做一位冰冷的旁观者。他真诚地为国家的强盛而高兴，也发自肺腑地为英雄人物惨遭不幸的命运而痛心。因此，他发明了“纪传体”这种写法，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故事唤起读者的共情，而文学正是一门共情的艺术。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从来都不拒绝成为一位唤起共情的文学大师。司马迁，最懂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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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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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最广泛的影响，并不是为中国古代编修史书创造了模板，而是降低了历史的阅读门槛和写作门槛，让历史从少数史学家独享，变成中国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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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史学家，是能够精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人。优秀的文学家，表达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