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 卞恒沁解读
《发现东亚》| 卞恒沁解读
关于作者
宋念申，曾赴海外留学，先后取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硕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历史。
关于本书
《发现东亚》是作者对于东亚地区近代历史的最新思考。本书致力于戳破西方“殖民现代化”理论的神话，塑造东亚地区原生的“东亚现代”。
核心内容
宋念申提出，“东亚”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西方视角的产物。现代东亚的政治版图早在16世纪以后就已初露雏形，近代东亚历史上也从未中断与西方的交流，类似西方科学的思想在东亚早已萌发，当代东亚的现代化之路也呈现出与西方不一样的特征。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现代化”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语，这个词语的含义很复杂，概括地说，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的一次大转型。比如经济上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政治上从传统的王朝国家走向现代的民族国家，文化上从封闭僵化的中世纪思想，走向现代的民权思想和人文主义。
但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现代化”，似乎总和西方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印象中的中国现代化，似乎要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开始。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刺激之下，中国才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名叫《发现东亚》，其中的观点就颠覆了这种关于“现代化”的观念。这本书的作者是宋念申先生，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在任教于美国瓦萨尔学院，研究方向是近代东亚历史。
这本书是怎么颠覆我们熟悉的“现代化”观念的呢？我们先来看看世界地图。虽然世界那么大，但是仔细地捋一遍这么多国家和地区，最后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只有两个地区。
第一个是西方，主要包括西欧和北美。当然广义上的西方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这两个大洋洲国家的主体民族都是英国人的后裔，所以也算是西方国家。
还有一个是哪里呢？就是我们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中国大陆也已经踏进了现代化的门槛，顺利完成现代化只是时间问题了。在中国大陆也实现现代化以后，东亚将成为和西方一样富足和繁荣的地区。
那其他地区呢？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曾是西方的殖民地，但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至今经济停滞不前，远离世界经济舞台。非洲的一些国家甚至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政府，人民挣扎在内乱和战火之中。所以，现代化确实是一个特别稀罕的东西，世界上目前也只有两个地区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和东亚。
处在东亚地区即将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节点上，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现代化道路，是不是只有西方这一条？其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逃不开被殖民的命运？
《发现东亚》这本书的主要意图，就是重新发现一个和“西方现代”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东亚现代”。作者的主要观点有四个：第一，“东亚”这个词本身就是西方视角的产物；第二，东亚地区的现代政治版图，早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前就已经初露雏形了；第三，东亚国家并没有“闭关锁国”，而且在西方的侵略开始以前，现代思想在东亚就已经初现曙光了；第四，东亚的现代化道路，也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征。
所以，东亚的现代化更多是内生的，而不是西方赐予的。下面我将从源头开始，为你抽丝剥茧，细细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非常熟悉“东亚”这个词语，总说中国是一个东亚国家。那么“东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小时候学习世界地理的时候，总说世界上有七个大洲：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自然地理描述，但摊开地图，问题就来了，其他大洲都边缘清晰，相对独立，只有欧洲和亚洲明明属于同一个大陆，却硬生生被分为两个大洲。当然，我们可以说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构成了亚欧之间的地理界限，但你看喜马拉雅山脉高耸入云，把南亚和亚洲其他部分硬生生分开了，我们也没把南亚单独当成一个大洲啊。所以说，“亚洲”其实并不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地理单位，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什么是“亚洲”呢？亚洲也就是所谓的“亚细亚”As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东方”,原本只是希腊人用来称呼他们东边的小亚细亚半岛，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地区的，但后来这个词指代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今天的整个亚洲。
既然“亚洲”是“东方”的意思，那么“东亚”的意思其实就是“东方的东部”。
欧洲人给东亚还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远东”，这是因为他们把靠近欧洲的土耳其一带叫”近东”，把更远一点的西亚的阿拉伯地区叫“中东”，把离欧洲特别远的的东亚叫做“远东”，这就是彻底的欧洲视角了。“东亚”虽然比这要隐蔽一点，但其实也是欧洲人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创造的词汇。这导致关于东亚，出现了两种脱离现实的认识。
第一种认识是认为欧洲文明高高在上，东亚人都是野蛮人。比如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黑格尔就说，如果用人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来比喻各大文明，那么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文明就像是心智未开的儿童，埃及和叙利亚文明是人类的少年，希腊文明是青年，罗马文明是成年，而日耳曼人的基督教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峰，最终全人类都会走上这条道路，没有例外。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有着类似的思想，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脱亚论》，认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摆脱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愚昧落后的邻居，与西方文明国家做朋友。
第二种认识与此相反，认为东亚文明在道德上要比西方文明优越，甚至可以拯救西方文明因为现代化而带来的种种弊端。比如日本在二战时期就弄出一个“亚细亚主义”，主张东亚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拥有道德优势，应当由日本领导亚洲，反抗西方的殖民主义，建设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有意思的是，由于现代文明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西方人自己也产生了把东亚浪漫化的倾向，希望能在这里获得心灵上的拯救。
无论是认为西方文明更为先进，还是认为东亚文明更具道德，本质上都是西方人的视角，把东亚文明放在西方文明的对立面，认为东亚文明本来不够“现代”，是在西方文明的压迫之下才被迫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事实果真如此吗？《发现东亚》的作者认为，东亚的现代化是从16世纪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开始的。也就是说，在西方人到来之前近300年，东亚地区就已经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证明这个惊人的结论的。
现代的东亚，有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一个岛国——日本，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半岛上，是朝鲜和韩国。这几个国家彼此之间是主权独立的。
但是回到16世纪，当时的东亚基本上是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明朝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超级大国，周边国家不同程度地承认自己和明朝在地位上的差距，在这个基础上和明朝进行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东亚朝贡体系”。与此同时，明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并不包括今天中国西北、西南、东北的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明朝只是委托当地土著首领，让他们做中央政府在当地的代理人。
16世纪末，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这场战争引起了一系列连锁效应，使得今天的现代东亚初露雏形。
战争的前因后果并不复杂：丰臣秀吉试图取道朝鲜，侵略明朝，最终完全吞并明朝，在东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天下”体系。他当然是没有成功，但这次战争却引发了一系列后果。
第一个重要后果，是日本作为东亚朝贡体系边缘的国家，公然挑战作为“天下”中心的明朝，虽然最终失败，但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于朝贡体系的冲击。有趣的是，东亚三国对于这场战争的称呼都不能统一。明朝称这场战争为“朝鲜之役”，将其视为一场平定边境叛乱的局部战争。朝鲜用战争爆发之时的干支纪年，把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倭乱”，就是壬辰年间由倭寇引起的一场骚乱，显示出朝鲜对于日本的政治优越感，因为朝鲜自认为距离明朝更近。而日本却将这场战争称为“朝鲜征伐”或者“征韩”。
要知道古代用字是很讲究的，《孟子》里解释这个“征伐”的“征”字时说，“征者，上伐下也”。地位高的进攻地位低的才叫做“征”，所以日本认为自己的政治地位是高于朝鲜的。这种称呼上的分歧，说明东亚朝贡体系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
在19世纪西方殖民者使东亚地区接受了民族主义以后，这场战争又被东亚国家分别赋予了新的意义。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朝鲜半岛一步步蚕食乃至鲸吞中国的土地，路线刚好和当年丰臣秀吉的计划一致，所以中国就将当年的朝鲜之役视为日本狼子野心蓄谋已久的铁证，而日本则把自己在16世纪入侵朝鲜的历史，视为在20世纪殖民朝鲜的合法性来源。朝鲜和韩国在分别独立以后，也把“壬辰倭乱”改了个名字叫“壬辰卫国战争”，视为朝鲜民族捍卫民族尊严和主权的象征。
你看，民族主义在东亚地区兴起以后，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16世纪的这场战争视为一个历史节点，正说明这场战争本身冲击了东亚朝贡体系，强化了各国作为主权国家的自我意识。
这场战争的第二个后果，影响更大，那就是中国东北地区女真族人的崛起。明朝为了援助朝鲜，将防御蒙古人和女真部落的辽东兵马派往朝鲜。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建州女真趁机崛起，建立了后金政权。之后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名为“大清”，顺治年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了清朝。
清朝取代明朝，不止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还意味着中国内部治理方式的变化，以及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
我们先来看中国内部治理方式的变化。早在皇太极在位时期，后金政权就已经是一个容纳满人、蒙古人和汉人的多元政权。清朝建立以后，这种性质进一步强化。清朝通过通婚建立和蒙古上层的联系，同时尊重和容纳各种宗教和思想体系，建立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同时，清朝在中央设立了理藩院，对边疆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这是清朝和明朝最大的区别。
清朝皇帝和明朝皇帝不同，身份很复杂：对于中原及东亚诸国，他是天子；对于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对于蒙古，他是大汗；对于藏地，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通过这种多元意识形态的混合，清朝实现了对于边疆地区的直接治理。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和多民族的现代中国很相似了。
清朝取代明朝，还引起了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清朝以在东亚地区压倒性的国力，也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但这个“天下”体系与明朝时期又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明朝是“天下”体系的绝对中心，但清朝的身份却相对模糊。朝鲜、日本虽然服从于清朝，但与清朝的关系却更为微妙。因为他们认为，既然满族人可以入主中原，从夷狄变成中华，自己也同样可以。朝鲜和日本都认为自己才是“道统”的继承者，以“小中华”自居。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相比明朝，清朝在文化上的权威性减弱了，而周边国家的自主性增强了。
再来看第二点，清朝因为与俄国的接触，还接受和容纳了来自欧洲的条约体系。1689年，为了解决在黑龙江以北地区的领土争端，清朝与俄国代表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用今天的眼光看，《尼布楚条约》大概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的国际法文件，这里的“中国”显然不仅指中原，而是包含蒙古和东北在内的整个清帝国。可以说，将东亚大陆上包含内地和边疆多个地域的这块土地称为“中国”，最早正是出自《尼布楚条约》。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而言，《尼布楚条约》是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而且，签订条约的清朝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条约方式确定边界和规范人员往来，一般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体系的专利，但清朝作为一个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能成为国际条约签订的主体，这正说明发源于欧洲的条约制度也是可以被清朝主导下的“天下”体系所容纳的，“天下”体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包容性。
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做一下小结。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冲击了明朝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甚至间接引发了清朝的建立。清朝建立以后，一方面确立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理，建立了多元一体的帝国，使得我们熟悉的现代中国初露雏形，另一方面也导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变化，朝鲜、日本在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有所增强。同时清朝还因为和俄国的接触，接受和容纳了来自欧洲的条约制度。这一切都发生在1840年也就是所谓近代史开始之前，说明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早在西方大规模入侵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直与西方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东亚和西方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关系？
有一种说法，我们都非常熟悉，说东亚地区曾经长期“闭关锁国”，最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国门。这种说法的根据一般有两个：第一是在文化上，东亚地区曾经禁止过基督教的传播；第二个是在经济上，东亚地区曾经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和外国进行海上贸易。这种说法的言下之意，是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要等待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才开始，是一种被殖民者“恩赐”的现代化。本书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首先，在文化上，传教士曾经有过长期在东亚地区传教的历史。青年时期的乾隆皇帝有一幅著名的身穿朝服的画像，出自郎世宁之手，郎世宁就是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事实上，郎世宁不是唯一一个服务于朝廷的欧洲人，除了他，还有很多受教会派遣而来的教士。这些人中包括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测绘师等等。从明末到清朝中期近两百年，欧洲天主教会中仅耶稣会一个教团，就先后有四百七十多人在中国服务。
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利玛窦。利玛窦也是意大利人，他当年从澳门北上，见到了万历皇帝，还在北京居住了十年。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利玛窦规矩”，也就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能以天主教的规则来否定儒家祭孔和祭祖的仪式，天主教应当融入中国的文化。
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下，东亚地区对天主教一度表现出相当的包容性。在中国，有一大批士大夫接受了天主教，受洗成为教徒，其中最著名是明朝的徐光启，他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1692年，清朝康熙皇帝颁布了一道名为《容教令》的诏书，允许西洋人在中国传教。这等于是官方承认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位。
可是，为什么后来日本和中国又开始禁止传教活动了呢？
在日本，主要是因为天主教介入日本政治，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猜忌。丰臣秀吉在侵略朝鲜前夕，会见了耶稣会在日本教区的负责人埃科略，问他能否帮忙借来两条葡萄牙战船协助作战。埃科略为了传教，吹牛说可以调来印度的葡萄牙军队参与作战，这就引起了丰臣秀吉的猜忌，他怀疑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侵略日本，于是在不久以后就下令驱逐日本国内的传教士。
而中国禁止天主教传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天主教教士放弃了“利玛窦规矩”。1700年即位的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规定不许中国的天主教徒祭天、祭祖、祭孔，这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极大不满，最终颁布禁教令。不过，禁教令在颁布以后也是时松时紧，所以乾隆时期郎世宁还可以担任宫廷画师。
可见，虽然日本和中国都曾经禁止天主教传教，但根本原因并不是两国僵化保守。在日本，是出于对殖民侵略的警惕和防范，在中国，则是由于天主教挑战了中国的伦理底线，导致清朝皇帝不得不禁止传教。可见，所谓东亚地区在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再来看经济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本地并不盛产白银，但在明朝以后，中国居然能够实行银本位制，以白银为主要货币，这是由于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经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之手运到了中国，交换中国的瓷器和茶叶。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总共倒进大海340箱茶叶，全部产自中国南方，其中占大头的是240箱福建武夷红茶。可见，中国并没有隔绝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之外。
那么“海禁”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所谓的“海禁”只是在贸易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取一个平衡。1684年，在清朝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就全面解除了海禁，而且表示此前海禁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台湾侵扰内地。可见，康熙对待海禁问题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
康熙解除海禁以后，设立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个海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四个海关并不代表对外通商口岸只有四个，四大海关下面各有若干个口岸。此外，乾隆皇帝在1757年把“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也就是把对外贸易统一交给广东打理，这一般被视为清朝彻底闭关的标志。但其实所谓的“一口通商”只是把其他三个海关涉及与西洋贸易的业务划归广东海关管理，往来琉球和日本的船只仍然可以在这三个海关自由出入，贸易依旧繁荣。
那么，所谓中国“闭关锁国”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有一个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说法，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奉命出使北京，觐见乾隆皇帝，结果因为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的事情，和清朝争执了很久。最后，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被乾隆全部拒绝，乾隆还表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要与英国发展贸易。这成为清朝僵化保守的一个重要论据。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关于下跪礼节的争执，在马戛尔尼的来访过程中，不过是一件小事。乾隆拒绝英国的要求，也和下跪的礼节无关，主要是因为英国提出的要求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尤其是英国要求清朝在舟山附近划一个海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和存储货物，这几乎等同于要在中国殖民，乾隆驳回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乾隆所说的中国地大物博，并不是拒绝与英国的贸易，只是对英国送上的礼物表示不屑，是一种外交辞令，结果却被西方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
总之，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前，中国并没有锁上与世界交往的大门。所谓的“锁国”，可能只是西方为了证明自身文明的优越，而制造出来的想象。当时的东亚很有可能已经行走在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这在思想学术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当时无论是中国、朝鲜还是日本，注重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实学”，也就是类似科学的学问已开始兴起。
在中国，康熙皇帝于1717年主持了用三角测量法和经纬度实测全国的工程，制成了当时全世界最精准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在朝鲜，地理学家金正浩吸纳清朝的经纬度测量成果，以汉城为坐标原点，制作出极为接近当代地图的《大东舆地图》；在日本，研究荷兰学问的“兰学”已经非常繁荣，日本人对于医学、物理学和地理学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认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初露曙光了。
但是西方人的侵略打破了这个进程。不可否认，西方人确实在工业化这个维度上快了好几个节拍，并凭借技术优势，将东亚卷入了殖民主义体系。从此，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就被打上了“殖民现代化”的烙印。在表面上，东亚似乎变得与西方越来越相似，但即使在殖民主义到来以后，东亚的现代化道路也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几个特点：
第一， 殖民主义虽然促进了东亚地区“天下体系”的解体，随之诞生的却不是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体系，而是一个以日本而非中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这个帝国主义秩序虽然表面上借用了国际法，内核却继承了天下体系的很多特点，换句话说，东亚由中国治下的“天下”变成了日本治下的“天下”。当然，这个体系在二战以后，已经灰飞烟灭了。
第二， 东亚强调自身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并不是东亚被现代化浪潮同化，而是东亚把“现代”这种元素植入到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在中国，这种思维叫做“中体西用”；在日本，这种思维叫做“和魂洋才”，也就是日本的精神，加上西方的技术。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一直延续到现在，衍生出许多我们熟悉的话语，比如“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西洋画写实，中国画写意”，以至于当代中国人一旦说起世界，立刻想起欧美和中国，似乎世上只有这两种文明。这其实也是东亚现代化道路的一种体现。
第三， 东亚的现代化始终伴随着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东亚国家接受了西方殖民主义关于“适者生存”的话语，追求“富国强兵”。但在富强之后，东亚国家往往表现出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和超越。
中国作为一支独立崛起的力量，所提出的“南北对话”“三个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反映出东亚现代化道路中反殖民、反压迫的追求。
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更多地表现出“殖民现代化”的痕迹。日本和韩国，本质上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环。日本的经济崛起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需求密不可分，韩国的经济奇迹也和越南战争中对美国的经济协助息息相关。或许真正的“东亚现代”，要等到中国大陆现代化完成之后，才能露出它的全貌。
《发现东亚》这本书就说到这里，最后我想分享一下这本书对我的启示。
第一，在西方的殖民侵略到来以前，西方和东亚对于时间的观念其实是不同的，也就是分别存在“西方时间”和“东亚时间”，在人类历史中平行前进。在今天，“西方时间”取得了话语霸权，“东亚时间”被掩盖在“欧洲时间”的阴影背后，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去重新用东亚时间解读东亚历史，才会发现历史的真相。
第二，人类的文明发展永远是一个相互交流的动态过程，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明，每个文明内部，都必定存在其他文明的元素。东亚文明之中的确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元素，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西方文明，也可以看到东亚文明的痕迹。
第三，东亚的现代化并不来自西方的恩赐，“现代”是内化在东亚之中的。来自西方文明的元素必定要依靠这些内化在东亚之中的现代元素，才能发挥其作用。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化浪潮之下，只有西方和东亚两个地区，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
撰稿：卞恒沁 脑图：摩西 转述：李璐
划重点
1.无论是认为西方更先进，还是东亚更道德，其实都是西方视角，认为东亚文明被西方压迫下被现代化。
2.日本侵略朝鲜，冲击“天下体系”。清朝建立多元一体帝国，现代中国初露雏形。其实东亚“现代化”早在西方入侵前就开始了。
3.殖民者到来前，东亚已然现代化。当时中国、朝鲜、日本都注重“实学”，类似科学的学问已经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