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胜》 朱步冲解读

《制胜》|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解读的书，是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大卫·维克托·汉森的《制胜》，副标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与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为血腥残酷的军事冲突。根据作者的统计，战火蔓延到欧亚非三大洲，波及60个多国家，全球80%的人口，超过6000万人，在战火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70%到80%，是平民。 所幸的是，经过六年的浴血奋战，以美英苏中等国组成的同盟国，最终战胜了德意日三个策动战争的法西斯主义轴心国，让后者征服世界的狂妄计划最终落空。

那么，为何同盟国最终能够获得二战的最后胜利，这是一个被历史学家们反复争论、研究的复杂问题。而作者汉森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从不同侧面来剖析复盘二战，试图给出一个真正的答案。作为全球知名的军事历史学家，汉森也算是咱们得到用户耳熟能详的老熟人，他的上一本著作《杀戮与文化》，同样是一部厚重，而富有深度的作品，通过一系列人类历史上的经典军事战役，来追溯现代战争模式的起源、发展与构成要素。

汉森说，促使自己撰写本书的动力之一，就是自己家族的亲身经历：惨烈的二战，也是汉森家族的光荣记忆与伤疤：自己的父亲威廉，曾经作为B29轰炸机飞行员，轰炸过日本本土；而自己的堂叔维克托，则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冲绳岛的对日作战中牺牲。在本书中，汉森一如既往发挥了他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天分，对于军事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本《制胜》，堪称一场二战主题的饕餮盛宴：既有宏观层面的战略探讨，又有微观视角的具体操作与技术分析。二战中涌现的新技术、新武器，参战国部队的军事传统和决策体制，以及两大阵营所拥有的资源与经济能力，甚至领导人和统帅将领的性格，都被汉森在本书中涉及，作为不同的变量加以分析，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到底对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起了多大的影响。

本书的章节设置非常富于诗意，篇名分别是“天空”“大地”“海洋”“烈焰”诸如此类。所以我在阅读后，将作者汉森所论述的内容归纳总结为三大类，分别是“影响战争结局的新技术”“双方领导层的决策”，以及“与战争相关的物质因素”，也就是各方能动员的资源和生产力。所以，接下来我就以这个分类，分三个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二战中出现的新技术。战争，无疑是人类科技进步最为强劲的助推力。20世纪初，人类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辽阔而自由的天空，也变成了充满血腥和毁灭的战场，自此，再也没有战场前线和后方的明确分界，死亡的恐怖，同时降临到了战场上的两军将士和后方的平民头上。空军，这个崭新的军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崭露头角。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已经与古老的陆军海军平起平坐，成为参战各方不可或缺的军种。根据统计，在二战中，法西斯轴心国和同盟国一共累计制造了80万架军用飞机，其中有30万架被击毁坠落。

由于同盟国在工业制造能力和人力资源等综合实力上完全压倒了轴心国，盟军在军用航空器数量方面，享有3比1的数量优势。不仅如此，同盟国空军指挥高层，也推敲出了更先进的空军战略和战术，从而能对轴心国进行更猛烈、更有效的打击，从陆地和海洋上的战场火线，一直绵延到后方。如果用拳击做比喻，那么单从空中战场来说，同盟国就是个臂展更长，出拳速度更快，而且拳头打击力量更大的优势拳手。

由于篇幅所限，在今天这一部分的讲述中，我们就集中来谈一种前所未有，彻底改变了战争面貌的空中作战模式：战略轰炸。一方面，战略轰炸对同盟国最终战胜法西斯，起到了居功厥伟的作用，但同时，战略轰炸也造成了大量无辜的平民死于非命，流离失所。

利用大规模远程轰炸，摧毁轴心国的军事工业、交通系统和物资储备的方案，早在1941年就宣告诞生，这个作战构想的发明人，是美国陆军航空队指挥官阿诺德将军。而他的灵感，则来自一次自然灾害：193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摧毁了匹兹堡一家重要的飞机螺旋桨制造厂，进而造成了整个美国飞机制造工业的停工。所以，阿诺德和他手下的参谋推导出一个结论，现代工业国家的工业体系实际非常脆弱，只要有效摧毁某些重要节点，就能造成大面积的生产瘫痪与经济损失。而在战争中，利用大量轰炸机摧毁对手的工业生产和运输体系，就能以相对小的投入和损失，对敌人造成极其严重的打击，甚至能够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在英国皇家空军里，还有一个哈里斯空军上将，也提出了类似的“轰炸机制胜论”。二战爆发后，他就主张集中使用大量轰炸机，对德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实施大规模轰炸，摧毁德国的战争能力，这就是他发明的所谓“面积轰炸”理论。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式批准了代号为“冲拳行动”的大规模联合战略轰炸方案：按照计划，美军重型轰炸机，负责在白天轰炸德国境内的军事工业目标，袭击目标按照优先度排列，分别是德国的潜艇基地和生产工厂、军用飞机工厂、交通干线、燃料工业、轴承制造和其他军火工业。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则在夜间出动，轰炸德国城市，造成持续的人员伤亡，瓦解纳粹德国的民心士气。

根据计算，盟国空军列出了德国境内177个最重要的轰炸目标，判定只要盟军轰炸机出动六万六千架次，能够让一万三千吨左右的炸弹有效命中这些目标，那么到了1944年上半年，就能让这些目标中的三分之一被摧毁，严重削弱纳粹德国的战争潜力。从1943年1月开始，针对纳粹德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就逐步展开，但一开始效果并不好，由于纳粹德国严密的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的阻击，盟军轰炸机损失惨重：在整个1943年，在前往欧洲大陆执行任务的轰炸机中，有超过18%的飞机最终未能返回基地。

为了彻底扭转局势，夺取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在1944年2月底，美国陆军航空队和纳粹德国空军，在欧洲上空进行了一场空中决战，这场战斗，在二战历史上被称为“伟大的一周”。美国的战术很简单，就是利用自己在装备和数量上的优势，持续不断出动超大规模的轰炸机群，在远程战斗机掩护下，对德国境内的战略目标进行密集轰炸，让力量单薄的德国空军疲于奔命。在“伟大的一周”中，纳粹德国损失了33%的战斗机和20%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此一蹶不振：除了军用飞机的损失，德国空军飞行员由于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了“断层”现象：说白了就是，飞行员的损耗速度超过了培养的速度，逼得德国空军只能逼迫大量新手飞行员升空迎战，进一步降低了德国空军的战斗力。

最终，盟军的战略轰炸，让德国军事工业体系崩溃，无法为战争输血打气，但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仅在欧洲战场上，共有超过16000架盟军轰炸机被击落，飞行员阵亡人数多达76000名。

所谓空口无凭，让我们来看一组具体的数字，来看看盟军战略轰炸带来的结果：在“伟大的一周”战斗结束时，德国的飞机制造产能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 随后在1944年7月，盟军轰炸的重点变成了德国军工厂，尤其是装甲战斗车制造厂；在一个月内，盟军轰炸机就让德国装甲战斗车的产能下跌了20%；而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初，德国石化燃料加工产业，又在盟军的空中打击下宣布“归零”，石化工厂产能的95%，以及三分之二的汽油和润滑油储备在轰炸中被摧毁。同时，德国的其他军工相关制造业，比如钢铁和煤炭，以及交通运输系统，也被盟军的轰炸机彻底瘫痪：说白了，到了1945年初，虽然纳粹德国依旧坚持生产了许多武器装备和弹药，但既没办法从工厂送到前线军队手里，也缺乏燃料来让它们开动；所以说，盟军的空袭，如同一根缓慢勒紧，坚固无比的绞索，慢慢勒死了纳粹德国这个巨人。

说到这里，有人肯定要问，这种大规模战略轰炸战术既然威力那么强大，为什么德国、日本等法西斯轴心国不能如法炮制，对英美等主要同盟国展开报复性攻击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汉森在本书中也做了回答，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原因：想不到、造不起。

所谓想不到，说白了就是，以纳粹德国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领导层，在二战中犯下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决策错误，从相当程度上亲手造成了自己的覆灭。所以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就以德国为什么不造远程重型轰炸机为由头，来讲讲轴心国犯下的致命决策失误。

为什么纳粹德国和日本会想不到制造重型轰炸机呢？这里主要来说说轴心国里综合实力最强的纳粹德国：大家知道，二战中，纳粹德国在战场上实行的战术，叫闪电战，就是运用大规模装甲机械化部队，再结合空军的掩护，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直指后方，同时不断对敌人的重兵集团进行分割和包围，加以歼灭。这个战术虽然在战争初期百试百灵，势如破竹，但也让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和手下的高级指挥官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既然是闪电战嘛，就讲究个速战速决，迅速歼灭敌国军事有生力量，然后迫使对方投降就行了，不用考虑什么持久战，所以，也就没必要对敌国后方遥远的城市居民中心和生产交通设施进行持续的大规模打击。

其次，二战前夕重新组建的德国空军，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紧密配合德国陆军作战。所以，研发制造的主要是战斗机，和进行战场支援的中型、轻型轰炸机。德国虽然航空工业技术很先进，有丰富的大型民用飞机制造经验，但由于这个基本战术造成了路径锁定，导致重型轰炸机的研发长期被忽视。等到纳粹党高层意识到，自己缺乏打击对手后方的有力武器，同时盟国重型轰炸机的空袭给自己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损失时，宝贵的时间窗口已经关闭，少数仓促研发的德国重型轰炸机要么只停留在设计图纸阶段，要么只造了几架原型机。不仅如此，由于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在几条战线上作战的纳粹德国，手里的工业生产能力、人力资源和各种原材料，始终是紧巴巴的，实在是没有余钱投入远程轰炸机这个研发周期长，且烧钱的项目中。纳粹德国空军的最高指挥官，空军元帅戈林干脆就说了，到这个节骨眼上，德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多造战斗机，来抵御盟军的空袭，至于反过来利用轰炸机去袭击敌人的大后方，那就别指望了！

抉择是否正确，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决策者本人收集分析信息和做出取舍、路径抉择的能力。作者汉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由于现代战争需要动员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进行统筹运作，同时由于大规模机械化装备的使用，让战局推进演变的速度非常快，使得留给决策的时间窗口急剧缩短，几乎转瞬即逝，所以自然而然的，无论是同盟国还是法西斯轴心国，对于战争相关事务的决策大权，就集中到了少数国家元首和高层统帅手里；可以说，这一小群风云人物，是二战最终结果的直接负责人，他们所作出的每个重大决定，都为战争中自己国家，乃至阵营的命运，造成了巨大，不可逆转的影响。

在本书中，作者汉森就专门辟出了“统帅”和“战将”两个章节，来盘点这些二战中风云人物的性格特征、决策逻辑和最终结果。汉森第一个分析的，就是二战三元凶中的首恶，德国元首希特勒。

在汉森眼里，希特勒是一个恶魔式天才，他具有顶级的演讲口才，能够操控他人情感的煽动力，还有大胆的冒险精神和狡诈精明的性格，善于险中求胜。这些特质，让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后，成功利用英法等国的软弱，通过不流血的外交恐吓，为纳粹德国攫取了一片又一片的领土，同时利用扩充军备和大规模公共建设，改善了德国国内的经济和就业；在二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又在他的指挥下，成功入侵了波兰和西欧。但是，这些冒险和赌博的成功，冲昏了希特勒的头脑，也让他丧失了以往对局势的判断力，越来越急躁，刚愎自用，真的认为自己的鲁莽冒险能够一直得逞，从而直接把德国推入了毁灭的深渊。

汉森在书中分析说，早在德国军队投入二战时，失败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因为希特勒性格急躁而好高骛远，既没有为德国制定一个合理的、有层次的大战略，也没有估算到，德国手头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完全不能支持自己征服世界的妄想。不仅如此，希特勒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出身低微，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从而导致他对一切专家怀有天然的敌意，陶醉于自己脑海中各种所谓的“奇思妙想”，并且非要把它们付诸实施，结果就是把一系列小错误变成巨大的灾难。

在希特勒所有的决策失误中，最大的一个，莫过于决定入侵苏联。这个决定，是在1940年7月底做出的，当时希特勒充满乐观地对手下的将领说，战斗力强劲的德军，将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在五个月之内，结束战斗。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在二战开始之初，希特勒还曾经信誓旦旦地向纳粹德国军政高层保证，在自己领导下，德国不会重蹈一战的覆辙，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和英法、俄国开战。

为什么希特勒会做出一个如此大胆而危险的决定？首先，这是希特勒自以为是，从近代德国思想学术界吸取的所谓“民族主义理论精髓”。在早年的著作《我的奋斗》里，希特勒就喋喋不休地说，德国的生存空间狭窄，唯一的出路在于向东扩张，把东欧，以及今天立陶宛、乌克兰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一战末期，德国也曾成功入侵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这种胜利对穷途末路的德国来说毫无用处，但对于当时身为普通士兵的希特勒来说，这证明了德国向东方拓展“生存空间”是具备可行性的。所以，即使在二战前夕，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对德国毫无约束力，只是为了给德国争取一点时间来为最终的战争做好准备；不仅如此，希特勒还认为，在法国投降之后，丘吉尔政府之所以不肯屈服，宣布抵抗到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苏联和美国的存在。

根据希特勒的推算，到了1942年，美国就能充分动员自己巨大的工业生产和人力资源，和英国一起并肩开始作战，所以德国必须抓住宝贵的时间窗口，在1941年之内，就主宰欧洲大陆，把整个欧洲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起来。所以，纳粹德国如果能彻底摧毁苏联，把苏联手里的工业生产设施、各种资源和人力纳入自己掌控之中，就可以从从容容和英国、美国打一场持久战。实际上，这个观点无论在纳粹德国三军指挥层，还是大工业企业家圈子里，都是得到广泛支持的。

不仅如此，希特勒和手下的许多将领还相信，入侵西欧之后，德国军队的士气和实力都处于巅峰，如果和苏联开战，此时是最好的时机；同时，在希特勒入侵波兰和西欧期间，苏联军队还和芬兰打了一场苏芬战争，苏联军队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更让希特勒相信，规模庞大的苏联军队，是一只纸老虎，不必过分惧怕。

然而，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一开始，德国失败的命运就被注定了，很多人认为，德军在冬天兵败莫斯科城下，是这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但事实上，到了八月底，也就是德军入侵行动开始后两个月，很多德军将领就已经清晰地感觉到，速战速决的希望破灭了：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德军虽然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俘虏和消灭了大量苏军重兵集团，但德军自己阵亡受伤和失踪人数，也达到44万人，而补充人员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深入苏联领土的德军，补给线已经拉到了几百公里长，前线士兵的装备弹药和后勤物资奇缺。相反，苏联红军虽然已经经受了200万人的伤亡，但它又动员了530万适龄男性参军，在远离前线的乌拉尔山区，乃至西伯利亚，苏联建立了大批军工制造企业，而来自美英两国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也通过北极航线等渠道，源源不断输入苏联。这种人力物力资源和动员体系上的巨大优势，是德国难以承受的。希特勒失败的命运，在入侵苏联的那一刻，其实已经被注定。

不过，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历史学家在探讨，在占领西欧之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有没有更好的路径选择，能够给自己“续命”，或者增加更多的胜算。一种流行观点是，希特勒可以选择德国海军高层设计的“地中海战略”，也就是联合盟国法西斯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投降后的法国维希傀儡政权，进军地中海，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区，彻底切断英国和海外殖民地的联系，堵塞它的海外运输通道，让来自中东、印度和东南亚殖民地的战略物资没办法输入英国本土，从而迫使英国屈服。同时，德国将大力支援远东的第三个法西斯轴心国日本，让它迅速接收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给足日本扩军备战的底气，以便拖住美国。

不过，仔细推敲的话，这个替代性方案几乎谈不上可行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就解释说：首先，控制地中海，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但是纳粹德国、意大利和维希法国的海军力量加起来，都打不过英国皇家海军。其次，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矛盾重重，同盟很难组织起来。最后，即使最终这个战略得以实施，也充其量只能给希特勒和轴心国多一点垂死挣扎的时间，而不能逆天改命，毕竟，美国可以迅速组织一支强大的海军，护送运输船队，给英国从北大西洋上打开一条物质输液管，并把一支强大的远征军投送到英国，准备反攻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同时，随着轴心国相对实力的衰弱，苏联最终也会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中去。希特勒虽然刚愎自用，狂妄自大，但并不代表他没有考虑过这些现实问题。所以，克肖分析说，当局势发展到这个阶段，希特勒就发现，虽然自己接连取胜，但纳粹德国未来大战略的路径选择，也被这些胜利迅速锁死，进攻苏联变成了唯一可行的现实决策。

在对希特勒的性格和各种战略误判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之后，本书作者汉森就把笔锋落到了盟国三巨头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身上。通常，我们对丘吉尔的直观印象，是意志坚定、脾气火暴，富于人格魅力，同时也是一位演讲高手。正是靠着这些天赋，英国在他的领导下，才度过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前后，那段二战中难忘的“至暗时刻”。不过，汉森提醒我们说，这些表面闪光点，掩盖了丘吉尔的本质属性，那就是作为一位高屋建瓴的战略家，丘吉尔具有精确的计算得失和预见形势发展的能力，所以他在二次大战中为英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都基本正确，虽然在一些具体决策上有失误，但总体来说是瑕不掩瑜。

首先，哪怕是在1940年5月底，上台伊始的丘吉尔，以高超的效率，组织了盟军在敦刻尔克的大规模撤退方案，让30万精锐的英国陆军远征军部队得以回到英国本土，保住了珍贵的有生力量。其次，他冷静地判断出，由于英国皇家海空军的实力没有遭遇重大损失，再加上英吉利海峡这道天然屏障，德国入侵英国本土的胜算，并没有希特勒吹嘘的那么大，所以英国绝对不该屈服于纳粹德国的淫威，而是应该抵抗到底。

另外，坚持抵抗，会给英国带来两大收益：首先，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最终会因为两国的同盟关系，选择给予援助，并最终直接介入战争。其次，发现无法征服英国的希特勒，会恼羞成怒，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苏联，最终迫使英美苏三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拥有压倒性人力物力优势的大联盟。

所以，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丘吉尔立刻宣布，英美两国应该大力援助苏联，这是因为，此刻的欧洲大陆上，只有苏联拥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一支大规模的陆军，能够重创纳粹德国的军事实力。

随后，丘吉尔又拒绝了美国和苏联关于在1942年，或者1943年就跨越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因为他坚信时机还未成熟：盟军缺乏大规模两栖作战的经验，而纳粹德国空军在欧洲上空还有相当的实力。他对斯大林争辩说，英美盟军在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区的战斗，同样是在有效消耗德国，减轻东线战场上苏联的压力。同时，丘吉尔也敏锐地看出，纳粹德国是法西斯轴心国里的核心，以及实力最强的一个，所以他坚持主张，盟国军事行动的战略重心和美国援助物资的分配，都应该优先考虑欧洲战场。当然，这种“重欧轻亚”的安排，客观上对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尤其是苦撑中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也是今天我们应该加以明辨和批评的。

最重要的是，丘吉尔始终坚持着眼于“大趋势”和长期实力对比，并不纠结于局部和暂时的损失。例如，1942年2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高歌猛进，攻陷了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殖民据点新加坡，但丘吉尔在一次演说中，却丝毫没有为此沮丧；他坦率地说，在法西斯轴心国的重压面前，英国生存下来，并取得胜利的概率更大了，因为美国已经参战，而苏联军队还没有被纳粹德国击垮。同时，丘吉尔还声称，英军在东南亚的暂时失败，并不能动摇自己优先把兵力和物资投放在欧洲战场，与继续援助苏联的决心。

还有一点，丘吉尔虽然脾气火爆、性格强硬，但他在具体决策中，却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大胆放权，给手下的三军将领以自由发挥和决策的空间，尊重他们的专业意见：虽然在某些具体作战计划的安排上，丘吉尔因为过分听信将领的意见，导致了失败；但更多时候，丘吉尔对将领的信任，最终收获了充分的回报。这与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希特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1940年5月，空军指挥官休·道丁请求丘吉尔，不要将英国皇家空军过度投入在法国的战斗，以便为即将到来的英国空中保卫战，保存实力。而丘吉尔，则顶着巨大的压力，采纳了道丁的建议。随后，在被称为“不列颠之战”的空中决战中，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部队，在道丁的指挥下，与雷达系统和地面高射炮部队紧密协作，击落了超过1800架德国飞机，迫使希特勒打消了入侵英国的念头。可以说，道丁以一场辉煌的胜利，保证了英国本土的安全，也回报了丘吉尔的信任。

好了，在刚才的讲述中，我们分别从新的军事科学技术，与双方领导人在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上的决策质量，来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轴心国最终失败的原因。而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就来看看第三个主要决定因素，甚至是最重要的那个：也就是双方在资源与生产能力上的差距。

众所周知，战争是破坏性最大，也是最“烧钱”的人类集体行为。著名国际政治学和历史学专家，保罗·肯尼迪甚至直白地说“对于交战双方来说，谁口袋里剩下最后一文钱，谁就将获得战争的胜利”。从长期来看，战争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将士们的指挥战斗水平和武器装备的质量，更取决于谁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资源更雄厚的一方，能够组织起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并且可以不断填补战场上的损失，形成持续的优势来压迫对方。所以，本书作者汉森也直白地说，同盟国的胜利，不仅在于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破坏行为，更在于同盟国幸运地掌握了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更雄厚的资金。

那么，同盟国的优势到底大到什么地步，这些资源和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如何影响了战场上双方的策略和行动呢？汉森就为我们列出了一系列具体数字，来让我们有一个具体直观的印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人口，所谓人多力量大：更多的人口，意味着能有更多的适龄人口从军入伍上战场，或者在后方辛勤劳作生产物资。同盟国的三大主要成员，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再加上美国和苏联，总体人口超过4亿，是德意日轴心国的2倍，如果再算上4亿多勤劳刻苦的中国人民，那就接近9亿，是轴心国的四倍有余。

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会立刻体现为经济体量上的优势。根据作者汉森的统计，到了1943年，英美苏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意日轴心国的两倍还多，而且优势还在持续扩大：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1945年，美国一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2.6万亿美元，几乎是德意日三个轴心国，外加英苏两个盟国的总和。

除此之外，同盟国还有一点比较幸运，就是中美英苏加起来的地理疆域面积庞大，如果再算上英联邦的各成员国，更加幅员辽阔，这样带来的好处是，同盟国拥有更多维持战争所必要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橡胶，以及钨、锑、镍等稀有金属。仅仅是石油一项，同盟国就控制了全球大约80%的产量，直接卡住了法西斯轴心国的脖子。

如此压倒性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优势，最终会在战场上，变成强大的战斗力，让盟军可以不计损失，不怕犯错，在战场上对轴心国施加越来越高的压力，直到对手崩溃。例如，以装甲部队“闪电战”著称的德国，在整个二战期间，装甲战斗车生产的总产量是59000多台，囊括了坦克、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等各个种类与型号。然而美国呢，仅仅是大名鼎鼎的M4“谢尔曼”中型坦克一个型号，就生产了61000多台，而苏联的功勋坦克T-34型，也生产了超过8万台。这些坦克的单车性能和战斗力，可能不如与它们对标的德国坦克，但是盟军装甲兵可以利用它们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轻松地把敌人淹没在自己的钢铁洪流里。

而在后勤物资方面，盟国的优势也让轴心国望尘莫及：以最重要的燃料，航空燃油为例，美国在二战中生产了1.65亿桶航空燃油，是其他所有主要交战国产量的七倍，同盟国空军90%的燃料供应，都来自美国。更多的人口，再加上更多的军用飞机和燃油产量，意味着同盟国空军能够训练、动员更多的飞行员升空作战，而且能够让自己的飞行员进行更充分的训练，形成更强的战斗力： 在这里就举一个案例，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当天，英美空军飞机累计出击13000多架次，是德国空军的20倍还多。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充满自豪地对盟军士兵们宣称：如果你们看到天上有飞机，不要惊慌，因为那些飞机，都是我们的！

今天的一些军事历史爱好者，经常津津乐道于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研发的一些黑科技武器装备，比如装备了早期夜视仪，能够在夜间作战的坦克和突击步枪，最先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无线电遥控炸弹，甚至像V-2这样的早期弹道导弹。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由于轴心国有限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源，这些先进武器要么产量太少，要么性能存在巨大瑕疵，从而根本没有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相反，如果说二战中确实存在什么对战争结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黑科技武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研发出的原子弹；实际上，德日两国在二战期间，也分别进行过核武器的开发尝试，结果都因为工业生产力和资源上的瓶颈，无疾而终。

另外，轴心国还有一点比较倒霉，那就是它们的工业技术和生产的原材料没有互补性，你家缺的东西，它家更缺，所以不能互相支援，相濡以沫。而且，它们之间也没有一个技术交流体系，可以说是各自为战。而同盟国则通过有效的协调组织体系，把各国的技术研究、资源和工业生产整合在一起，形成了1加1大于2的规模效应：例如，英国向美国提供了自己最新的罗尔斯-罗伊斯梅林引擎，美国飞机制造商就果断把它放在了新研发的P51野马战斗机上，让P51成为二战末期性能最好的战斗机。同时，英国在收到美国的M4谢尔曼坦克之后，同样进行了优化改装，把自己研制的大威力17磅反坦克炮安了上去，这种改型谢尔曼昵称“萤火虫”，是二战后期，少数能够正面击破德国重型坦克的英美装甲战斗车。

法西斯轴心国在生产和资源上的劣势，最终变成了自身制定战略和决策时的路径限制。在这个方面，本书作者汉森也描述了很多案例，做了大量分析，不过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简单介绍一下，那就是，总体上，法西斯轴心国都知道自己在资源、生产力方面的劣势，所以它们在制定战略时，都希望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希望能在同盟国充分动员自己生产力之前，利用短暂的时间窗口，迅速击败对手。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让自己的大战略中加入了许多冒险、孤注一掷的决策，无论是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还是日本决定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开战，都是这种考量的产物；反过来，在许多战场上的战术微操作上，轴心国的统帅将领反而显得比较保守，这是因为，他们都知道，同盟国拥有压倒性的人力物力优势，而自己的每一个士兵、每一辆坦克、每一艘军舰、每一架飞机，如果不幸损失，那么很可能再也无法弥补，所以总是在绞尽脑汁，试图在战术上找出一个万全之策，这样一来，反而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而把主动权拱手让出，最终吞下了失败的苦果。

好了，由于篇幅有限，这本《制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与略》的基本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本书作者汉森用熟悉而恢弘的笔法，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景式的战争画卷：仿佛带着读者穿梭在硝烟弥漫的空中、海洋与陆地战场上，盘点了一次次经典战役中双方高层的决策得失，在战场上涌现出的决定性技术发明，以及两大阵营手中的资源与工业实力。如此多层次、多角度的叙述与分析，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同盟国能够在六年的苦战后，彻底击败了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轴心国，不仅使整个世界免于法西斯主义的蹂躏，更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在汉森看来，同盟国的胜利，不仅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失道寡助”，肆意发动战争，践踏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更是因为同盟国手里的筹码更多，而犯的错误更少。汉森在本书结尾总结说，同盟国的优势和胜利，来自“苏联人的鲜血、美国人的力量和英国人的智慧” ：翻译成白话就是，相比法西斯轴心国，同盟国拥有压倒性的人力、资源和生产力优势，而且彼此之间分歧更少，决策质量更高，同时，在持续激烈而残酷的战争中，同盟国军人也在战火中接受了锤炼，提升了经验、技巧和勇气，开战初期，德日两国军队引以为傲的素质优势，逐渐化为乌有。

反过来，让我们再看德意日三个轴心国：他们赢得战争的唯一指望，就是在同盟国的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战场优势之前，速战速决。纵观整场二战，轴心国依靠突然袭击，和一部分统帅的天才指挥，获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依旧没有办法扭转局势，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在实力上的根本差距，也是因为轴心国僵化的决策体制：无论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两个独裁者，还是日本的最高决策机构战时大本营，都无法吸纳和容忍反对意见，从而导致它们一步错，步步错，在通向失败与毁灭的道路上无法回头。

更为重要的是，轴心国在各自占领区内的残酷压迫，也激发了当地民众前仆后继的反抗，这些力量汇聚成河，变成了德意日法西斯难以去除的阻碍。 例如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已经在独自抵抗日本的侵略与扩张。而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更是通过在境内牵制了百万日军，为太平洋地区的盟军对日作战，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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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纵观整场二战，轴心国依靠突然袭击，和一部分统帅的天才指挥，获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依旧没有办法扭转局势，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在实力上的根本差距，也是因为轴心国僵化的决策体制。

2. 更为重要的是，轴心国在各自占领区内的残酷压迫，也激发了当地民众前仆后继的反抗，这些力量汇聚成河，变成了德意日法西斯难以去除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