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 董晨宇解读
《公众舆论》| 董晨宇解读
关于作者
沃尔特·李普曼，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同时也是20世纪美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记者。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风云，两度获得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不仅如此，沃尔特·李普曼一生还出版了超过30本作品，可谓著作等身，其中以《公众舆论》《幻影公众》等最为知名。
关于本书
本书出版于1922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这场战争中，沃尔特·李普曼见证了充满谎言与欺骗的宣传，对舆论的理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本书便是他对公众舆论独辟蹊径的解剖。虽然沃尔特·李普曼本人并未经受过任何学术训练，他的著作也都是思想随笔，但本书却被奉为20世纪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美国所有高校传播学专业的必读书。
核心内容
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舆论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依靠大众媒体描绘的“拟态环境”来观察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观点往往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刻板印象”的结果。因此，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就不能依靠舆论，而要依靠社会精英。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公众舆论》。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5万字，我会用28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公众理解公共事件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公众一方面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刻板印象。所以，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还是要依靠社会精英。
这个观点乍听起来的确不怎么受欢迎，人们经常说，真理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民众的智慧怎么会不值得信任呢？但有时候，舆论的确是很容易被媒体左右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一起听个故事。在伊拉克战争中，英国出兵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当时，BBC引用了一位匿名政府官员的话，指出英国政府实际上在撒谎。这一报道在英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位匿名人士的身份很快被猜出来了，他就是英国国防部武器专家大卫·凯利。
更糟糕的是，在接受政府质询前，这位专家选择了自杀。这件事情可气坏了英国民众，他们认为BBC是杀死凯利的罪魁祸首。英国政府这边呢，也干脆顺水推舟，在这一事件的调查报告中，把所有责任都一股脑推给BBC。不过，事情还远没结束，谁知道几天后，风云突变，英国一些报纸开始大肆报道，说这项调查报告是政府操纵的结果，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密谋搞垮BBC。这样一来，那些对BBC不满的英国民众，又开始对它产生了同情，调转船头，开始批评政府。
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一看大事不好，干脆站出来，宽容了BBC的这次错误。在这个一波三折的事件中，具体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直到现在，我们也很难说清楚。但我们却明显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舆论就像是被操纵的木偶，跟随着媒体的风向，忽左忽右。从这个角度看，舆论究竟是不是靠得住的，还真要打个问号。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英国转向中国，观察一下互联网上的众多公共事件，也许也能发现类似的端倪。2016年1月，有一则新闻在朋友圈中被大量转发，内容是江苏泰州一名中学老师在监考时猝死身亡，但当时，在场的学生不但没有打电话求救，反而继续平静地答题。一时间，网络舆论开始批评应试教育培养出“冷血的考试机器”。
不过，后来发现，这则新闻完全是子虚乌有，当时的孩子们不但第一时间通知了隔壁班的老师，而且还采取了急救措施。在这一事件中，舆论同样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那么，如果我们跳出具体的新闻事件来思考这个问题，便不禁会想：舆论为何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它真的靠得住吗？如果舆论靠不住，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公众舆论》这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
《公众舆论》的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称得上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风云，还两度获得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要知道，这可是新闻界的诺贝尔奖。除此之外，李普曼还是一名非常成功的政论家和专栏作家，出版了超过30本书籍，可谓著作等身。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思想随笔，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作品，但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旧回荡在传播学研究的版图之上。本期为你解读的这本《公众舆论》出版于1922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这场战争中，李普曼见证了充满谎言与欺骗的宣传，对舆论的理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当然，这本书之所以会被视为20世纪美国传播学的奠基性作品，也正是因为李普曼对舆论独辟蹊径的解剖。除此之外，在为你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还要稍微提一下，这本书的中文书名其实颇有争议，因为在汉语中，“舆论”中的“舆”，其实就已经是公众的意思了，所以“公众舆论”，就是一种同义重复的说法。不过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称呼方法，我们在下面的解读中，就不做特别的纠正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能直接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而是要依靠大众媒体为他们描绘一个模拟环境。第二个重点是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观点往往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刻板印象的结果。第三个重点是既然舆论往往是非理性的，那么，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就不能依靠舆论，而要依靠社会精英。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能直接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而是要依靠大众媒体为他们描绘一个模拟环境。人们在思考外部世界时，会在头脑中形成怎样一种景象，也要依靠大众媒体描绘的这个模拟环境。李普曼干脆给它起了个名，叫做“拟态环境”。他还认为，拟态环境的存在，是造成非理性舆论的第一个罪魁祸首。
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偏要依赖这个不怎么靠谱的大众媒体来了解世界呢？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两百年，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大众媒体绝不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第一选择。因为大多数乡村中生活的人，根本不需要大众媒体，也可以活得很好。他们一辈子的生活世界，也许只有一个村子这么大，想要知道什么信息，和别人聊聊天就全明白了，比如去村东头的大槐树下，问问乘凉的张二狗，他就会告诉你，李寡妇家里的牛死了，村长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信息需求已经截然不同了。我们如果只知道自己家小区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显然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的。这里面的困境恰恰在于，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面面俱到地了解这个世界中发生的新闻。我们总不能为了了解一下美国的经济动态，专程坐飞机去看看吧？这时候，大众媒体就可以帮我们解这个燃眉之急。你想了解美国，媒体就可以在美国外派一位记者，甚至设置一个记者站，每天把你想了解的信息，送到你的面前。
不过，大众媒体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一张报纸每天只能出几十个版面，一个电视频道每天最多也就能播出二十四个小时。而一个社会一天发生的新闻，是根本不可能被完全压缩到大众媒体里面的。所以这时，记者和编辑就要对一天发生的新闻进行挑选，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呈现给自己的读者。于是，不可避免的，大众媒体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种经过挑选、加工之后的社会现实，不论记者多么技艺高超，他都无法面面俱到地和我们详细讲述社会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所以李普曼便给大众媒体所报道的社会环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中，拟态环境也许算得上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宿命吧。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拟态环境也不错啊，毕竟，我也没有时间了解这么多，大众媒体如果愿意帮我浓缩一下，那么，我既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新闻，还能节省下时间来做我自己的工作，这不是挺好的吗？但问题是，大众媒体究竟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其实是很主观的事情。虽然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媒体都宣称自己的客观、中立，但事情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比如说，著名的《纽约时报》曾有一个著名的准则，叫做“报道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它这么讲，当然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公正无私。不过，这个准则一经推出，就遇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因为在学者们看来，这句话就是典型的同义反复，说了等于没说。你说你会报道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那么，什么才是适合刊登的呢？你还是没有回答读者啊。李普曼显然也不会相信这些口号，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媒体在塑造拟态环境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重要：一个是过分简化，另一个是人为干预。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聊聊。
所谓过分简化，就是说，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但媒体在报道时却不得不把逻辑尽量简化，有时候，这对民众了解事实真相还真不是一件好事。李普曼在书中举的例子是战争新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场至关重要的决定性战役，叫凡尔登战役，对战双方是霞飞将军统领的法国军队和德国皇太子威廉挂帅的德国军队。这场战役非常惨烈，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军队死亡人数超过了25万人，因此也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
但是人们通过媒体报道所留下的印象，却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李普曼说：如果一个人要是去回忆那场战争，很快就会想到霞飞和威廉，好像他们是在进行个人决斗。在新闻中，两位将军就像是两座雕像，无畏而平静地屹立在那里，背景才是一支朦朦胧胧、只有细小轮廓的军队。
除了过分简化，李普曼认为，媒体在塑造拟态环境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为干预。所谓人为干预，就是说媒体最终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会受到各方面社会权力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权力，便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我们先聊聊政治权力。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普曼就感慨地说：在控制公众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这件事上，一支作战军队的总参谋部拥有很大的权力，它可以决定哪些记者上前线，这些记者可以在哪里活动、可以报道哪些新闻。这就相当于在公众与战争之间，设立了一道屏障。这道屏障一方面会过滤掉政府不想让公众知道的信息，另一方面，又会强化它希望公众了解的信息。难怪李普曼也不得不承认，因为这道屏障的存在，舆论变得非常容易被操纵。
聊完了政治权力，我们再聊聊经济权力。在西方，新闻媒体其实就是一个企业，自然，也都有自己的老板。一家媒体报道什么，有时候很难不受到老版本人的喜好和利益的左右。为了理解这个观点，我们一起听个故事。1996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罗贝塔·巴斯钦到越南调查当地的NIKE工厂，发现工厂里的女工遭受虐待和体罚，比如，如果女工在工作时聊天，就会被胶布封住嘴巴。他们的报道一经播出，便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于是她决定返回越南，继续对这个新闻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不过，另她没想到的是，就当她为自己的第二篇报道做剪辑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突然通知她，节目取消了。
原来，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在为获得冬奥会的转播权寻找赞助商，这时NIKE公司跑过来，表示愿意出这笔钱。不过，你既然拿了我的钱，就不能再报道我的负面消息了。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冬奥会新闻时，节目中的主持人都穿着NIKE夹克，上面还印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标志。巴斯钦感到非常绝望，她讽刺地说：NIKE说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让记者从监督者的角色，瞬间变成了广告牌。这件事情也让巴斯钦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媒体报道并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进行的，而是受到了财团、企业等种种社会权力的干预。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李普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没有能力直接了解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大众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世界完全真实的写照，它往往过分简化事实，还会受到社会权力的干预，因此就无法为舆论的形成提供充分的参考信息。因此，拟态环境是非理性舆论的第一个罪魁祸首。
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观点往往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刻板印象的结果。李普曼认为，刻板印象的存在，是造成非理性舆论的第二个罪魁祸首。
在李普曼看来，仅仅是媒体这边不靠谱，还不足以致命，关键在于，民众这边似乎也不怎么给力。李普曼说，民众在思考社会问题时，很少是理性的，他们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刻板印象。所谓刻板印象，就是人们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等标准进行社会分类，进而形成的对某一群体的固定印象。
比如我们常常认为，左撇子的人更聪明，南方人更适合做生意，美国人的观念更开放，这都是典型的刻板印象。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通过刻板印象来认识世界呢？李普曼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截了当，他说，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有限，一天中能用来思考公共事务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于是，我们就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尽快做出判断，这时候，刻板印象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了。
其实，刻板印象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对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简化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如，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个人，想要对他做出第一印象的判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借助刻板印象。如果这个人是德国人，我们往往会假定他是一个严谨、守时的人；如果他是法国人，我们往往会假定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在这些时候，刻板印象其实为我们降低了认知成本，让我们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所以，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将刻板印象称为“最不费力的规则”。不过，这个硬币还有它的另一面。有时候，刻板印象也可能对我们造成误导。
为了了解这个观点，我们一起来做个练习。题目很简单：小明的妈妈是超市收银员，有一天，小明从妈妈的超市里走出来，一不小心被车撞倒，被送往医院。护士看到手术台上的小明，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请问，小明与护士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护士其实是小明的父亲。但如果我们在回答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听到护士这个职业的时候，马上就假定这个职业都是女性。
刻板印象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它忽略了个体差异，给我们造成判断上的误导。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这种误导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比如，如果我们对某一种族持有严重的刻板印象，就可能成为一名种族主义者。
了解了人们为什么喜欢使用刻板印象来观察公共事务，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是怎么形成的。李普曼认为，一个人内心的刻板印象，与他所处的社会阶层关系密切。李普曼说，一个人如果教育程度高、收入丰厚，那么，他就有更多的能力和资源来与这个世界接触，比如，他可以旅行、可以购买书籍，这时他可以把尽可能多的事实纳入到自己的视线中。简而言之一句话，李普曼认为，教育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因为教育和收入的原因，每个社会阶层的视野是不同的，那么，各个社会阶层就会因此形成一些专属于它们的刻板印象。有趣的是，在很多时候，两个社会阶层针对一项公共事务的争论，哪怕是刀光剑影，快意恩仇，但如果我们冷静剖析，便会发现，其本质就是两种不同的刻板印象在进行决斗。
刚刚我们聊了刻板印象的作用和形成机制，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为什么说刻板印象是造成非理性舆论的罪魁祸首。李普曼认为，刻板印象对舆论最大的伤害，就是所谓的选择性记忆。具体点说，人们一旦形成了自己的刻板印象，就会选择性地接触符合这种刻板印象的信息，表达符合这种刻板印象的观点。这么讲可能有点抽象，我们一起来听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出现在《公众舆论》这本书中，李普曼说，一个人的记忆会欺骗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给我们讲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者举办了一个小型化装舞会，邀请一些不知情的人参与进来。突然，舞厅的大门被人撞开，一个小丑冲进来，另一个持枪黑人在后面狂追。他们在舞厅中央厮打在一起，然后又一块儿冲出了大厅。整个事件持续了不到20秒钟。研究者当即要求在座各位写一篇报告，陈述一下自己看到了什么，来协助警方调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交上来的40篇报告中，主要事实性错误低于20%的只有一篇，错误达到50%的却有13篇。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记住的，都是经过我们大脑选择的，更麻烦的是，我们选择性记忆的信息，往往并不怎么靠谱。
那么，人们更愿意选择性记忆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来听第二个故事。1951年，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哈斯托夫和哈德利·坎特里尔曾做过这样一项有趣的调查。他们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一同回忆一场双方几周前进行的橄榄球比赛。因为这两所学院本身就水火不容，再加上当时赛场上发生了暴力冲突，所以这场比赛在两校学生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芥蒂。研究者惊奇地发现，两所大学的学生对同一场比赛的回忆和评判相差千里，都认为是对方首先挑起的事端，责任不在自己学校这边。
换句话讲，人们的选择性记忆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这些刻板印象以各种方式歪曲着我们的观点，决定我们更加关注哪些事实，以及从哪个角度去关注。李普曼的原话非常精道地总结了这个道理，他说：“刻板印象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支持这种刻板印象的事实所吸引，对于和它抵触的事实，我们则会视而不见……所以，善良的人们总能为善良找出无数理由，邪恶的人们同样也总能为邪恶找出无数理由。”
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为你解读的第二个重点内容。李普曼认为，人们在对公共事件做判断时，往往并不会通过理性的思考，而是通过刻板印象。这当然是我们快速做出决定的一种生活策略。不过，不同社会阶层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刻板印象，也都会根据这些刻板印象，对公共事件进行选择性观察和记忆，进而形成不理性的观点。总而言之，刻板印象的存在，是造成非理性舆论的第二个罪魁祸首。
前面两个为你解读的重点，可以浓缩为八个字：拟态环境、刻板印象。正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存在，所以李普曼坚信，舆论往往并不是理性的。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重点，便是基于前面的两个判断，往前又走了一步：既然舆论是非理性的，那么，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就不能依靠舆论，而要依靠社会精英。
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来讲，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一记当头棒。经典民主理论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公众舆论会自发地产生出一种理性的正义感。这种观念起源于经济学，可以看做是一种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模仿。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认为，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维持市场的健康运行。民主主义者认为，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他们相信，只要人们可以自由交流，优质观点最终一定会淘汰劣质观点，也就是说，良币一定会驱逐劣币，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最终通往真理。
不过，李普曼对这种理论完全不屑一顾。在他看来，经典民主理论其实是在墙上画饼，这个理论看上去很美，但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按照李普曼的说法，绝大多数选民一辈子生活的环境都十分单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只是靠着几份单薄的报纸、几本小册子、几次政治演讲，再加上点街谈巷议。李普曼不相信，选民可以靠这些知识，就能站出来评价商业与金融、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国家问题。
不仅如此，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还要面对民众的刻板印象、选择性记忆和偏执等诸多困境。等挨过这九九八十一难，公众舆论早就破败得不像样子了，怎么能够让人信赖呢？因此，李普曼干脆下了一个定论：这种依靠舆论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一定会出错误。
那么，既然舆论靠不住，我们又该向谁求助呢？李普曼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过，这个答案也是整本书最具争议性的一个观点，李普曼固执地认为，如果一个人有资格来为公共事务做决定，他必须至少具备两种品德：第一，他能够逃脱拟态环境的限制，尽量完整地了解真相；第二，他还能够剔除自己的刻板印象，尽量公正地面对问题。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呢？李普曼说，有，那就是社会精英。
李普曼的设想，其实很简单。民主制度中的普选制远看起来虽然美好，但是根本经不住琢磨。一个更优化的选择，其实是让社会精英，也就是独立的专家组来对公共事务进行评判，这些人既拥有专业知识，还能秉持科学态度，比舆论实在靠谱太多了。因此，简单来说，李普曼的政治思想核心就是四个字：精英治国。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民主制度被视为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李普曼跳出来直接一顿棒喝，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了拳击台上。不出所料，他的对手很快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约翰·杜威。对于李普曼的精英治国思想，杜威表示不敢苟同。一方面，他同意李普曼说的，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需要公众具备充分的公共知识和洞察力。但另一方面，他坚持相信，大众媒体完全可以胜任教育公众这一角色。媒体通过传播知识，也最终能够将公众连接成一个“大共同体”。
为此，杜威还亲自创办了一份报纸，来教育公众。话说回来，这场争论并没有达成共识，两个人谁也没说服谁。不过，作为读者，我们的福气也许在于，李普曼为了这场论战又写了一本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精英治国思想，这本书名叫《幻影公众》。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我们的每天听本书中找到这本《幻影公众》，继续听听李普曼如何为自己的精英治国思想辩护。
再多说一句，我刚才向你介绍说，《公众舆论》这本书虽然并不是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它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美国传播学研究。此话有何证据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在《公众舆论》这本书中，李普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公共事件的认识，完全要依靠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拟态环境。也就是说，媒体报道了什么，人们就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人们也就无从知晓。这个结论当然是李普曼的一种思考。
不过，《公众舆论》这本书出版50年后，也就是1972年，两位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但证明了李普曼的假说，还发展出了一项20世纪最为著名的传播学理论。如果你有兴趣，同样可以在我们的每天听本书中找到这本《议程设置》，听听两位学者如何继承李普曼的衣钵，向我们系统解读媒体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说到这儿，本期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如果你想要了解《公众舆论》这本书的思想，关键在于三个重点内容，这三个重点内容，又可以浓缩为十二个字。
我们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是“拟态环境”。李普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能直接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而是要依靠大众媒体为他们描绘一个模拟环境，也就是所谓的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世界完全真实的写照，它往往过分简化事实，还会受到社会权力的干预，因此就无法为舆论的形成提供充分的参考信息。这是非理性舆论的第一个罪魁祸首。
其次，我们解释了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刻板印象”。李普曼认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观点往往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刻板印象的结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刻板印象能够帮我们便捷快速地做出判断，但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刻板印象往往就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了。人们会依据自己的刻板印象，对公共事件进行选择性观察和记忆，进而形成不理性的观点。这是非理性舆论的第二个罪魁祸首。
最后我们说到了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精英治国”。因为拟态环境和刻板印象的存在，舆论往往是非理性的。所以，李普曼坚信，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就不能依靠舆论，而要依靠社会精英。社会精英可以克服舆论的以上两种弊端，因为他们既拥有专业知识，还秉持科学态度。不过，这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来讲，可以说是当头棒喝，直到今天，这种观点仍旧是充满争议的。
撰稿：董晨宇 脑图：摩西 转述：徐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