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与国家的崛起》 朱步冲解读

《债务与国家的崛起》| 朱步冲解读

关于作者

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英国经济史与金融史学者，曾经长期在金融投资界工作，研究领域为金融对于国家政治与历史的影响，曾在《金融时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评论文章。201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著作《全球化的失败：美利坚治世的兴衰》。

关于本书

《债务与国家的崛起》撰写于2003年，是麦克唐纳潜心多年研究与思考的结果。期初，麦克唐纳的初衷是撰写一部公债史，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发现，公债的诞生，筹集与偿还，与国家的两大基本职能，战争与公共管理密不可分。最终，这本单纯关于公债的历史变成了一部同时涉及现代政治与金融制度起源的跨学科著作。

核心内容

为了向成员提供公共服务与保护，国家从一诞生开始就致力于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在向现代化国家演进的过程中，随着职能与责任的增多，国家的筹款能力和收入规模决定了它们在竞争中的位置。在本书中，作者麦克唐纳独辟蹊径，从金融角度解释了现代化政府首先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正是公债这种“以时间换取空间”，提前预支未来收入的筹资方式，让欧洲国家逐渐从封建王权统治转向现代化。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朱步冲，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英国著名经济与金融史研究专家詹姆斯·麦克唐纳撰写的《债务与国家的崛起》。

大家也许知道，在19世纪，整个人类世界曾经出现过一次重大变化，被称为“大分流”。它指的是，整个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把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抛在身后。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呢？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从地理环境、文化基因、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各个侧面进行了剖析。不过，在这本著作中，麦克唐纳着眼于金融与财政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观点，那就是，西方国家的崛起，得益于它首先建立了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府与财政制度，而背后的驱动力，居然是债务。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借债说白了是提前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花，增加了未来的财务风险，还要为此支付额外的利息，这样看来，量入为出，细水长流地花自己的钱，更加稳妥。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国家的统治者欠债，更不是一件好事，通常只有腐败无能、骄奢淫逸的帝王才会欠债。大家都知道，有个著名的成语叫“债台高筑”，就是讲战国时代，东周的末代君主周赧（nǎn）王为了打仗，向富人借了许多钱，结果最后还不上，愤怒的债主为了讨债，聚集到了王宫门口，周赧王只能在宫里修了一座高台，称为“避债台”，躲在上面，让自己听不到债主的叫骂。

在本书中，麦克唐纳把17世纪初，世界上的大国按照财务状况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国库充实的东方大国：明朝国库里的白银有1000多万两、莫卧儿帝国是6000多万两，而奥斯曼土耳其国库里的金砖有1600多万块；而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欧洲国家，像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各城邦等等，无论是年收入还是财政储备，都远远不如东方国家。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负债国，现在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那些曾经富可敌国的大帝国，现在都成了发展中国家。

这个逆转是怎么发生的？本来应该是财政负担的债务，是如何让西方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的呢？ 在本书中，麦克唐纳通过讲述4000年来的财政金融演化史，作出了一个解释。他告诉我们，早在12世纪，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学会发行国债，利用财务这根杠杆，实行“用时间换取空间”的发展模式，通过花未来的钱，解眼下燃眉之急，或者进行投资，实现经济发展，财富增长。这种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效果明显要优于中国等传统东方国家实行的，以税收为单一收入手段的国家财政体系。

那么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来讲解本书的内容。首先我将为你讲述，自国家诞生以来，东西方国家解决开支问题的不同思路，以及国债为什么会在欧洲诞生。 接下来，我将为你讲述，国债是如何倒逼欧洲国家，进行财政金融与政治改革的，以及国债相比税收，到底先进在哪里。

从经济学角度讲，国家的本质也是一种交换。人类需要生存繁衍，就要团结起来，形成共同体。共同体的第一个主要功能，是要向成员提供各种公共设施与服务，比如安全保障、生产资料、公共设施，以及调解仲裁成员之间的纠纷等等。这些公共服务和设施，肯定需要耗费人力物力，甚至需要和别的共同体进行交换，因此不是免费的，所以需要全体成员分摊来购买，这就形成了国家的公共开支，进而决定了国家存在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筹款。

作者麦克唐纳说，早期文明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尚未形成，但国家的公共开支怎么筹措，就有了最原始的解决方案。《圣经》上记载说，以色列人打了胜仗，就会把俘获的战利品，什么牛羊牲畜、贵重金属，按一个固定比例分一份，给部落里的祭司作为上帝的供品。说白了，这就是建立了原始的国库。这种简陋粗放的处置方法，可能就是早期人类部落向国家过渡阶段，进行公共财政储备，以应付国家开支的雏形。

随着原始部落向早期国家逐渐转变，这个统治者，无论是酋长、首领，还是早期的国王，都会发现，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要和敌对部落打仗，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自己治理下的人口也越来越多，需要储备更多的粮食以防歉收和自然灾害；另外，随着人口增多，耕地面积和城市面积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修建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城市道路，以及神庙、宫殿、市场等公共设施。你看看，每一样都要花钱，而且花的都是大钱。

所以说，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就有学者开始考虑关于国家财政的问题。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需要在国库中尽可能囤积足够多的钱和实物，用来应付常用开支和突发事件。书中记载，古代印度有一个财政专家考底利耶就说，国家收入应该是年度支出的两倍，在理想情况下，国库里至少应该存着足够20年的花销。

作者说，在这个阶段，早熟的东方国家，可以利用庞大的官僚机构，向疆域内的所有居民征税，从而积累起海量的财富。根据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拥有1500万到1700万人口的波斯帝国，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国库里就存了400吨黄金，相当于今天的4.5亿美元。这在公元前四世纪，算是当时古代农耕帝国财富聚敛的最高水平。 同样，我国秦汉时代就确立了国家掌握全部土地人口，按照耕地面积和人口，收取土地税和人头税的财政模式。按照刘守刚所著《中国财政史十六讲》一书中记载的统计数据，汉武帝时期，国家每年收入就能达到惊人的40亿钱，折合黄金将近百吨。

而反观早期的西方国家，由于疆域狭窄，人口相对稀少，无法支撑这样巨大的官僚机构，也就没办法按照人头收税。比如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继承马其顿王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父亲腓力二世，由于连年征战，欠下了巨额债务，足足是国库里金银储备的8倍还多。

那怎么办呢？亚历山大想出了一个天才解决方案，没错，就是借债！他以王室拥有的土地作抵押，向贵族借了一笔巨款，用于整军备战，发动对波斯帝国的战争。最后，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帝国，用到手的巨额战利品偿还了债务。

同样，曾经显赫一时的罗马帝国，在它发展扩张的早期，也不得不经常举债。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为了争夺地中海霸权，罗马和迦太基打了一场绵延百年的布匿战争。在顶峰时期，双方都动员了将近十万大军，几百艘战舰。为了筹集军费，罗马人想了各种办法，包括货币贬值等等。最终，罗马政府没办法，只能号召全体公民自愿捐出财产，作为给国家的“借款”。当然，在战争结束后，罗马通过掠夺来的战利品，把这些欠款还干净了，按照今天的价值，这笔钱也有上千万美元。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了大约600年的“黑暗时代”。欧洲版图上，出现了一个个由蛮族部落组成的封建国家，部落首领变成了国王，手下的武士变成了各级封建领主。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让整个欧洲迎来了一场文化与技术上的大倒退。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官僚机构没有了，国王很难从自己的百姓那里收到足够的税。同时，由于罗马帝国原有的采矿和金属铸造技术也部分失传了，导致流通中的贵金属货币数量越来越少，成色也越来越差，这进一步限制了欧洲国王和贵族积累财富的能力。

作者麦克唐纳在书中计算了一下公元前4世纪到13世纪，世界上不同文明地区国家的收入水平。如果统一以白银来计算的话，9世纪中期的我国唐朝，是最富裕的，一年总收入能够达到2145吨白银，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紧随其后，有1260吨。而13世纪初的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分别只有可怜的20.3吨和11.5吨。

然而，就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刚刚结束的12世纪，在意大利的小城邦威尼斯，一种全新的金融创新诞生了。大家可能知道，威尼斯凭借着在十字军东征中充当交通和贸易枢纽，逐渐兴旺发达，后来又靠香料和奴隶贸易，以及造船和手工业，成为地中海上知名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但书里说，威尼斯在成立之初，可以说是一穷二白，除了打鱼晒盐，几乎没有别的生财之道，但扩建城市、建造商船、维持海军，都要花钱。那怎么办呢？在1164年，威尼斯政府的领导人，当时叫总督，招呼手下的官员们和城里的富商开会：大家一合计，咱们从老祖宗罗马人那里取经吧：罗马人不是一打仗就让大家伙儿捐钱，打完仗用战利品来偿还吗？那咱们按照这个成例，从有钱的富商家族那里借钱，买卖做起来之后，用盈利逐步偿还本息。于是，就有12个富商家族，和威尼斯政府，签订了借款协议，年利率5%。

这笔借款，威尼斯人管它叫公债。后来，这种公债认购很快从自愿变成强制，成了普通威尼斯公民的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买了公债，就相当于购买了一个威尼斯共和国的户口。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那威尼斯政府会不会赖账不还呢？作者告诉我们，威尼斯当时的政体，是一种共和体制：总督虽然是终身制，但必须由一个立法机关“大会议”选出。这个大会议成员的人数从1200到2000人不等，基本都是威尼斯城内富裕、有地位的绅士商人，可以看做是威尼斯政府债权人的代表，掌握着整座城市的经济命脉，所以威尼斯政府对他们不敢怠慢。威尼斯政府很快通过了立法，规定说，偿付公债利息要优先于其他一切政府支出。公债的本金，必须由政府收入的盈余来偿还，不能拆东墙补西墙，挪用其他必要开支。

有趣的是，由于基督教教义的限制，还逼得威尼斯人发明公债之后，对它进行了一次产品迭代：怎么回事儿呢？原来，按照《圣经》的教义，严禁基督教教徒彼此放高利贷，但是，利息如果太低，那公债就卖不出去。这威尼斯人可就急了，发动了一批神学家、法学家想办法，钻《圣经》的空子。这帮神学家、法学家合计了半天，想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根据罗马法，把利息解释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的损害赔偿。第二个更绝，就是宣布，公债债务人不用偿还本金，但必须长期，甚至永久向债权人支付利息。这样一来，去掉了本金偿还这个传统借贷关系里最关键的要素，那借贷双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之间的关系，压根就不是债务关系！”

这个发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对于债务人，比如威尼斯政府来说，每年支付一点利息的压力，可比还本金小多了。放债的，从此也就相当于每年都有了一笔固定收入，细水长流。另外，由于当时数学还不发达，这种“不收回本金，持续支付利息的永续公债”，它的收益率比较好计算。一些历史学家盛赞，这种永续公债的诞生，堪称“西方的首次经济学探索”。

所以，从1285年开始，威尼斯政府逐渐把自己背负的普通公债，转化为永续公债。由于威尼斯政府经营有道，支付利息又准时，所以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公债，在居民眼里变成了一种非常好的投资金融产品。 通过这种模式，包括威尼斯在内，意大利各城邦政府的融资能力明显上升，各种生意也越做越大，普通人手里的公债也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买卖。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发行国债，跟一家企业成功上市一样，就是要把未来能够得到的收入部分变现，然后利用这些钱去应急，或者做新的投资，创造更多的财富。钱，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单纯把手上的财富变成贵金属，藏在你的国库地窖里，是无法实现其最大价值的。按照黄仁宇所著《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一书记载，15世纪初，人口仅有10万多人的小小威尼斯，它的年度总收入，为150万杜卡特金币。大约等于今天的8500万美元，这个数字已经和当时的大明帝国相差不多。顺便说一句，当时中国人口约1亿，是威尼斯的1000倍。

咱们得到中，香帅的金融课 | 073《从金融角度回答“李约瑟之问”》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包括作者麦克唐纳在内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追本溯源，19世纪发生的大分流，其种子早在12世纪威尼斯发明公债的那一刻，就萌生发芽了。

刚才，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国家自从诞生开始，头号难题就是筹集资金，以及公债，这种近代化的国家融资方式，是如何诞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是如何普及，并最终迫使欧洲各国进行制度改革，从封建王权过渡到近代化政府的。

话说这威尼斯，通过发行国债，整个城邦的经济贸易是欣欣向荣，民间也诞生了许多银行家富商。很快，其他意大利商业城邦，比如佛罗伦萨、热那亚，也开始依样画葫芦，让意大利成了欧洲的金融中心。

另据《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记载，各城邦政府和银行家富商，手里的现金是越来越多了，为了让这些现金流转起来生利，得给它们找个好去处。那么谁最缺钱呢？四下一看，就是欧洲其他地方的国王和贵族了。这是因为，欧洲各国国王和贵族，主要靠自己的封建领地上的收入过活，经济模式落后，收入有限。国王和贵族拿到手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是以实物形式交上来的贡品和地租，现金更是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粮食、布匹，甚至还有鸡蛋、火腿、葡萄酒、蜡烛头什么的。

这种收入水平，让国王和贵族平时过过小日子还可以，一遇到什么紧急事件，天灾人祸，那就捉襟见肘了。欧洲国王和贵族第一次普遍感到手头缺钱，就是1096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理论上，按照封建时代的规矩，领主一声令下，底下的各级贵族就该带着骑士和随从，跟着自己远征。但问题是，从西欧到今天的巴勒斯坦，路途遥远，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国王和骑士们不能推着自己收来的鸡蛋火腿面包什么的上路，必须带够现金。而且，由于欧洲经济逐渐复苏，总体物价上涨，打仗的费用是越来越昂贵。大名鼎鼎的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一世，为了给自己凑十字军出征的费用，大肆卖官鬻爵，征收苛捐杂税，甚至放出话去“只要价格合适，我连伦敦都可以出售！”您听着新鲜吧，堂堂国王要卖首都，这缺钱缺到了什么份儿上。

于是，这些贵族老爷，不得不低三下四，去找这些平时瞧不上眼的市民资产阶级借钱。由于国王贵族不像其他生意人，有稳定的现金收入，而且借钱是为了筹备军费打仗，打胜了还好说，打败了就血本无归，所以借款的风险太高。这样一来，逼得银行家们，只肯采用短期高息借款的模式。

举个例子，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1337年入侵法国，揭开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序幕。但是，战争刚打了3年，爱德华三世就发现，自己已经欠下了30万英镑的巨债，是他年收入的十倍，其中一半来自佛罗伦萨两个富商家族，巴尔迪和佩鲁齐家族。更恐怖的是，这笔贷款的年利率高达50%。为了还债，爱德华三世甚至把自己的王冠都抵押出去了，依旧是杯水车薪。到了1343年，囊中羞涩的爱德华三世索性宣布，停止还贷，直接导致这两个家族的破产，著名欧洲经济史学家卡洛·奇波拉把这个事件称之为“首次国际债务危机”。

不过，比起法国国王来，英国国王的赖账行为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作者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为了赖账，干脆在1307年串通教皇，诬陷自己的债主圣殿骑士团是崇拜魔鬼的异教徒，将其成员一网打尽，然后处决，吞没了骑士团的财产。接下来，在14和15世纪，两位法国国王腓力五世和查理七世，为了赖账，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给自己积极筹款的两位金融家，杰拉德·盖特和雅克·科尔。

那么，这种赖账行为，带来了什么恶果呢？就是在他们再次想借钱的时候，银行家索取的利息越来越高，抵押品越来越多，还款周期被订得越来越短，几乎变成了今天的网络高利贷。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贵族也曾想过别的办法来找钱，比如货币贬值或者找借口没收贵族的土地，但这往往会激发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加贵族叛乱一起来。最后，国王发现，只能学习意大利城邦的经验，发行公债，拿王室的收入作为担保。1522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就发行了一笔二十万里佛的公债，按照今天的币值大概是五六百万美元，顿时缓解了自己的财政状况。到了1562年，法国王室每年支付的公债利息，大概是63万里佛，年利率8.33%，但是通过公债筹来的资金，是这笔钱的十倍以上。

法国人通过发行公债，大大缓解了财政状况。这让海峡对岸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看得眼红：他因为和法国打仗，挥金如土，花掉了将近90万英镑，把国库几乎败光了。

怎么办呢？亨利八世首先瞄准了罗马天主教会在英国的丰厚财产，他借口教皇不批准自己离婚，把罗马教会在英国的财产没收了，一下子为自己每年新增了13.5万英镑的收入。

但是，亨利八世一边数钱，一边发现，这事儿的后果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来，国王的权力有两个支柱，罗马的教会和国内的议会，这一闹，把教会赶走了，自己就更得依赖议会的支持，但议会的重要性越上升，它的权力就越大，也就越不听话。日久天长的，议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英国国王的收入本身就少，也想学习意大利、法国发行公债来救急，但议会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制衡君权，所以国王的提案屡次被驳回。同时，英国当时的金融制度不发达，公债即使发行了也没什么人购买，结果搞得亨利八世，以及后来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是得忍气吞声，从欧洲金融市场上借利息高的短期贷款来解燃眉之急。

为了还债，从亨利八世开始，历任英国国王，多次召开议会，想让议会同意自己多征税，或者发公债，但一次次地被否决。最终，矛盾在1640年爆发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胜利后，英国的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于1688年，从商业金融体制发达的荷兰给自己请回了一位国王，威廉三世。

当时的荷兰，已经凭借发达的大西洋贸易，成为富裕的“海上马车夫”，还把威尼斯那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体制搬过来，加以发扬光大。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了新兴的欧洲金融中心。作者说，1650年拥有不到100万人口的荷兰，居然凭借丰厚的贸易利润和良好的政府信用，轻轻松松地支撑起了1亿330万荷兰盾的巨额国债，人均债务负担是法国的4倍还多，但居民生活水平依旧是欧洲前列。

荷兰发行的公债信誉有多良好？举个例子，1624年，荷兰政府委托承销商发行了一份国债，为围海造田募集资金，属于永续型国债。起初，这份国债的年息是6.25%。过了一百多年，到了18世纪，由于荷兰政府信誉良好，所以投资人同意，把每年拿的年息比例降低到2.5%。一晃，时间来到了1938年，这只债券还能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凭借悠久的历史和信誉，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无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这个威廉三世来到英国之后，就开始按照自己在荷兰的经验，帮助英国改造金融银行体制，包括建立英格兰中央银行，委托财政部发行永续公债等等。作者说，荷兰这样的商业共和国，和英国是互相需要。荷兰需要英国的海陆军来协助自己抵抗法国的侵略，英国需要荷兰成功的商业经验来改造自己的财政体系。在威廉执政之后，英国逐渐可以像荷兰那样，利用金融杠杆，获得更多的收入，承担更高的负债率。威廉三世在其任内，把英国改造成了一个类似荷兰的“代议制政府”，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也逐渐从国王和上议院的贵族手里，转到了下议院那些资产阶级商人和金融家手里。 到了1689年，英国政府的收入迅速达到400万英镑以上，净收入几乎是死对头西班牙的一倍，这就为英国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参与欧洲争霸提供了底气。

通过英国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现代化的金融财政体制，就好比是我们常用的电、自来水，或者煤气，如果想要善加利用，就必须围绕它建立一套类似开关、管道、阀门和电线一样的管理机构和法律制度。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英国耗费了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经历了两次革命，还砍掉了一位国王查理一世的脑袋，才完成了这个艰难的蜕变。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不满意，说西方国家想要钱还不容易，可以直接发动殖民掠夺去抢啊！这比借债加税还方便，西方国家的原始积累资金不是抢来的吗？这话也对，也不对。让我们来看看同时代的两个对照案例，西班牙和中国，就会明白，到了这个时候，单纯拥有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货币，并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富裕。

大家知道，西班牙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最早殖民美洲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整个16世纪，西班牙分别从美洲掠夺了153吨黄金和7439吨白金，让欧洲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从美洲拿到的大笔金银，给西班牙国王注入了底气，刺激了他们称霸欧洲的雄心。1516年继位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随后的菲利普二世开始四面出击，同时和法国、荷兰、德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了无休止的征战。

一来二去，西班牙从美洲掠夺来的大量金银在无休止的战争中被烧光了，西班牙还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陷入了长期贫穷，国力逐渐和英法拉开了档次。这是因为，西班牙的手工业、金融业都很落后，金银不是被用于战争开支，就是被封建贵族用于奢侈消费，或者购买西班牙自己无法生产的各种产品，没有被用于发展经济或者投资。那些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在西班牙人那里过了一手，最终落入了意大利与荷兰银行家的口袋，而西班牙，什么都没有得到。

同时，在遥远的东方，明帝国也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和对后金的长期战争，挣扎在财政破产的边缘。虽然每年明朝的总收入有3700万两白银，但军费开支几乎占了全年收入的60%以上。由于明代财政体系落后，土地税依旧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不可能像英法荷等欧洲国家那样，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借贷，发国债来支持战争；所以，明末的皇帝，只有用挖肉补疮、涸泽而渔的方式来压榨百姓，提高收入。比如，据赖建成所著《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所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加派在农民头上的税收“三饷”，高达白银2100万两。结果就是，战事还没有起色，农民已经被搞得彻底破产，活不下去了。

好了，到这里，这本《债务与国家的崛起》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得差不多了。通过回溯公债的历史，以及欧洲和东方国家在财政金融制度上的分流，我们就会了解：在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过程中，税收与借债，这两种国家收入方式的效果和影响，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著名金融学专家香帅，在“得到”开设的“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里，就形象地比喻说，如果国家单纯依赖税收，那就相当于“切蛋糕”，不断分配固定有限的财富，把属于政府的那一块越切越大。从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安定。而借债，则相当于“借面粉”，用时间换取空间，利用政府的信用，把蛋糕越做越大，这样政府和社会都能获得比当下更大的一块。

作者麦克唐纳总结说，现代财政金融制度与近代化国家，之所以能在欧洲兴起，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小，官僚机构不发达，征税困难。而中世纪之后，频繁的战争，又让君主和封建贵族的开支大大增加，原本的封建收入简直是杯水车薪。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慷慨解囊的，不是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城邦，就是日渐壮大的本国资产阶级。沉重的债务，让君主和封建贵族开始努力扩大收入来源， 更让他们主动选择了财政与政治制度改革：那些及早，主动完成了金融财政革命的国家，比如荷兰和英国，在日后的政治角逐中，往往就能拔得头筹，在贸易中能够积累更加雄厚的资本，在战争中也能获得更多的军费，最终获得胜利。相反，那些抵触财政改革的国家，要么如同法国，在一阵阵财政危机的阵痛中迎来了大革命；要么如同西班牙，在周期性的破产中，走向了沉沦。

同时，这场财政革命的重要后果，就是君主和封建贵族，不得不向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市民让权，颁布法律制度来限制自己的封建特权，监督债务的支付，厘清债权关系。另外，比起税收关系，债务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以此为基础，逐渐衍生出了近代国家公民的种种权利。可以说，欧洲现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开端，就是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用“钱”这个金刚钻，在坚硬狭窄的封建国家制度上，硬生生地钻开了一个口子。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在这本著作中，麦克唐纳着眼于金融与财政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观点，那就是，西方国家的崛起，得益于它首先建立了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府与财政制度，而背后的驱动力，居然是债务。

2. 通过回溯公债的历史，以及欧洲和东方国家在财政金融制度上的分流，我们就会了解：在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过程中，税收与借债，这两种国家收入方式的效果和影响，可以说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