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金燕西解读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金燕西解读

关于作者

增渊龙夫（1916-1983），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40年东京商科大学本科毕业，同年在福岛高等商业学校任德语讲师。1943年任东京商科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研究院，1950年入一桥大学经济学部任教。曾担任一桥大学社会学部部长，一桥大学附属图书馆馆长。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历史学家的同时代性考察》。

关于本书

本书在继承和反省战前各种学派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上，主张站在中国社会的“内面”、“历史地”理解中国社会。作者以独一无二的问题视角、开拓创新的研究手法，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大大推进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和细部了解。本书从社会史的研究立场，展开了对任侠习俗、官僚制的性格以及专制主义经济基础成立等方面的精湛研究，成为学术研究之典范。

核心内容

本次音频会为你从三个部分解读这本书：第一，“任侠习俗”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第二，“任侠习俗”是如何体现在社会中的？第三，“任侠习俗”是如何影响汉代的中央及地方官僚制度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书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这个书名听起来很宏大，仿佛要告诉你有关古代中国的一切，但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书；皇权、战争、法令，这些在历史书中恒久不变的主题，它更是一点都没有讲。但这本书在上世纪60年代初版时，却轰动了整个日本史学界，被誉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创新之作。

那么，它是靠什么做到的呢？

本书作者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增渊龙夫，他曾研究德国中世纪经济史，后来又对中国古代史产生兴趣，专攻先秦秦汉史。在这本书中，他反省了当时西方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弊病，比如说生硬地套用“农奴制”“封建制”这样的普遍概念，并认为这是远远不够准确的 。所以，他带着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深入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那么，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这就是增渊龙夫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任侠习俗”。这个脱胎于战国时期“游侠”的名词，和我们理解的“侠”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实际上，这是一种始于春秋末期，盛行于战国，延续到汉代，乃至后世的人际结合关系机制，更通俗地说，就是在中国古代，无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建立起联系，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这个“任侠习俗”。 

增渊龙夫认为，研究中国史不应该局限于制度、法规这样的外部表象，而应该把研究视角转换到中国社会的内部，探索社会中最小的原子，也就是人。搞清楚人与人之间是怎样互动和产生联系的，才能明白中国古代社会、地方组织，以及官僚制度底层的运作原理，这就像造汽车要先搞懂它的动力装置，造火箭必须要了解牛顿第二定律一样。增渊龙夫提炼出“任侠习俗”这一最基础的人际关系运作机制，并论证了从古代中国底层到顶层，这一机制都在发挥作用，也就是从社会的细胞到器官，再到整个机体，通过这样的方法，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态与性格便呼之欲出。

全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增渊龙夫在其中探讨了三个课题，分别是“任侠习俗”、“官僚制的性格”与“专制主义经济基础成立的研究”，我将选取他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也就是“任侠习俗”分别在社会与国家官僚体制中的作用与影响，为你讲述这本书。由于他对“任侠习俗”的研究太有开创性了，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学者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好，接下来，我将顺着作者的思路，通过三部分为你解释“任侠习俗”是如何渗透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的方方面面的。

第一，我们先搞清楚，“任侠习俗”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第二，“任侠习俗”是如何体现在社会中的？在这个部分，我将通过作者对秦末刘邦集团的分析为你解答这个问题。第三，“任侠习俗”是如何影响汉代的中央及地方官僚制度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作者说的“任侠习俗”这个关键词，代表的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出现的。

殷周时期，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氏族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增渊龙夫说，那个时代的人建立起来的势力集团，叫做邑共同体，基本上就是由亲族，比如说子女、叔侄、兄弟姐妹等组成的大家庭。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贵族家庭开始依靠非血缘的“士”族阶层的帮助，这时候，士人指的是“封建”贵族之下氏族社会中最下层的武士阶级。他们虽然地位不高，但在社会阶级秩序中享有固定的位置。 

但到了春秋末期，战乱频发，贵族依靠血缘关系已经完全不能维持地位了，所以氏族关系开始瓦解，位于氏族社会最底层的士人阶层脱离旧有秩序。作者表示，他们中的许多人变成了无业游民，不努力从事工商业，也没有自己的经济地盘，为了寻求保护，只能依靠各自的才能在有实力的人身边结成新的团体，组成自卫性的强者秩序。 

比如说，知识分子就作为文学游说之士，而以武力取胜的人则作为所谓的任侠好勇之士，被吸纳到新的势力关系之中。另外，氏族社会的崩溃也让诸侯贵族们急于招揽新的人才，从而形成更大的势力。所以，这种新型的人际纽带的形成不仅是时代变革所决定的，也是双向驱动的。 

到了战国时期，民间任侠好勇的风气逐渐蔓延，增渊龙夫说，我们所称为“侠气”的这种身怀匕剑、慷慨赴义的精神已经从“士”人阶级深入到下层百姓，特别是游民阶层之中。所以，增渊龙夫认为，这些依附于权力者的游民有很多都是具有“游侠”性质的人，而这就是“任侠习俗”的开端。 

说到这，你可能会想到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没错，作者认为，号称“养食客数千人”的战国四公子和他们的势力集团的关系就是“任侠习俗”的完美体现。 

那么，“任侠习俗”具体代表着什么样的行为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主家是如何对待宾客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卑礼厚币”，用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报酬来拉拢这些游士，并且不论出身，让他们全都成为自己的门客。 

举个例子，《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招揽了几千名门客，其中不乏罪犯和逃亡者。 但孟尝君对他们非常礼遇，招待他们的伙食，不分高低贵贱都跟自己吃的一样。有一回，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个人挡住了灯光，就有宾客以为自己的饭和孟尝君的规格不同，便发怒离开了。孟尝君只好把自己的饭食亲自端过去，和大家的做对比。这位宾客才看到他们的饭实际上是一样的，因此深感惭愧，自刎而死。 

不过，这样的礼遇和优待并不是无偿的。门客在主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充当主人的爪牙，甚至是打手。有一次，孟尝君到赵国去找平原君，经过一个小县城。要知道，战国四公子就是那个时代的明星，所以听闻孟尝君来了，这个小地方的人都出来围观，想看看孟尝君到底长什么样。可惜，不凑巧，孟尝君长得并不高大，也不魁梧，所以这些人就有些失望，说：“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观之，乃眇小丈夫耳。”意思是说，他们本来以为孟尝君是个身材壮硕的贤人，结果今天见到了，却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

这下好了，居然敢笑话孟尝君长得矮，这还了得。结果就是，孟尝君大怒，下令让宾客和手下击杀了数百人，甚至把整个县都抹去了，这才平息怒火。 

可见，给人当宾客也并不容易，还得不时看主人心情，做杀人放火、违法乱纪的事情。

增渊龙夫说，除了主家的优待，门客还获得经济上的保护。这些门客平时为主人干干杂活，但好处是他们被免除了政府的赋税，经济压力得到了缓解。 

好，重点来了，“任侠习俗”的核心，在于宾客对待主家的一套重承诺、以死相报、看重信义的行事标准。增渊龙夫认为，相较于经济的隶属关系，这种任侠式的关系才是真正连接战国四公子与他们宾客的纽带。 

举个例子，“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大意就是，魏国和赵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秦国。秦国在长平之战击败了纸上谈兵的赵括，把赵国打趴下了，接着长驱直入，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只好向魏国求救。但魏国受制于秦国，不敢出兵相助。魏王的弟弟信陵君十分焦灼，因为他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他在看门人侯赢的建议下，串通魏王的妃子如姬，偷来兵符，然后在屠夫朱亥的协助下，击杀魏国援军将领，夺取指挥权，一举为邯郸解围，解救了赵国。

在这个故事中，侯赢、朱亥都是身份低微的游侠阶层，一个是看门人，一个是屠夫，而信陵君把他们奉为上宾；作为回报，侯赢、朱亥为信陵君舍身取义。最终，侯赢也以自刎的方式，以死报答信陵君的恩情。 

要注意的是，这种主家与宾客之间的任侠式关系，是需要双方共同维持的，按照增渊龙夫的话来说，是一种建立在互相信赖基础上对等的关系。 如果说有一方不尊重这种关系，另一方也很可能毁掉这个“契约”。比如说，平原君就“爱色而贱士”，就是说，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喜爱美色，而轻贱他的门客，所以结果就是，他大部分的门客和舍人都失望地离他而去了。 

所以说，当战国著名刺客豫让为主公智伯奋不顾身、舍命报仇时，说的那句话：“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意思是，如果你把我当普通人看待，我也当你是普通人来报答；如果把我当“国士”看待，我也当你为“国士”来报答你。用来形容主客之间任侠式的情义关系，再贴切不过了。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王夫之的一句话：“游侠之兴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这句话的含义是，当没有中央稳定的秩序来保证百姓的生活，就需要这些有任侠气节的人来形成强者的秩序，也就是自发的自卫型团体，以抵御社会中潜在的危机。 这句话用于形容秦汉之交时的情景，尤为恰当。

随着秦朝的建立，战国四公子式的“封建”贵族阶级已经荡然无存，而在短短的十五年后，秦朝也面临着权力的崩塌。那么，在这个混乱的年代，民间的秩序应当怎样建立？增渊龙夫认为，这些继承了战国时期“任侠习俗”的地方势力，此时就变成了重要的政治角色，登上历史的舞台。 

那么，“任侠习俗”是怎么体现在这些民间势力中的呢？增渊龙夫认为，几乎所有秦末的反抗团体都是建立在“任侠”关系的基础上的。 

比如说，拥立赵王宗族赵歇的北方之雄张耳，年轻的时候，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门下的游侠，后来亡命到外黄之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娶了当地富豪的女儿并获得其财力的援助，招揽宾客，成为了一方豪侠，后来趁着秦汉之际的混乱，回到赵地，成了当地一股强大的地方力量。增渊龙夫说，张耳的宾客以重承诺、不屈于权势而闻名，曾冒死解救他的儿子。 

再比如，在齐地称王自立的田氏一族，其中田横以任侠气节出名，最得人心，曾有五百门客听闻田横的高义，慕名来投。后来汉朝建立，这些门客竟然不愿在朝廷做官，都为田横殉节而死。 

另外，秦末最有名的民间势力肯定莫过于楚汉两家了。这两家亦不例外，《楚汉春秋》中记载，项羽的叔父项梁曾犯了杀人之罪逃匿在吴中，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他不仅在那里召集了大量的宾客，还养了九十名效忠于他的死士。 

汉高祖刘邦的沛县势力集团更是一个典型的建立在“任侠”基础上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刘邦集团是一个纯粹的、无血缘关系连接的社会势力集团。 

所以，增渊龙夫将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任侠式关系在如何在刘邦集团中发挥作用的。

众所周知，刘邦曾经是个无赖游民。史料中记载，刘邦在年轻时经常犯罪、在乡里游荡，四处寄食，不从事生产，并且还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张耳结交，与豪侠王陵称兄道弟，性格豁达豪气。 增渊龙夫认为，这说明刘邦本身就是游侠社会中的一员。 

我们都知道，刘邦后来成了泗水亭长。“亭”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最基层的警察机关，相当于派出所。但在秦汉时期，维护地方治安可没那么简单，不仅要有武力，还要有声望。所以作者提到，地方政府一般找的都是在当地享有威名，又任侠好勇的人来担任亭长，比如刘邦。那么，他们是靠什么来立威的呢？单打独斗可不行，第一，他们必须拥有徒属，也就是追随者；第二，他们还要与地方政府的基层机构搞好关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这两样靠的都是他们任侠式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 

首先，我们来看追随者。作者认为，刘邦与樊哙的结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樊哙是沛县的屠夫，而在当时，屠户中很多都具有“任侠”的性格，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信陵君门下的朱亥、战国著名侠士聂政等等。 并且，增渊龙夫发现，樊哙的“任侠”身份在史料中还有一条明显的线索，那就是樊哙在《史记》中被称作“少年”，而“少年”一词从司马迁的语言习惯中看出，指的就是那些纠集党徒、作奸犯科的任侠无赖之徒。 所以，樊哙作为刘邦下属的代表，他的“任侠”性格也实锤了。

我们再来看刘邦结交的沛县基层政府人员，比如说沛县的功曹掾萧何，他在刘邦担任亭长前就常常袒护他的犯罪，并在刘邦成为亭长后对他长期提供支持；还有替刘邦扛罪的县令史夏侯婴，以及狱掾曹参。他们都曾与刘邦有交情，并且都不惜触犯法律，也要帮助他。 这就体现出任侠关系中信义为先的传统。 

正是有了樊哙和萧何这两股势力的协助，刘邦才能得以在沛县干好维护治安的工作；也正是这批人在刘邦决定起兵的时候，不顾性命地追随他，为他提供帮助，最终得以协助刘邦建立汉帝国。作者认为，在举兵前和举兵后，他们与刘邦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一直都没有变，都延续了战国时期的任侠习俗关系。作者说，虽然刘邦不像战国四公子那样风雅，在他身上看到的一种更现实、野性的性格。但从义士张良、豪侠陈平都投奔刘邦集团的事实上来看，刘邦是深得战国四公子的真传，在任侠式人际交往的技巧上是非常老练的。 

尽管作者承认，刘邦集团的关系构成除内在的任侠习俗外，还有外在的类似军律、军法的“约束”，但在他看来，以“任侠习俗”为基础的私人信赖关系，是这种“约束”被服从的前提，也就是说，刘邦的权力是来源于他与集团内干部的人情关系，而他牢牢地掌握了这种关系的精髓。 

好，我们说完了“任侠习俗”的起源，与其在民间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任侠式关系的影响是如何浸入汉朝的官僚系统的。

在讲刘邦那一节的时候，作者提到，刘邦曾将属下任命为中涓、舍人这样的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的名称是来源于战国时期贵族的贴身家臣，而这些家臣与宾客的身份差不多， 他们与主人之间存在任侠式关系，所以刘邦将自己的追随者命名为中涓、舍人，进一步验证了刘邦集团的任侠性质。不仅如此，增渊龙夫还通过这个官职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一出历史侦查戏。

增渊龙夫说，当刘邦进入关中，成为汉王时，就有很多人把中涓、舍人的官职更换成了“郎”，有意思的是，在秦汉的官僚系统中，“郎”是极其重要且核心的官职。在这里，增渊龙夫提出问题，那么秦汉时期的重要官职“郎”难道就是从战国贵族的家臣演变而来的吗？ 如果是，那么，可以说战国时期主客之间的“任侠习俗”也通过“郎”这个官职，被移植到了秦汉的官僚系统中。

这里，我要先跟你说说“郎”这个官职。“郎”官非常特殊，虽然也不是什么高官，日常职责就是在君主宫中的廊下担任侍从，以及给其他的部门干干杂活 ，比如李斯就曾给秦王当过郎官 ，但是“郎”却往往是通向核心朝廷和地方高官的必经之路。

以汉朝的选官制度为例，无论是父兄子世袭、訾选，还是举孝廉的察举制，第一步都会被选为“郎”。经过了郎选的阶段，接下来才会有可能被提拔为中央高级官僚，或是被任到地方上作为郡县长官。增渊龙夫表示，汉代大部分的中央高级官员和郡守都是郎官出身。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比如太史公司马迁，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的大将军、大司马霍光，司马相如，还有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等，他们一开始都是先通过做郎官，再被提拔为别的官职。 特别是在汉武帝之后，“郎”逐渐转化为提供官吏候补的人才库。 可以说，“郎”官就相当于刚考上公务员的职级，日后的逐步晋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增渊龙夫认为，汉代官僚制的核心之源“郎”官，实际上就是天子贴身的家臣，并进一步推测，汉朝官僚系统中的高级官职都是由战国时贵族的家臣演变而来的。 所以说，看似与天子毫无私人关系的的高级官僚，在制度上，也要首先成为天子的“家臣”，再去各官署就职，这就奠定了汉代官僚制度的性质。

所以说，战国时期盛行的任侠式主客关系，通过“郎”官制度，也渗透进了汉朝的国家官僚系统中。 

不仅如此，增渊龙夫还发现，在汉武帝正式确立孝廉察举制之后，由于武帝规定郡县有权利决定推荐的人选，所以“郎”官的职位大都由郡县中的掾史担任了。 

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还记得萧何、曹参和夏侯婴吗？他们都是沛县的基层官吏，并与地痞游侠刘邦缔结了非常深的联系。所以，地方上推选去中央的人选中，也有一部分人将当地的“任侠习俗”带到了中央的官僚系统中。

这还没完，当养客结客的“任侠习俗”在汉代的官僚系统中发酵，官员之间开始培养和形成党派。在这个趋势中，察举制就成为了公卿列侯培植党羽的方法，而“任侠习俗”则成了这种行为底层的逻辑支持。增渊龙夫表示，进入东汉以后，结党成风，产生了“门生故吏”的依附关系，这意味着官员只会推荐自己一党的人进入朝廷，并形成自己的势力圈。最终，这种结党的行为酿成东汉的党锢之祸，导致数百名士大夫和太学生被杀或被流放，并被终身禁止做官，以至于让汉帝国走向了毁灭。 

好，《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的精华内容我就为你讲到这里。

回顾一下，任侠式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私人性的情义结合关系，是春秋时期氏族社会瓦解后的产物。而这种注重承诺、信义的人情关系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色与基础，并且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国家层面的官僚制度。另外，任侠式关系建立的也是一种在古代国家秩序之外，所谓的“自律”秩序，这在社会动荡、公权衰弱的时期尤为必要，得以补充中央职能的空缺。

那么，“任侠习俗”在汉代之后就消失了吗？当然没有。只要你了解了“任侠习俗”所强调的情义关系，你就知道后来的民间组织中大多都有任侠式关系的痕迹，这种人情关系也还在演化发展中。

最后，我想再次与你分享增渊龙夫独特的历史观。

增渊龙夫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了解制度和法律只能搞懂那些规则性的、显示着生活骨架的那一部分。在现实中，在这些规则性的骨架中，人们的具体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情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才是骨架内活生生的血与肉的东西。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对我们的史学研究是有启发的。增渊龙夫让我们相信，历史研究并不只限于制度、法律或是帝王的权力，而更应该回到普通人身上来。虽然这些人能力有限，一辈子可能都在为生计发愁，但他们依然是历史中的大多数，而正是他们的情感与思维构成了历史社会的真正面貌。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任侠习俗”是春秋时期氏族社会瓦解后的产物。

2. “任侠习俗”看重信义、承诺，是一种私人性的情义结合关系的内核。这种人情关系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色与基础，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国家层面的官僚制度。

3. 任侠式关系建立的是古代国家秩序之外，所谓的“自律”秩序，这在社会动荡、公权衰弱的时期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