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班》 陈子昂解读
《两班》｜陈子昂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陈子昂。
今天这期听书，咱们来讲一本有关朝鲜半岛历史的书，叫《两班》。
“两班”这个词，估计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不过没关系，这个词是咱今天的重点，我会在后头详细跟你解释。
今天的引子部分，咱先从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讲起。咱们来讲祭祖。
话说那是1987年的中秋，有一位叫宫嶋博史的日本学者跟随他的韩国朋友金兄回了趟安东老家。
金兄为什么要在这个点回老家呢？因为他要回去祭祖。在韩国，中秋节被称为“秋夕”，是一个祭祖扫墓的节日。每年这个时候，韩国都会形成一股不亚于春节的返乡潮。
说到特定节假日的返乡潮，这我们可就太熟悉了。我自己就有过“平时四小时、过节堵半天”的返乡极致体验。作为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一点上跟我们简直一模一样。
宫嶋博史说，要是在平时，金兄回趟老家，开车也就三个半小时的事儿。但那一次，他们足足开了十一个小时。
在经历了漫长的堵车之后，中秋当天的凌晨四点多，宫嶋博史他们终于抵达了安东。因为到得晚，所以他们根本没时间好好休息。在小睡了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得起身前去扫墓了。
金兄他们家祭祖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家族当中那些居住在首尔或者安东的族人需要分别到散在各地的祖先坟墓前祭祀，随后，他们会全部聚集到金兄祖父的坟墓前，再去进行祭祀。
听着是不是还挺麻烦的。但在韩国，这很正常。韩国家庭一年到头祭祖的事儿特别多，尤其是一个家族里面的长男家系，他们家要承担最多最繁重的祭祀任务。这其实是很辛苦的。而且，一般为这事儿忙前忙后的，也包括了长男家庭里的妻子。这也就导致了韩国的长男们在婚恋市场里相对不受待见，换句话说，时代变啦，这事儿影响到人家找对象啦。
说远了，咱再说回金兄他们家。
这年的中秋节，对金兄他们家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就在节后的那一天，他们举行了四休书堂的新修落成仪式。那四休书堂是什么呢？你别听这名字叫书堂，以为这是个单纯搞教育的地方。不是的，这个书堂里面供奉了一个人，叫金尔声，这是金兄他们家从他往上数十三代的祖先。这位金尔声呢，是朝鲜著名学者金近的三儿子，号四休堂，所以这个书堂就叫四休书堂。
好，听完了前面这些，不知道你听出什么问题没有。
应该说，这年中秋节，宫嶋博史在金兄家里所见到的这一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都是不陌生的。因为不管是在特定的节日举行隆重的祭祖，还是去翻新供奉着祖先的四休书堂，从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金兄他们家敬奉祖先的浓厚意识。那这个意识是从哪来的呢？当然是从儒家的传统那里来。
我们都知道，发源于中国的儒学曾广泛地影响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东亚各国。所以，韩国的很多传统跟我们有相似之处，这大概也不能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名日本人，宫嶋博史却琢磨起了这么一个问题：你们韩国怎么就受儒家的影响那么深呢？
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宫嶋博史发现，相比较日本的选择性接纳，韩国几乎是全方位拥抱了儒家礼教。
在他看来，虽然日本人也受深受儒学影响，而且在古代，日本的统治阶层也普遍推崇儒学作为他们的修养学问，但是，总体来说，日本在婚丧嫁娶、日常生活规范、家族亲属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浓厚的非儒教性质。
类似的，还有越南。我们知道，古代越南的统治阶层也是推崇儒学的，但是，宫嶋博史认为，在越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儒教的影响力也远不像它在朝鲜半岛上那么深远。
换句话说，在这一点上，朝鲜半岛是很特殊的。在韩国，儒家的教诲几乎浸透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除了敬重祖先之外，韩国人还有着强烈的家族认同。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了韩国的企业，像现代、三星这些大企业，他们的高层基本上都是家族成员。金兄他们家也是这样，金兄的老爸是K出版社的会长，他的两个弟弟则分别担任了副会长和社长。这种典型的同族企业形态，在韩国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儒教能在韩国扎根扎得这么深，以至于在当代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了呢？
宫嶋博史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去关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叫两班。
是不是跟开头说的对应上了。没错，到这里，咱们这段漫长而又十分必要的铺垫就算是完成了。
我还要跟你补充两个刚才被我藏起来的信息，第一，这位围观了金兄家祭祖过程的日本学者宫嶋博史，正是咱们今天这本《两班》的作者，他是一位朝鲜史研究专家；第二，这位十分重视祭祖的韩国朋友金兄，他出身于朝鲜半岛的义城金氏，而义城金氏，正是他们当地颇具代表性的两班名门。
捋清楚了这些关系之后，接下来，就要轮到咱们今天的主角登场了。现在，咱们来聊聊两班。
什么是两班呢？
从字面上看，班有行列的意思，两班就是两列，是指在上朝的时候排列在君主面前的文武两列官员。
当然，这只是两班最初的含义。刚刚我们说了金兄家祖上是两班名门，这就意味着两班不再只是当朝官员的统称了，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阶层，一个由各大名门望族组合在一起的社会性集团。
那么，在当时，一个家族要怎样才能跻身两班的行列呢？
咱们来看看书中举的一个例子，安东权氏。
在高丽王朝的奠基过程中，有一位叫权幸的人因为立了大功，被赐予了“大相”的称号。这个人，就是安东权氏的始祖。
不过，这个时候，安东权氏并没有在朝堂上形成稳定的家族势力，因此，他们家族还没有开启两班化的进程。但是，权幸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可以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权幸肯定有他的父辈，也有他的子辈，那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就在他这一代，被奉为了安东权氏的始祖呢？
因为他做出了大功业。每一个名门都需要有一位功绩显赫的祖先来提升他们的社会威望，而有过辅国之功的权幸，就是安东权氏最好的一块招牌。
安东权氏真正的两班化，得等到权幸的后代权守平进入朝廷担任枢密副使一职。
在此之后，权氏一族相继有人入朝为官，其中权守平的曾孙权溥更是做到了宰相，他的5个儿子都被封为了“君”。对于安东权氏来说，这一段家族史的重点在于“相继有人入朝为官”，这就意味着安东权氏在朝堂的影响力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通过家族当中不断有人出任高级官员来进行持续地沉淀与巩固。
需要注意的是，咱现在说的这个两班化的安东权氏，并不等同于安东地区所有的权氏族人。他们只是这个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出现了出人头地的子孙，于是被从原来的家族里面抬升出来，迁居到了都城及其周边地区，组成了一个新的同族集团。
像这样的同族集团被称为“在京两班”，他们掌握了朝廷的核心权力。而他们留在老家的族人，此时顶多只能算是地方势力，还不能被纳入两班的行列。
不过，有在京两班，自然就有与之相对的在地两班，也就是各个地方上形成的两班阶层。那么，这些在地两班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还是以权氏为例。话说权守平的弟弟有个后代，叫权橃。
权橃是在安东出生的，他的爷爷和爸爸虽然都没有入朝为官，但在安东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力。长大以后，权橃通过科举入仕，几经波折之后做到了仅次于宰相的高官。不过，在晚年的时候，权橃受到朝廷政治斗争的牵连，最终，他被免职流放，随后客死异乡。
权橃的人生经历当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的家族在老家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他本人曾经入朝为官。这两点非常重要。
权橃去世之后被葬在一个叫酉谷的地方，对于他们家而言，这个地方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这个地方离权橃的老家非常近；其次，权橃在中年遭到贬官的时候曾在这里住过；最后，权橃的子孙们也选择了在这里定居，权橃的后代所组成的同族集团在后来被称为“酉谷权氏”。
当然，权橃的去世并不意味着有关他的故事就此结束。
在权橃去世后，他的儿子权东辅毅然选择放弃自己的科举事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为老爹洗刷罪名的活动当中去。最终，权橃被朝廷恢复了名誉，追赠了官爵，还赐予了谥号。后来，酉谷地区建立起了供奉权橃的忠定公祠，再后来，忠定公祠被升格为三溪书院。而且，这个三溪书院还得到了朝鲜国王的权威认证。
这点可太重要了。因为这意味着，权橃的子孙，也就是酉谷权氏作为一流在地两班的身份得到了认可。
此后，酉谷权氏出了很多进修学问、专心科举的人，并且先后有18位族人成为文科合格者。这样的成就使得酉谷权氏在当地的两班地位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直到朝鲜王朝的末期。
从酉谷权氏的两班化过程中，咱们可以看出在地两班的一些特征。一般来说，在地两班都脱胎于地方的吏族势力，也就是在老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其次，这个家族必须有人到都城做官，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后，这批同姓的族人会在同一个地方定居，形成同姓集团。
书中提到，像酉谷权氏家族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高丽时代，很多两班化的家族都选择将其居住地迁移到都城及其周边地区，形成在京两班。但在15到17世纪，也就是朝鲜王朝的前中期，朝鲜半岛上出现了在地两班化的社会运动，各个地方上的吏族势力也纷纷分化出了两班阶层。于是，朝鲜半岛上形成了在京两班与在地两班并存的格局。
好，到这儿，咱们今天的主角们就算是悉数登场了。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对两班这个阶层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们是古代朝鲜王朝的特权阶层，在朝廷掌握着核心的权力，在地方则拥有着强大的势力。
这就意味着，这个阶层在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辐射能力。有了他们作为主要推手，似乎儒学儒教能够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且慢，这里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两班阶层为什么要接受儒学；第二，两班阶层为什么要推广儒学，毕竟，很多时候，古代王朝的统治阶层并不乐意跟底层百姓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第三，就算两班阶层愿意推广，凭借他们自上而下的推广，真的就能让朝鲜半岛的普通民众都接纳儒学吗？
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来看看儒学在朝鲜半岛上所遭遇的一切。
我们知道，儒学传入朝鲜半岛，那是很早的事情了。毕竟，咱中国在汉代就开始独尊儒术了，朝鲜半岛作为中国的邻居，甚至曾经部分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受到儒学的影响，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可能跟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相当有限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儒学在朝鲜半岛不受重视。咱就拿高丽王朝举例，人家在中央设置了国子监，后改为成均馆，在地方设置了乡学，这些都是属于儒家的教育机构。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科举考试当中专门设置了明经科，用来考查考生们对儒家经典的了解。总的来说，朝鲜半岛上的历代王朝对儒学采取的都是鼓励性的政策。
但是，此时儒学的影响力还仅仅局限在他们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这批人来说，修习儒学的作用主要在于体现他们的教养。在他们的科举考试中，对汉文写作能力的掌握要远比对儒家经典的精深理解来得重要。此外，儒家的礼法也并没有真正支配他们的日常生活，书中说，“上至国王，下至平民，在日常生活方面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则是佛教和风水思想”。其中，佛教更是占据了国教的地位。
说白了，在那会儿的朝鲜半岛，跟佛教一比，儒学就只是个高档的“小众文化”罢了。
事实上，儒学在朝鲜半岛所遭遇的尴尬，其实在中原本土早就先预演了一回。我们知道韩愈被说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个所谓“天下之溺”，说的就是当时的人们都被佛教道教给吸引了，儒家所提倡的人伦礼教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儒学后来能在朝鲜半岛成功占据了优势地位呢？
有这么两件事儿。
第一件事，跟儒学在中国的演进有关。
两宋以来，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理学家，他们积极吸收来自佛道两家的思想，改造了儒学，使儒学变得更加地具有哲学思辨性，而且在关于政治治理和个人修养等方面的论述也变得更为体系化。其中，又以南宋的朱熹最为出名，由朱熹改造之后的儒学，被称为朱子学。
1290年，也就是在南宋彻底灭亡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朱子学经由元朝传入了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刚刚我们说了，高丽王朝以佛教为国教。所以，当时的僧众在高丽是享有特权的，他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奴婢，这就让一些人很不爽了。于是，在高丽的改革派们眼中，朱子学就是一面挑战佛教的旗帜，他们借此发起了对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挑战。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改朝换代。
14世纪末，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将元朝的势力驱逐到了北边。这个时候，站队的问题出现了，你高丽要站哪边。别看元朝这个时候鼓破万人捶，人家逃回北边后，实力还是很雄厚的。
结果，高丽王朝自己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分裂出了亲元派和亲明派，而那些信奉朱子学的学者基本上都加入了亲明派的队伍。
亲明派的核心人物，是当时的武将李成桂，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熟悉？没错，这位李成桂就是朝鲜王朝的太祖。他是高丽王朝的掘墓人，也就是说，最后是他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起了朝鲜王朝。至此，亲明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
到了这会儿，朱熹版的儒学，也就是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就算是站稳脚跟了。当时朝鲜王朝的高官有很多都是朱子学者，他们以朱子学为理念，全力整顿国家体制，并且按照儒家经典《周礼》当中的构想制定了朝鲜王朝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
当然，到这一步，儒教还没有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两班是最早接受儒家生活方式的一批人，但在朝鲜半岛，除了两班以外，还有大量的不同阶层的民众，要他们来接受儒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不管怎么说，此时，这颗叫做朱子学的种子已经在两班阶层这里种下了，至于它是如何生根发芽，又是如何播撒四方，那就让我们再把镜头切换回两班，尤其是在地两班，看看他们是如何“发力”的。
前面我们说过，在高丽时代，两班基本上就住在都城附近，但到了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在地两班。他们在各地有着强大的势力，并且能够参与到地区的治理当中去。
那么，这些在地两班是如何“以身作则”地践行儒家的教诲呢？
书中说，在两班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加强自我修养之外，还有两件事是很重要的，这两件事分别叫“奉祖先”和“接宾客”，讲白了，就是要尽心诚意地祭祀祖先，以及用符合礼节的方式来接待来访的亲友。
这个所谓“接宾客”很有意思，你乍一看，它就是一个社交行为，但实际上，它还是个经济行为。在当时，朝鲜王朝的货币经济是很不发达的，所以，这种交往过程中的礼物交换也就成了两班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方式。
咱到这儿先插一嘴，这件事儿其实在提醒我们，很多看似礼节性的，或者纯粹基于某种观念的行为，它们都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利益考量的。关于这种现象，我们后面还会持续看到。其实在这本书里，作者就是用这种思路来思考儒教在古代朝鲜的传播的。
好，咱说回来。除了“奉祖先”和“接宾客”之外，两班阶层里头的家长们还需要负责抚养家族成员，以及指挥和监督手下的奴婢干活。对于两班来说，奴婢就是他们的手脚，家里的各种杂事儿，尤其是种地这种事儿，都是交给奴婢去做的。
换句话说，此时的两班，还是自己在经营这些土地的，只不过体力这一块的活儿都交给了奴婢；这跟后来的两班很不一样，到了近代，两班开始变成了纯粹的地主，他们连脑力劳动都不付出了，纯靠着收地租的方式过日子，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在朝鲜王朝的早期，在地的两班阶层依靠自己的人力优势，也就是家里养的这些奴婢，主导了很多地方的农业开发。比如咱前面提到的酉谷权氏，也就是权橃他们家。从权橃家里的财产分割记录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家开垦了很多的田地，这直接体现为他们家的财产规模迅速扩大，以至于到了给后代分家产的时候，也能够大手大脚地分掉。
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咱们来想一想，这朝鲜半岛的土地是有限的，这种家产能够飞速扩张的阶段肯定也是很难长久的，那么，对于那些每代都能生出一堆娃的两班来说，他们分给后代的财产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这听起来就很有汉武帝推恩令那味儿了哈，这个财产越分越小，带来的结果肯定就是家族整体的没落。
事实上，从17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朝鲜半岛的开发推进到了一定的程度，两班经济实力的发展也陷入了停滞。此时的他们开始焦虑起了这么一个问题，所谓“瞻后日继姓子孙未免贫困，而至于先祖祭祀将无以成形”。这是在说，这样分下去，将来这个列祖列宗的祭祀可能就也会进行不下去了啊。这里说的还是祖先祭祀呢，其实他们更加现实的担忧是家族的权势在未来难以维系。
那怎么办呢？此时，那些在现代韩国颇受诟病的“传统”就开始冒头了。比如说，在财产分配上向儿子倾斜，尤其是向长子倾斜，从而减少了财产的分割。而在此之前，两班的财产分配都是儿女均分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背景下，两班开始更加重视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其实也就是更加重视同姓的子孙，于是，同姓集团之间的联系被进一步加强，这种加强也体现在了族谱上。
在书中，宫嶋博史对比了安东权氏两个时期的族谱，发现早期的族谱当中并不太强调所谓内孙和外孙之间的区分，但到了后期，则演变成了同姓子孙优先排列。
诸如此类的变化，还有很多。宫嶋博史总结说，这种同族集团关系的强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班经济实力的下降。于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势的目的，这些两班将朱子学拿来当作维护他们阶层特权的坚实屏障。
换句话说，对于朱子学的思想，他们也是看着接受的。不然的话，朱子学成为国教已经这么多年了，怎么不早不晚地，就在这个阶段，他们都纷纷修改了继承规则呢？
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此时的两班阶层整体上呈现出了两个特征，第一，他们的经济实力开始下降；第二，他们随之变得保守了，同族之间的结合变得更紧密，朱子学成了他们维护自身特权地位的屏障。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两班接受朱子学是有着极其现实的考量的。此外，他们并没有意愿将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推广，相反，他们要用这种生活方式来作为自己与其他阶层进行区分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咱们说两班的经济实力发展陷入停滞，这已经是17世纪中叶之后的事情了。换句话说，此时距离咱现代也就几百年的时间了，但儒家的生活方式依然没有在普通民众当中得到推广，而且两班阶层也没打算推广。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儒教能够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内，突破了两班的“小圈子”，从而在朝鲜半岛上迅速全面地散播开来呢？
大概有这么两件事儿。
首先，是乡吏阶层率先发起的挑战。我们前面说过，在地两班基本上都是从吏族势力分化出来的，因此，这些乡吏一直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在地两班不久之前明明跟自己还是一个阶层的，现在他们能变成人上人，凭什么自己不行。换句话说，这些乡吏也想把自己包装成在地两班。
这里，咱就不得不说一下两班这个群体的另外一个特质：标准模糊。事实上，关于如何才能成为两班这件事情，它只有一个大概的路径，而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一般来说，两班的祖先都是曾经入朝为官的，但偏偏有些两班所追认的祖先没当过官，只是一些很有名的学者。换句话说，谁是两班，谁不是两班，这是可以辨明的，但他们为何能成为两班，这个标准是模糊的。
于是这些乡吏也有样学样，开始跟着两班学儒家了。比如说，他们原本服丧的丧期是一百天，现在就申请说我们要跟两班一样，我们要服丧三年。再比如，他们也跟着开始修族谱。有些乡吏家族跟当地两班本来就是一个祖宗，他们会去争取让自己编入当地两班的族谱当中去。反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在事实上能够跟两班一样。
除了乡吏之外，还有另外一群人也有着同样的梦想，而且他们也在积极行动，这群人就是两班家的庶孽。所谓庶孽就是两班家里庶出的小孩，因为他们不是正妻所生，所以也受到了严重的区别对待。他们不能进入两班的行列，不能享受两班的特权。但这群人也觉得自己行，都一个爹凭什么你待遇就比我好。他们的处境其实跟乡吏是很类似的。
于是，在这个阶段，朝鲜半岛上的这些社会中间阶层通过各种方式相继蹚过了两班所设立的“护城河”，把自己“抬入”两班的行列，与此同时，两班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也随之扩散到了这些人群当中。这是第一件事儿，宫嶋博史把这种现象称为“两班趋向”。
第二件事儿其实也是“两班趋向”，只不过它发生的时间更晚。这件事说起来稍微有点绕。
咱先说回到前面聊过的耕地开发这件事儿。
18世纪以后，朝鲜半岛耕地的开发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两班想要增加自己的收成，就没办法通过多开垦荒地来做到。他们只能在现有的土地上面去提高生产效率。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奴婢种地其实是很低效的，你想啊，我又不是为我自己种的，我干嘛那么拼命呢？
于是，渐渐地，两班就不自己经营土地了。他们开始收租。他们把地租给奴婢或者其他阶层的人，甚至是没落了的两班，然后自己收取一部分收成，剩下的留给种地的人自己，这样一来，种地的人的积极性就被调动了，整个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在这个过程中，奴婢们也渐渐获得了独立经营的土地。与此同时，所谓“小农阶层”开始广泛形成。
小农阶层的广泛形成开始带来一个影响，那就是，社会上能够建立起稳定且有延续性的家庭的人越来越多，祖孙三代住在一起的现象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很寻常，但在小农阶层形成以前，这其实挺不容易做到的。
随后，这些组建了稳定家庭的小农阶层也开始能够一代代地延续下去，他们开始形成祖先观念，随后同个祖先的后代形成了同族观念。这其实是在走那些两班走过的路。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世纪。
最终，随着近代东亚历史的整个大震荡的出现，社会的流动性加强，这些小农家庭也开始追求两班式的生活方式，成为最后一拨“上车”的人。至此，借由两班承接和内化，再通过其他阶层的主动学习，儒家的价值观与生活理念终于渗透到了大部分民众当中去，并且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持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到这儿，这本《两班》的重点内容，就为你分享完了。
在这期听书里，我们追溯了朝鲜半岛上儒家传统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历经了两个关键阶段：首先是16世纪时，在地两班阶层广泛兴起；紧接着是18到19世纪，两班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逐渐向下层社会渗透。
在这本书中，作者宫嶋博史还分享了两个有趣的观察。
首先，所谓传统并非单纯基于情感的偏好而定的，它有它的现实基础。当然，宫嶋博史也提醒说，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如今的韩国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当中那些符合时代精神的元素会被保留下来，那些不符合时代的，则会被淘汰。
其次，“传统”并不一定跟“古老”画上等号。有些传统看似根深蒂固，其实它从形成至今也就是一两百年的事情。比如说修族谱这件事，如今每一个韩国人所在的同族集团基本上都有族谱，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传统”的产生，其实是在近代。这种新奇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和理解传统的机会。
好，以上就是我想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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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上儒家传统的形成过程：16世纪时，在地两班阶层广泛兴起；18到19世纪，两班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逐渐向下层社会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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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谓传统并非单纯基于情感的偏好而定的，它有它的现实基础。其次，“传统”并不一定跟“古老”画上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