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 徐学勤解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徐学勤解读

关于作者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1951年至1985年，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至1995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也无风雨也无晴》，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合译）等。

关于本书

这本书是作者在八十岁时完成的，是他最完整的一部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从上海银楼里的小学徒，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一步步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杂志主编。这部书不仅是一位出版家的奋斗史，更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书中披露了当代出版史上不少不为人知的细节，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核心内容

沈昌文如何自学成才，从银楼小学徒进入国家级出版社？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他如何自保，又犯过怎样的错误？他担任三联书店的一把手，是如何打开局面，寻找优秀的作者和书稿，让三联从全国的出版机构中异军突起的？他主编著名的《读书》杂志，是如何掌握平衡术，将它办成读书人心目中的文化高标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学勤，本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先生的自传。

2021年1月10日凌晨，沈昌文先生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在他去世后，众多的学者、作家和出版人纷纷发表文章，悼念这位中国出版行业的灵魂人物。在学术和出版的江湖里，熟悉沈昌文先生的人，无论是耄耋长者，还是门生后辈，都会恭敬地称他为“沈公”，而他却喜欢自嘲为上海滩的“小瘪三”，说自己“一辈子活得很功利”。

你或许没听说过沈昌文这个名字，但你一定读过或者听说过他出的书，比如《悲剧的诞生》《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第三次浪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宽容》《情爱论》，还有杨绛的《洗澡》、金庸的武侠、蔡志忠的漫画，等等，这些在今天已然成为各领域经典的著作，都是在他的主导或参与下，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中，身为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是那股文化热潮的重要推手。他不仅推出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西方经典译丛，还兼任著名的思想文化刊物《读书》杂志的主编，从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学人之中，网罗了最具先锋精神的一批作者，把这本刊物办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向标。在那个人们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代，三联出品的图书和《读书》杂志，滋养了无数读书人的心灵。

2019年，沈公八十八岁米寿，数十位名家学者为他撰文祝寿，包括王蒙、陈冠中、葛剑雄、陈子善、朱学勤等等，这些文章集结成《八八沈公》一书出版。在这些作者笔下，一个天真、洒脱、幽默、睿智的“老顽童”跃然纸上，让人见识到这位令人尊敬的“文化老人”生活化的一面。不久后，众人为沈公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宴会，我有幸应邀出席，因而，与沈公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那一天，沈公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声若洪钟，只是听力严重损坏。他戴不惯助听器，大家的发言，只能让专人同步打在电脑屏幕上，他看着屏幕接收信息。大家众星捧月般围坐在沈公周围，其乐融融，老朋友的聚会就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来宾一一回顾与沈公的交往经历，或者关于沈公的奇闻轶事。沈公只是偶尔插话，但每每开口，总是充满幽默和机锋，博得满堂喝彩，让人不难想象他年轻时的潇洒与活力。

这本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沈昌文先生在八十岁时完成的，完整地回顾了他的一生。他没有高学历，全靠自学成才，从上海银楼的小学徒起步，而后考取了人民出版社的校对员，再一步步做到编辑、主任、副总编，并挑起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首任总经理的重任，开创了一个辉煌的出版时代。

透过这部自传，我们可以看到沈昌文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看到他如何在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为求知若渴的读书人注入精神养分，并鼓动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潮。那一代出版家和读书人身上所展现的精神风貌和人文关怀，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沈昌文1931年9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宁波。宁波人善于经商，“宁波帮”一度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帮，对上海的崛起有过突出贡献。沈昌文出生于商人家庭，虽然他的祖父早逝，祖母却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商人，在黑社会猖獗的旧上海，经营“包饭作坊”的生意，也就是给上班族送餐，可以说是最早的外卖行业。

沈昌文后来在出版业充分发挥了商业天赋，自称“书商”，大概与从小在十里洋场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祖母有经商的才干，但在培养子女方面却犯了愚蠢的错误。当年，上海滩的花花世界嫖赌流行，很多男人流连于妓院和赌场，败光了家业，祖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染上恶习，竟然让他从小抽鸦片。因为她接受了当时的一种流行观点：抽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

所以，沈昌文的父亲13岁就开始抽鸦片，终生碌碌无为，在29岁便英年早逝。他倒是没有染上嫖赌的恶习，却照样败光了家产，在死后还留下一堆债务。他去世时，沈昌文才3岁。全家人为了逃债，兵分两路，逃离了上海。

等到他们再次回到上海，只能租住在破旧的棚户区里，那些房子都是用木板钉起来的临时建筑，一家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蜗居了五六年。虽然家道中落，但祖母认为自己曾是大户人家，与周围的穷邻居不同，坚决不允许沈昌文跟附近的穷孩子玩，因而他只能天天窝在家里，透过木板缝看外面的世界。

沈昌文的母亲给人做保姆，收入微薄。家里没钱，又想让沈昌文接受好的教育，于是祖母找到一个在上海工部局任职的亲戚帮忙，让沈昌文冒充亲戚家的孩子，免费进入了上海租界的一家小学读书。学校的教育水平很高，强调英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在那里任教。对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沈昌文倍加珍惜，他在书中写道，“我在里面假冒有钱人家的孩子，天天跟有钱人家的孩子一起念书。我必须成绩好，才能保证继续学习。”

终于从小学顺利毕业，沈昌文又考上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但念到初二，因为奖学金没有了，又交不起学费，只能中途辍学。1945年，14岁的沈昌文经亲戚介绍，进入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当学徒。所谓银楼，就是制作和买卖金银首饰的商店，而学徒的工作得从做杂务、拉风箱开始，异常辛苦。

在银楼学到的手艺有限，但因为要伺候好老板和顾客，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后来进入出版业，长期担任几位领导的秘书，能在不同的领导之间游刃有余地处理工作，多多少少得益于在银楼的锻炼。

1947年前后，蒋经国到上海整顿经济，禁止黄金买卖，银楼被迫关门。但老板考虑到日后可能还有重新开业的希望，便把沈昌文留在身边当佣人。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正经事，主要是伺候老板和朋友们的宴饮和打牌。牌局上来往的有国民党、土豪劣绅、文化人士，也有地下共产党员，他暗自观察那些人的谈吐和做派，也趁机认识了一些文化人。

老板待他不薄，但经常对他疾言厉色，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倍感压抑。他曾说，“自己从小处处要仰仗别人的帮助，哭不能大声哭，笑不能大声笑，连话也不能随便讲。”好在那时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他一边干着伺候人的工作，一边做着“半吊子的学生”，不是到处找书读，就是练毛笔字。

祖母叮嘱他，“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的子弟。”为此，他一心寻找继续读书的机会，在五六年时间里，前前后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习各种技能，包括速记、会计、摄影、英语、世界语、俄语、无线电、新闻采访等等。当时租界里的法国公园（今天的上海复兴公园），每天早上有人讲外国文学和历史课，也有人讲中国古典文学的课，他五点钟就赶到公园里去旁听。

除了做工和听课，他还到处找书和报纸来读。他从银楼里进出的文化人口中，第一次听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大名；他也第一次接触到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创办的生活书店。对于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又追求进步的青年而言，生活书店里的“青年自学丛书”实在再合适不过，他为其中的一些书着迷，并开始以“文学青年”自居。

这里有必要对三联书店的历史渊源稍作介绍，它的全称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1940年代，由原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陆续合并而成，三家机构的创办者都是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的先驱，而且，他们在1949年以后大多成为出版界的领导。比如，胡愈之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是出版界的最高领导人；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黄洛峰，后来成为新华书店总经理；而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华应申，则主持人民出版社多年。

这三家机构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都是办杂志起家，“用杂志开拓思想文化阵地，直接面向大众，联系读者、团结作家、推荐新人、培养编辑人才，改变了过去的出版秘密刊物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流传的局面。”此外，三家机构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地下党工作，也出版过一些共产党的政策文件，邹韬奋在1944年去世，他还在遗嘱中要求追认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褒奖邹韬奋为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特别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和出版奖，而且，它们至今仍是国内新闻出版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由此可见，三联书店与中国近当代出版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不过，沈昌文与三联的第一次接触并不顺利。1949年，他听说三联书店在招聘，便满怀热情地写信去应聘。他以为像三联书店这样革命的单位，一定会欢迎他这个自学成才的工人，谁料三联书店回信说，本店需要的是大学生，不需要工人。他为此懊恼不已，只得另谋出路，但他与三联的缘分也由此开启。

1950年12月，停办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出版社恢复重建，并面向社会招聘员工。沈昌文抓住机会，并吸取了上次应聘三联失败的“教训”，隐瞒了学徒和店员的身份，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说自己是报社的记者。这一次，他顺利考入了人民出版社，担任校对员，并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

从学徒和店员，一跃成为中央级出版社的员工，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界，这是人生的巨大飞跃。沈昌文到北京不久后，三联书店被撤销，并入了人民出版社旗下。作为国家出版重镇，人民出版社集纳了许多大牌的作家和学者，可谓卧虎藏龙、人才济济。没有正规学历的沈昌文，在这些大知识分子的熏陶下，视野不断得到拓展。他一面工作，一面扩大阅读量，并拼命学习外语。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号召出版机构学习苏联出版经验，他为此翻译出版了介绍苏联出版情况的书籍，并撰写了对苏联经验的评论文章，可谓进步神速。因而，1954年，沈昌文从校对员升任人民出版社总编室秘书。秘书的工作不是起草文件，而是给领导们准备材料、找数据，开会的时候帮他们做记录。

当时，人民出版社是出版政治书籍的机构，主要出版革命导师和党内一些主要负责人的著作。但在1954年，有关部门发布文件，对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状态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缺乏长期规划，“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外，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比较重要的理论著作，本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所出无几。”因而，要求加大对其他阐释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读物的翻译出版，并要积极组织国内的作者写稿。有领导指出，“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过去我们习惯编辑领导作者，现在要反过来”，出版社要“开门办社”，要主动出去组织稿件。

在这个文件的号召下，沈昌文一方面加强学习外语，先后翻译了多部阐释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控诉法西斯》《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等等。另一方面，沈昌文慢慢参与编辑组稿工作，在组稿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很多老一辈的文化人。他当时参与最多的，是编辑一项12年的翻译规划，用12年时间出版1.2亿字的外国名著译本。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等著作。

不过，出版社的大好形势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给打断了。人民出版社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单位，副社长曾彦修被定为文化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书里对曾彦修先生被划为右派的过程说得比较简略，这里稍微补充一下，曾彦修先生是一位非常有风骨的老革命家，也是党内的开明派，他曾任《南方日报》社长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1954年调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在2020年出版的《曾彦修访谈录》里，他回顾了反右运动时期的经历，他当时是社内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但他没有参与任何整人行动，相反，为了凑够右派指标，他竟然主动把自己报成了右派。在所有人都明哲保身，甚至为了自保不惜与家人、朋友、同事划清界限的情况下，曾公此举真可谓义薄云天。

沈昌文在书中坦承了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不义之举，并为之忏悔。比如，在文革中，作为领导的秘书，被迫“揭发”了长期对他关照有加的社长王子野，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

不过，在揭发的时候，他避重就轻，说：“王子野从来不喜欢在社里吃饭，每顿饭都要回家吃，这说明他一向不愿意同革命者打成一片，连生活细节上都刻意反对群众革命路线。”这样的揭发看似扣了很大的帽子，但实际上事情很小，明批暗保，最后蒙混过关。对于下属身不由己的行为，后来这位老领导并没有怪罪，而是选择了宽容和原谅。这种开明的作风，在当时人民出版社的不少领导身上都有。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沈昌文逐渐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的私欲是无法消灭的。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冰封逐渐解冻，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前所未有地爆发，迎来了如火如荼的“文化热”。图书市场逐渐兴旺，各种文学期刊、学术期刊、文化沙龙、艺术展览，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

在出版业蛰伏了近三十年的沈昌文，在思想、学识、技艺和人脉方面都已有长足的积累，他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开始真正登上属于他的历史舞台。

1980年3月，49岁的沈昌文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三联编辑室”主任，同时兼任《读书》杂志负责人。1985年，文化部批准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沈昌文被任命为首任总经理。直到1995年底退休，整整15年时间，沈昌文将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办得风生水起，为读书人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著作和文章。

今天人们谈起沈昌文，总是与三联书店紧密联系在一起。著名学者陈子善说，“没有沈昌文，就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执中国出版界牛耳的三联书店。”这句话并不为过。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没有分到一间房子，只分到了30万元和一两百本老三联版著作的版权。没有房子，全社人员只能分散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租平房和地下室办公，他戏谑地称编辑部为“阁楼里的男女”。

沈昌文在一些出版和文化前辈的支持下，胼手胝足地把三联推向了文化舞台的中央。他担任第一把手，不按老规矩称社长，而是命名为总经理，这是为了与国际上的公司制接轨，这在改革开放后也是开先河之举。

当时国内的出版社是有分工的，或者按地区分工，或者按专业分工。刚刚恢复建制的三联，如何在既有的出版格局中抢占作者和书稿资源，确立自己的专业定位，是沈昌文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港台和海外寻找资源，因为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出版社，他们通过关系，逐步联系到港台的罗孚、金庸、梁羽生、曹聚仁、陈冠中、蔡志忠、蒋勋、席慕蓉等作家和漫画家，推出他们的作品。其中，首次在中国大陆推出的金庸小说和蔡志忠漫画，格外火爆，已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时，三联大力联系海外华人学者，比如林毓生、余英时、张光直、黄仁宇、杜维明，这些学者用中文在海外写作，早已声誉卓著，三联陆续以丛书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他们的著作，为三联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品位。

此外，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合作，是沈昌文出版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编委会，由一批研究西方人文科学的青年学者组成，主编是甘阳，其他成员有周国平、陈嘉映、何光沪、陈平原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这个编委会推出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三十多种，“新知文库”近八十种，这些西方现代思想著作，极大地打开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营造了国内人文主义的思想氛围。

这些书当年到底有多火热？人们会在书店排长队争相购买这些书籍，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印到七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印到十万册。据说，当时校园里的青年人，如果不懂得“诗意的栖居”，说不上几句“存在先于本质”，都不好意思谈恋爱。

甘阳后来回忆称，“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这帮青年学人都是很狂妄的，“海德格尔是我们翻译的，还有谁有资格来审我们的稿。”他们原本打算与工人出版社合作，但没能谈妥，沈昌文听说了有这样一个编委会，便赶紧寻求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他承诺完全不干涉编委会的工作，一切选题、编写全部由编委会负责，他只管印书，于是合作达成了。这种识人的眼光和决断的魄力，是沈昌文能在短时间内开疆拓土的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说说《读书》杂志，这本杂志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不妨用历史学家雷颐先生的话来作参考，他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上，在当代中国精神发育和公共空间建构中，如果只能评选一本杂志，无疑首推《读书》。”

这本勇立思想潮头的杂志，云集了文史和社科领域最好的一批笔杆子。它给自己的定位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创刊号上，就打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它的思想开拓性，它的学术品位，以及它的风骨和姿态，在全国的刊物里都是标杆性的。

沈昌文曾对朋友说，“我把《读书》视作自己唯一的精神世界，……我更想把《读书》办成一个醇厚、耐读的文化刊物，能帮助人孕育一种文化精神，使得长读《读书》的人不仅是思想先进的，而且是睿智的，谦和的，平实的。”另外，他有一句名言：“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

《读书》杂志已经存活了四十多年，是沈昌文开创了它的黄金时代，人们也公认，在他主政时期的《读书》是最好看的。但是，办这样一本思想新锐的刊物，无疑会受到很多压力和挑战，他需要三天两头跑去做检查。

曾担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的陈昕，在《八八沈公》里提到沈昌文的“平衡艺术”，他说：“当年读书的作者队伍就是一个五线谱，杂货铺，左中右，老中青，都乐于为《读书》撰稿。每一期的组稿谋篇如同走钢丝、找平衡，需上下逢源，左右开弓；既要敢为人先，思想解放，学术开放，又要坚持底线，不改弦易辙；对历史事件，既要反思，又不能背叛……许多问题的尺度不好把握，但沈昌文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也许是年轻时做学徒、佣工和秘书的经历，让沈昌文懂得柔韧和迂回的艺术，懂得放低身段才能做成事情。

他不是一个学问家，他一辈子干出版，可谓读书无数，但他从不隐瞒自己功利的读书目的。他说，“尽管自己整日手不释卷，但一不是为兴趣，更不是求真理，而只是图出息。”但有时他也会正襟危坐，说道：“书是一个牵涉到灵魂的事情，包括作者的灵魂、读者的灵魂。对待灵魂的事情，我们要慎重。”

与沈昌文共事多年的《读书》编辑吴彬这样评价，“老沈有独特的工作和处事之道，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更乐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开口闭口‘我是商人’。”

作家王蒙则说，“他是出版工作的人精，有了沈公，让人觉得活着多了一点趣味。他很有自己的一些原则，但不苦大仇深。他不仅仅有义愤、悲情，还有很多幽默、乐趣……沈公这样的人让大家过得快乐，让大家在精神境界越来越开放。”

熟悉他的朋友们，都喜欢谈“沈公的饭局”，他在饭局上广结天下名士，认识各路“神仙”。他的很多书稿和文章选题，都是在饭局上敲定的。他从不讳言自己的穷苦出身，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一些世俗癖好，他喜欢自嘲为“无能、无为、无我之人”，但正因姿态放得足够低，人活得足够有趣，所以能被内心骄傲的读书人衷心拥戴。

纵观沈昌文的一生，既有风雨坎坷，也有风光无限，但他的自传以苏东坡的一句词“也无风雨也无晴”命名，足见他已经活得通透、超脱、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智慧老人，谁能不爱呢？

撰文、讲述：徐学勤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封面照片：草鹭文化提供

划重点

1. 他不仅推出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西方经典译丛，还兼任著名的思想文化刊物《读书》杂志的主编，从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学人之中，网罗了最具先锋精神的一批作者，把这本刊物办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向标。

2. 识人的眼光和决断的魄力，是沈昌文能在短时间内开疆拓土的重要原因。

3. 他喜欢自嘲为“无能、无为、无我之人”，但正因姿态放得足够低，人活得足够有趣，所以能被内心骄傲的读书人衷心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