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 邓一丁解读

《天真的人类学家》音频

关于作者

奈吉尔·巴利，英国人类学家。他拥有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曾在伦敦大学人类学系任教，在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担任馆长。他曾前往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地开展人类学研究工作，在人类学领域具备深厚的专业积累。

关于本书

本书记录了作者两次前往喀麦隆研究多瓦悠社会文化的经历。作者采用了风趣幽默的语言，通过对亲身经历的调侃，呈现了人类学研究中真实、琐碎的挑战，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透过职业人类学家的视角，获得对人类学工作的真实体感。

核心 内容

本次解读会为你讲述作者奈吉尔·巴利两次前往喀麦隆研究多瓦悠社会文化的经过。解读人重新整理了原书的线性叙事，将作者在研究中遭遇的困境归纳为来自生活、沟通和课题本身的三方面挑战，帮助你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职业的普遍处境。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邓一丁。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他曾两次前往喀麦隆，在那里的一个土著部落里开展人类学研究。这本书就是他对这两次研究经历的忠实记录。

我曾经在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学习人类学。在我读书的时候，奈吉尔的这本书出现在我们专业的必读书目上。但是和其他的人类学专业著作比起来，这本书又显得很特别。你要说它是一份调查报告吧，你在书里找不出多少实在的数据；你要说它提出了什么重要的理论见解吧，好像也并没有。换句话说，在人类学的专业领域里，这本书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学术性的真理；奈吉尔就是把自己做研究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这就奇怪了，一本并没有什么学术性的书，为什么会成为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书呢？

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这就好比一个老木匠带着徒弟们学手艺，从木材的质地、家具的结构，到锤子、凿子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方方面面的知识都给徒弟们讲明白了。等到徒弟们都摩拳擦掌，准备出师了，老木匠说，别忙，我再跟你们讲讲，干咱们这一行，到底有多少坑。这时候他讲的东西就会是，老李的木料总是以次充好，王胖子工钱给得不爽快，张财主家不能用红木，会犯忌讳……听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徒弟们才能明白，要想在木匠这一行安身立命，还得知道这么多门道。这些门道才是老师傅真正压箱底的东西。

在我看来，《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就是奈吉尔·巴利这位老前辈，讲给我们这些即将入行的年轻人听的，这一席压箱底的话。他讲的不是人类学这个学科，而是人类学家这个职业。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人类学家的工作中，都有哪些真实、琐碎的困境和挑战。所以，假如你有兴趣从行业内部的视角了解一下，人类学家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你可一定不能错过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

好，下面我们就跟随奈吉尔·巴利这位天真的人类学家，来看看他在这项一波三折的研究任务中都经历了哪些挑战。

时间来到1977年，我们的主人公奈吉尔·巴利，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类学家，正准备前往喀麦隆。在喀麦隆的山区里，居住着一群叫做“多瓦悠人”的土著。奈吉尔的任务，就是研究多瓦悠人的社会文化。

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呢？人类学的祖师爷，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给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学到的其他一切的能力和习惯。”

按照这个包罗万象的定义，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那可就不只是表面上的文化现象了，他们还需要研究生活在特定社会里的人是怎么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的。换句话说，人类学家不仅要研究人们怎么做，更要研究他们怎么想。比如说，在一个土著部落里，土著们怎么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眼中，疾病是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治疗？土著们为什么要在特定的仪式上跳特定的舞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装在土著们的脑袋里，需要人类学家当面向他们请教，把答案问出来。

既要随时随地观察土著们的生活，又要和他们进行深入的沟通，那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加入当地的社会，和土著们同吃同住。这是人类学家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奈吉尔别无选择，他必须想办法到达多瓦悠人的部落，并在部落里建立稳定的生活。

那这件事情有多难呢？我们不妨做个对比。今天我们要是想做一场跨国旅行，那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就是拜托旅行社，该交的钱交了，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专业人士来安排，他们会把我们送到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是人类学家的出行性质是学术研究；他们的出行周期很长，往往要在研究地点住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且有时候，他们甚至没法确定自己出行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

这样的行程，当然是没法请旅行社包办的。奈吉尔要去喀麦隆，跨国旅行的所有手续，以及交通、住宿大大小小的问题，都需要他自己来解决。除了这些，他还需要向研究机构申请科研经费，需要说服喀麦隆政府允许他入境搞研究，到了喀麦隆，他还需要找到多瓦悠人。在出发之前，他只是从一位同事的描述和研究机构的档案里，模模糊糊地知道在喀麦隆北部的山区里有这么一个土著民族。在见到多瓦悠人之前，他甚至没法确定这群人真实存在。他曾经看到过一则材料，上面说，“多瓦悠”这个词在喀麦隆土话里的意思是“没有人”。要只身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找到一群他都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人，这就是奈吉尔当时面临的挑战。

不过没办法，面对未知原本就是科研工作者的宿命。经过一番努力，奈吉尔搞到了研究经费和许可。在喀麦隆，几经波折，他也找到了多瓦悠人的部落，见到了他们的首领。这位首领倒是很好说话，他安排奈吉尔在自家院子里住了下来。摆在奈吉尔眼前的下一个挑战是吃饱肚子。

多瓦悠人的主要食物是小米和白蚁。虽然奈吉尔这个英国人吃不惯小米，倒也还能凑合着吃。可是白蚁实在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得了的。奈吉尔鼓起勇气尝试，每次也只能吃得下一两只。除了白蚁，多瓦悠人有时候也吃牛羊鸡之类的肉食。不过，多瓦悠人的部落在喀麦隆的深山里，在1970年代，那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喀麦隆气候炎热，这些肉食又没有经过防腐处理，很难长期保存，煮肉用的水也很难达到卫生标准。多瓦悠人从小就吃这样的食物，倒也习惯了，奈吉尔可实在没有多瓦悠人那样强悍的肠胃。

为了获得干净的蛋白质来源，奈吉尔决定自己养鸡，吃鸡蛋。他的这个做法反倒让多瓦悠人大倒胃口。在他们看来，鸡蛋是从鸡的排泄孔生出来的，肯定是一种非常脏的东西，不能拿来吃。而且，他们还相信，下蛋会让母鸡流失精力，与其让母鸡的精力白白流失，不如直接杀掉吃肉。奈吉尔可不知道这些，他找来了一群小鸡，精心喂养，好不容易养到了下蛋的那一天。结果，他请来协助他做研究的多瓦悠人看到鸡下蛋，当即就把鸡杀了，还兴冲冲地向奈吉尔邀功，说自己及时阻止了母鸡的精力流失。奈吉尔真是又好气又好笑。鸡蛋吃不成了，他只能强迫自己适应多瓦悠人的饮食。

吃饭还不是最大的问题。研究期间，奈吉尔在生活上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研究地点简陋的医疗条件。在一次行程中，奈吉尔的车突然转向失控，翻下了悬崖。简直像电影里演的一样，他的车在坠落途中被一棵树接住了，奈吉尔非常幸运，只受了轻伤。不过，他的上颚撞到了方向盘，两颗门牙摇摇欲坠，多半是保不住了。

他跑到最近的镇上就医。在手术室里，他向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人解释自己的遭遇，没想到对方二话不说，拿起钳子就把他的牙给拔了，连麻药都没打。奈吉尔整个人都懵了，忍着痛和对方争辩。那人被他说得不耐烦，撂下一句话，说：“你不满意我的治疗，我去给你把牙医叫来！”说完就走了，留下奈吉尔一个人坐在手术室里发呆。原来这人并不是牙医本人，只是牙医雇来的技工，除了拔牙，还兼职修手表。奈吉尔好不容易等来了真正的牙医，但这人也是个二把刀。他给奈吉尔补了一针麻醉，还装上了两颗塑料假牙。这两颗假牙装得很不牢靠，奈吉尔说话的时候会突然飞出去。而且祸不单行，因为注射麻醉剂的针头不干净，奈吉尔又染上了肝炎。

他又带病工作了一段时间，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一天傍晚，奈吉尔拖着沉重的身体去洗澡，走不多远，突然累得腿都迈不开了，只好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就在他动弹不得的时候，大雨倾盆而下。孤身坐在雨里，想起这一天还是自己的生日，奈吉尔忍不住放声大哭。幸好这时候有位朋友路过，发现了他，把他送进了医院。为了治疗肝炎，奈吉尔的研究中断了三个星期。而且医院也没能彻底治好他的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肝炎还反复发作，折磨着他的身体。

上面我们说到了来自跨国旅行、饮食和医疗三方面的挑战。其实，奈吉尔遭遇的挑战可远不止这些。为了办理各种手续，他还必须和喀麦隆的各级官员展开拉锯战；他还要想办法在部落里的各方势力之间斡旋，用钱和礼物打通主要的信息渠道；因为跨国转账的复杂手续，奈吉尔的研究经费迟迟没有到账，他又不得不求助于同样身处异国的同胞，向当地的欧洲传教士借钱渡过难关。这样大大小小的挑战一个接着一个，把奈吉尔折磨得筋疲力尽。

好不容易克服了生活上的挑战，奈吉尔好歹是在多瓦悠人的部落里定居下来了。不过别忘了，他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搞研究。前面说到，人类学家做研究，一项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和当地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最好还能使用当地的语言。可是到目前为止，奈吉尔还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多瓦悠语。

不会语言，学不就好了？今天的人类学家不是还能借助各种翻译工具吗？你要是这么想，就把问题想简单了。要知道，多瓦悠人可是生活在非洲深山里的土著，他们讲的是自己的传统语言，而且世世代代和外面的世界没什么交流。奈吉尔要想学会他们的语言，可没有现成的教材。在此之前，只有几位语言学家和传教士研究过多瓦悠语，留下来的资料非常有限。

不过幸好，经过当地的法国传教士长年累月的努力，还是有极少数的多瓦悠人皈依了基督教，接受过基本的教育，会讲法语。奈吉尔虽然是个英国人，法语倒还过关。他决定，雇用一位会讲法语的多瓦悠人，担任他的研究助理。

雇用一位助理，好像算不上什么挑战。但其实，在喀麦隆和非洲的许多传统社会里，雇佣关系可不只是花钱买服务这么简单。在多瓦悠人看来，雇主和佣工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富人和穷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求富人对穷人承担相当宽泛的义务。比方说，你是一个富人，家里有车，有一天你开车去城里，路上载了一个搭便车的多瓦悠人，到了目的地，这位乘客就会要求你负担他在城里吃饭住宿的费用。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要求不可理喻，但是在这位多瓦悠人看来，你让他上车就意味着包揽了他的旅行，是你开车把他载到了陌生的地方，怎么能就这样撒手不管呢？

雇佣关系也属于这种传统的富人和穷人的关系。在多瓦悠社会里，雇主是佣工的保护者和赞助人。这种关系可比我们通常理解的雇佣关系要开放得多。举个例子，假如你雇用了一位多瓦悠人为你工作，那你就有责任帮他垫付结婚的聘礼；等到他结了婚，假如他的太太或者子女生病了，你还有责任出钱给他们治病；假如你有什么东西不要了，想要转手，那你首先得经过你的佣工，在确认他不要之后，才能转送给别人，否则就是不礼貌。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里，雇主和佣工的私生活纠缠在一起，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奈吉尔找来的这位多瓦悠人助理名叫马修。他会用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向奈吉尔讨要好处。他会找来自己的亲戚，占据部落里最显眼的地方。只要奈吉尔一出现，马修便会冲上来抱住他的膝盖，大声赞美奈吉尔的慷慨，嘴里说的都是一些奈吉尔从未答应过的事情。马修的亲戚们也在一旁激动地掉眼泪，高声感谢奈吉尔给他们带来的一系列帮助。马修当着整个部落这么一闹，奈吉尔百口莫辩，不得不为那些他从未答应过的事情掏腰包。马修倒是觉得理所当然，按照多瓦悠人的习俗，奈吉尔既然是他的雇主，当然有责任支持他全家人的生活。

奈吉尔当然厌烦马修这么做，但他也无可奈何。要是没有马修，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展开。现在有了助理，奈吉尔终于可以学习多瓦悠语，也能和多瓦悠人进行一些基本的交流了。不过在一开始，这种交流进行得很不顺利，原因是奈吉尔还没搞懂多瓦悠人的语言习惯。

多瓦悠人见面，第一句话要说：“你的天空晴朗吗？”对方会回答：“很晴朗，你的呢？”先开口的人再回答：“我的也非常晴朗。”这套固定的问候语，任何两个人见面都得说，你要是不说，对方会觉得你冷淡，不想跟他交朋友。另外，多瓦悠人聊天也有特定的习惯。其中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另一个人要一边听，一边时不时地低声附和：“好”“对”“确实如此”，就像打电话的时候向对方表明自己还在线一样。假如不这么做，说话的人就会认为你对他说的内容不感兴趣，很快就会知趣地停下来。奈吉尔最初可不知道这些规矩，所以部落里的人们都不愿意和他聊天，觉得他既冷漠又没礼貌。奈吉尔感到很困惑，他请教了马修，才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即便熟悉了这些基本的语言习惯，奈吉尔还是经常会被多瓦悠人说的话搞得一头雾水。有一次，多瓦悠人举行一场庆典，奈吉尔向一位在场的人请教：“谁是庆典的主办人？”对方回答他：“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奈吉尔环顾四周，根本找不到什么头戴豪猪毛的男人。他又对那人说：“我没看到有这么个人啊？”对方回答他：“因为他今天没有戴。”

这段对话听起来，就好像那位多瓦悠人在故意捉弄奈吉尔。但实际上，这也是由多瓦悠人的语言习惯决定的。多瓦悠人习惯描述一件东西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现在是什么样子。这有点像大人教小孩认识概念。孩子问：“什么是汽车？”大人只会告诉他：“汽车是一种交通工具，烧油，有四个轮子。”他不会描述某一辆具体的车，也不会说明某些种类的车用的是天然气或者电能，还可能有六个轮子。像这样特殊的语言习惯，在多瓦悠语里大量存在。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奈吉尔总得费一番心思，才能搞清楚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上面说的这些都还只是沟通层面的困难。在研究中，奈吉尔面临的挑战，可不只有这一个方面。他还需要对每天收回的大量信息进行整理，从多瓦悠人的只言片语里，发现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再顺藤摸瓜，找到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建立一套能够解释多瓦悠社会文化的完整理论。这里面的每一环都涉及复杂的工作方法。如果你有兴趣，「每天听本书」解读过一本《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里面有些相关的内容，你不妨也找来听一听。

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奈吉尔终于基本掌握了多瓦悠语；通过和当地人沟通，他也了解了多瓦悠社会的方方面面；他还见证了几场重要的多瓦悠仪式，并且用录音机和照相机记录了一些宝贵的音频和图片。看起来，奈吉尔的研究终于上了正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奈吉尔的手上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素材，他是不是可以心满意足地背起行囊，回到英国去写他的研究报告了呢？

很可惜，还不行。奈吉尔明白，他的研究还有一项重大的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奈吉尔发现，在多瓦悠社会里，男性的成人礼是一种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奈吉尔长达十五个月的研究期间，多瓦悠人始终没有举行成人礼。奈吉尔审视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就像望着一幅拼图，四周大幅的画面都已经拼好了，但正中央却是一个空洞，成人礼这块拼图，他还没能拼上去。

这时候，摆在奈吉尔面前的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项终极难题：研究课题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它自身的时间节律。比如说，在中国，你要是想看到张灯结彩的元宵节，就必须等到正月十五，其他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做节日里的事，你也没法让人们专门表演给你看。多瓦悠社会也是这样，只不过这个社会的时间节律更加难以预料。多瓦悠人的成人礼通常每隔六到七年才会举行一次，而且具体的日期还会因为天气、作物的收成、准备仪式用品的进度等等的原因而变更。眼看着签证即将到期，成人礼却迟迟没有举行，奈吉尔只好无奈地结束了他的研究工作，带着遗憾返回了英国。

不过，奈吉尔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回国五个月后，他突然收到了一个多瓦悠人的消息，通知他成人礼即将举行。奈吉尔又惊又喜，他明白，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成人礼就真的遥遥无期了。他迅速收拾好行装，临时申请了一份为期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再次踏上了喀麦隆的土地。

到了多瓦悠人的部落，奈吉尔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发现人们真的在为成人礼做准备。男孩子们已经穿上了为成人礼特制的衣服，负责祈雨的酋长也为成人礼做过占卜：他将特制的圆形葫芦放进山上的溪水里，葫芦顺流而下，一路漂到山脚毫发未伤，说明成人礼可以如期举行。听到这样的消息，奈吉尔信心满满。他在部落里住下来，只等着成人礼举行的那一天。没想到这一次，他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不确定性又和奈吉尔开了个玩笑。他在部落里一天天地等待着，原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成人礼却迟迟没有动静。这是怎么回事呢？奈吉尔去向酋长请教，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答复：成人礼被取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酋长无奈地摇摇头，把他领到了田里。展现在奈吉尔眼前的是一幅荒诞的景象：成群的黑色毛毛虫正在吞没多瓦悠人种的小米。这场虫灾将导致整个部落颗粒无收。在多瓦悠人的成人礼上，必须要用到小米酿造的啤酒。那既然小米没有了，啤酒没有了，成人礼也就没有了。

就这样，奈吉尔前后两次前往喀麦隆，对多瓦悠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研究，却终究无缘见证多瓦悠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成人礼。回到英国后，奈吉尔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在学界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不过大概连奈吉尔自己也没想到，他把这两次研究的经历写成了两本幽默的小册子，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两本小册子合并出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今天看来，奈吉尔的名字在群星璀璨的人类学大咖们中间显得并不起眼。但他的这部作品，却帮助一代又一代年轻的人类学者，了解了这一行的苦辣酸甜。

奈吉尔的故事，我就为你讲到这里。最后，我想和你分享一点我读这本书的个人感受。

《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是用非常风趣幽默的语言写成的，许多读者的阅读体验是捧腹大笑。但是作为一名曾经的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我从书里读到的是研究工作的艰辛。奈吉尔的研究发生在1970年代，但是直到今天，人类学家们仍然面临着相似的挑战。

前段时间，我的一位老同学只身前往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进行一项人类学调研。我对约翰内斯堡毫无概念，又十分好奇，就打电话给她，想听听她在那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正在电话里天南地北地聊着，她突然压低声音告诉我，她暂时不方便通话，她乘坐的汽车正在通过一个暴力犯罪严重的街区，她需要保持安静，时刻警惕，免得被流弹击中，说完就挂掉了电话，只留下我在电话的这一头发呆。

就在我写下这篇说书稿的同时，我的这位老同学仍然在南非开展研究。奈吉尔那一代老前辈经历过的危险、疲劳、孤独和面对不确定性的无助，今天的这一代学者们仍然在经历着。这似乎就是人类学家这帮人的宿命，他们要亲自走进非洲的山区、南亚的庙宇、太平洋上的小岛，或者欧洲的难民营，睁大一双天真的眼睛，向那里的人们天真地发问。正是因为有了这群天真的人类学家，我们才有机会了解，在那些不为人知的遥远社会里，其他的人类同胞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也因此对他们多一些同情，少一些猜忌。这或许就是人类学家这个职业存在的意义。愿他们的眼睛永远天真。

撰稿、讲述：邓一丁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1. 人类学家的工作性质要求他们亲自加入当地的社会，与当地人共同生活。这是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2. 人类学家不仅要研究表面的文化现象，还要研究人类对自身社会文化的理解，这要求人类学家能够和当地人进行直接的交流，最好还能使用当地的语言。

3. 人类学家面对的终极挑战是研究课题本身的不确定性，这通常是由特定社会固有的时间节律导致的。